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出版产业一直把调整结构作为改革的主线。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我们这里仅对我国出版产业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一些实证分析,并对如何调整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提出一孔之见。

一、中国图书出版的产品结构

1.我国出版产业的产品结构

我国出版产业的产品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和音像制品四类。从改革开放以来它们所占的比例的变化如下(见表1):

表1　图书、期刊、报纸总印张(用纸量)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每年度的统计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用纸量比例有较大幅度下降,占总用纸量的比例不到原来的一半;期刊的比例也有所下降,下降比例将近一半;而报纸的比例迅速大幅度上升。如果按人均分配出版物的数量来说,情况与此也基本接近(见表2),如果从1979年算起的话,即报纸的人均拥有量增长最快,增长率超过136%,期刊次之,增长率为92%,图书人均拥有量增长最慢,增长率仅为12%。但近年来报纸的人均拥有量在逐步上升,而期刊和图书则连续多年基本维持不变,期刊一直徘徊在2册左右,图书甚至有所下降。

表2　出版物按人口分配数

资料来源:刘杲等:《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417页。

我国的音像与电子出版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它在整个出版份额中的比例还非常小,就其总量来说,对出版总量的影响程度很低。例如,2006年,全国音像制品的发行总金额25.42亿元,电子出版物销售金额5.9亿元。

就图书、期刊和报纸对出版的贡献率而言,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产业的增长有55%以上靠报纸推动,37%靠图书推动,而期刊对出版增长的贡献率只有8%^[1]。近年来,业内很多人主张大力发展期刊,这对于我国现在期刊业还不发达的现状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从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走过的弯路看,介于报纸与图书之间的期刊业不宜过分发育,日本“刊高书低”的情况已给日本出版业甚至给日本文化带来不利影响,美国资本对期刊业的投资也在不断下降(见表3),这种趋势值得我们注意。

表3　美国在出版领域的资本投资, 1985—1998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By the Numbers:Publishing,A Statistical Guide to the Publishing Industry,Gale Research Staff,1998,p.23。

2.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的产品结构

我国图书出版的产品结构呈现了供求不平衡以及产品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上面我们已对供求不平衡作了简要说明,这里我们重点对我国的图书产品的不均衡状况进行分析。所谓图书产品的不均衡突出表现在教材(课本)在整个图书结构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使得出版环节和发行环节对课本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教材的上升或下降对整个图书出版产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教材的总印张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见表4)。因此,当教材下降或保持稳定时,整个出版产业的增长也受到影响,这一特点暴露了我国出版产业的脆弱性。因为教材市场的扩容量有限,如果对教材的依赖状况不改变,我国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表4　中国书籍、课本、图片出版总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整理。

我国图书产品结构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一般书籍中面向大众的畅销图书品种较少,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很多面向大众的所谓畅销书(不仅是文学类,还包括管理等)动辄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从表5可以看出,美国图书消费类别中,商业图书和职业图书占据很大的比例,这两类图书加总超过50%的比例。而我国面向大众的畅销书籍很少,而且即使有这样的畅销书也是西方畅销书的引进版。这种状况使得我国一般图书的单品种平均销量和效益都很不理想,也影响了出版产业的整体规模和效益。

表5　1995年—1998年美国国内图书市场消费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周源:《发达国家出版管理制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3.采取均衡发展战略调整我国图书的产品结构

我国图书产品结构的均衡发展战略是指在图书总量方面要尽可能增加一般图书的比重,从提高民族素质的高度,从读者的需求出发,策划能够提高读者科学文化素质、人文修养等方面的大众读物,策划满足现代劳动者技能需要的应用性图书,直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根据我国的现状,一般书籍的比例应从现在的50%—60%提高到70%左右,这样,一方面有更加多样性的图书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摆脱长期以来对教材的依赖状况。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我国人文、社科类的品种相对于其他几个发达国家来说比例偏低,这种状况与我们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文明古国不相称,尤其是当前全民重视素质教育的情况下,更应在这方面多出好书,多出能引起大众阅读兴趣的精品图书。另外,我国的文学类图书与国外的比例差距较大(见表6),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响面最大、对人的影响最深的精神食粮,文学的繁荣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发掘和培育文学新人,也应是出版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要学习西方对畅销书的运作经验,使真正优秀的图书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阅读。经过一系列的结构方面的调整,使我国的图书品种结构更加合理。

表6　中、法、英、德、美四国的各类图书品种的百分比(%)(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周源:《发达国家出版管理制度》,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中国的分类数据系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2001)》(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整理^[2]。

二、中国图书出版的地区结构

1.我国图书出版业地区结构的现状

我国出版业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采取均衡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前,除北京、上海外,其余每个省市区基本上只有一个人民社,而且其出版定位也是所谓的“三化”,即“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国出版社总量增长4倍多,但组建和审批出版单位仍然按照均衡化发展的思路进行。从表7中可以看出,除了中央级出版社和上海的出版社外,每个地区出版社数量所占总数量的比例大体在6%—14%之间,每个省的出版社数量也在6—14个之间,各个地区基本上呈现均衡发展。

表7　2006年各地区出版社数量统计(含部分独立核算的副牌社)

根据《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2005—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统计。

从出版社规模看,社均销售码洋在4000万元上下的居多,社均规模最大的为中央级直属出版社,为5000万元多一点,社均销售收入最少的为东北地区,为2414万元。

从上面的数据看,我国图书出版社的数量和规模都呈现出地区均衡的发展态势,各个省市区的出版社性质是雷同的,大体上包括人民、文艺、科技、教育、古籍、少儿、大学这几类出版社,数量也大体相等(见表8),差别主要体现在大学社的多寡。每个省相同类别的出版社规模都大体相当,各省的教育社因承担教材出版任务,规模最大^[3],少儿类次之,古籍类都偏小^[4],城市出版社的规模也不大;在大学出版社中,师范类的规模相对较大一些。这种均衡状况与我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出版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它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和资源的依赖度是较高的,这种均衡发展的态势不是自然的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因素居多,它不利于发挥出版的集聚优势。美国的地域面积和我国的较为接近,但它们出版社的数量和规模的集中度远远高于我国。例如,美国出版社数量前5名的州所拥有的出版社数占其总数的比例达到40%,加州(19.20%)、密歇根州(11.70%)、纽约州(9.80%)、马萨诸塞州(9%)和宾夕法尼亚州(6.90%)5个州的图书销售额占到整个美国图书销售的近60%^[5]。日本的出版社有80%集中在东京,韩国的出版社有76.7%集中在汉城,其聚集程度是非常高的。我国出版产业这种地区和规模的均衡性和“同构性”,分散了出版的各种资源,不利于形成出版巨无霸,降低了出版的综合竞争力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是经济上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在出版中的反映。

表8　2006年若干省份出版社的数量和规模比较　(单位:万元)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出版年鉴》(2007)。

2.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调整我国图书出版的地区结构

产业竞争理论中有一种聚集经济理论,它是指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使得这些经济活动变得更加有效、合算。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聚集经济可以形成巨大的需求和供给,促进专业分工,产生与专业化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同时这种聚集有助于形成特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最小的需求阈限,从而有助于建立较为完善的商业、金融、教育和科研、交通运输、信息情报以及其他辅助性服务系统,形成较为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这种聚集地区还有利于形成较为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在文化、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组合能力,有利于对外交流并获得关键性要素投入,从而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和要素重组能力,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6]。当代著名的竞争理论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聚集理论(他称之为“集群理论”)对我们从全球的角度考虑竞争是很有帮助的。在他看来,竞争最激烈的集群对某些产业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战略地点,比如计算机行业的硅谷;对一个大国来说应该不止一个集群,通常会有两三个,每一集群针对不同的市场缝隙而建立。这种集群可以从国家中心发展为区域性中心,再发展为国际中心^[7]。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必须改变出版产业的地区均衡发展战略,采取非均衡战略,就是在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对出版产业进行大力培植和扶持,目前采取增加新出版社或者取消现有出版社来打破均衡显然不现实,但可以通过鼓励跨地区发展的出版集团在经济文化发达城市设立出版和发行分支机构,打破均衡发展的格局,在全国形成3—5个聚集效应明显的出版中心,并使其成为推动中国出版腾飞的发动机。

(本文原载《出版经济》2003年第2期,收录本书时作者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对有些数据进行了更新)

【注释】

[1]参见朱晓峰,刘拥军:《1978—1998中国出版业量化分析》,载http://www.bisenet.com/CGI-BIN/。

[2]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数据有些和西方的不对应,例如,关于“儿童读物及教科书”和其他相关的专业学科有交叉重复之处,为避免重复,这里采用的是“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的百分比,实际上要小于“儿童读物及教科书”的实际比例。

[3]陕西省是个例外,因陕西人民出版社承担了一部分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所以它的规模最大,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小学教材对出版规模的决定性作用。

[4]辽宁古籍出版社转成辽海出版社后实际上是代替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大部分职能,所以规模较大,这是中小学教材对出版规模起决定影响的又一个例证。

[5]By the Numbers:Publishing,A Statistical Guide to the Publishing Industry,Gale Research Staff, 1998, pp.64-65.

[6]参见胡汝银:《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46—149页。

[7]参见迈克尔·波特:《现代竞争分析》,载廖理等:《探求智慧之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