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做主持——记著名节目主持人苏京平

马　谛

苏京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最早一批节目主持人之一，在从事广播电台记者、节目主持人工作的33年间，先后创办、主持了《生活顾问》、《伟大祖国》、《家庭教育》、《京城人家》、《生活828》、《人生热线》、《自然·社会·人》、《您听我说》、《理财828》、《我的收藏》、《心目影院》、《老年之友》、《都市夜心情》、《快乐周末》、《京城帮帮团》等15档广播节目；担任过《夫妻剧场》、《生活广角》、《谁在说》、《情感部落格》、《身边》、《北京客》、《咱爸咱妈的美好生活》等电视节目的嘉宾主持、专家调解、节目策划等。曾获得中国新闻奖、北京新闻奖、中国广播播音作品一等奖，全国广播“金话筒”金奖、银奖、提名奖以及全国广播十佳节目主持人奖等近百项国家级、部委级、省市级大奖，是目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历最长、获奖最多的资深节目主持人之一，被台内外公认为“视广播为生命，视听众为亲人”的广播精英，是北京台一代广播人的骄傲。

有志事成何惧“剑走偏锋”

照苏京平的话说，自己没有受过播音主持方面的专业训练，没有练过吐字发声的基本功，再加上先天形成的“沙、嘶、噼、哑”的嗓音以及曾经的“口吃”，与周围“字正腔圆”的众多同事相比，自己非职业化的播音主持状态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早年的苏京平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一名节目主持人。也正因为如此，在苏京平已经成为主持人之后，他的同事还说，“苏京平当上主持人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北京台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一个特殊产物。”那么，苏京平究竟是怎样与“主持人”这个原本与他相距甚远的职业结下不解之缘的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走上主持人这条路真是有点儿‘剑走偏锋，歪打正着’。”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会有它的某些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偶然性。苏京平从一名普通记者转型为一名成功的节目主持人，同样有他个人富有命运感和传奇色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1977年，作为一名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城的北京知青，苏京平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时隔不久，他就幸运地加盟当年北京台最具实力的科技节目组，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回忆起刚参加工作时的经历，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老组长艾丰同志语重心长的三句话，“你可以不做总理正在做的工作，但你一定要思考总理正在思考的问题，因为你是记者”；“别人把你从门里推出来，你一定要设法从窗户再爬进去，因为你是记者”；“你有可能享到总统才能享到的福，但前提是你必须吃过要饭的人吃过的苦，因为你是记者”。对曾与他共事过的徐红、周博雄、丁图、张玉兆、陈久德、林荣华、王之琪、余鞠、王恒、吴兰、荆朝渝等许多同事的感人事迹，苏京平至今仍记忆犹新。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苏京平在面对一些“榜样”的离世时，不免会生发出“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伤，然而，作为一名在“职业榜样”的教诲中不断成长起来的人民广播事业工作者，他对来之不易的记者身份始终万分珍爱，对记者从事的光荣事业始终无比忠诚。多年来，他在“榜样力量”的激励下，坚持在节目内容上求真、求实，在节目形式上求新、求变，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节目制作标准，在主持人岗位上不辞辛劳、不断创新、不辱使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也吹进了苏京平的心田。在广播节目多元化、多样性发展的总体要求下，全国各地电台相继开始了以成立系列台、节目实行大板块、主持人、现场直播、热线互动为标志的广播节目结构性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不仅带来了广播节目的巨大变化，也直接催生了“节目主持人”这个行当的诞生，且逐步形成了广播节目主持个性化、个体化、个人化的特色。一批具有一定语言功力，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的记者勇敢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其来自一线的真情实感、敏锐观察，以及在话筒前的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在节目中如鱼得水、各显神通，成为国内首批主持人队伍中一道炫目的风景。这给正在当记者的苏京平带来了机遇，以“记者型主持人”定位的苏京平所具备的“杂交”优势得到了显现。于是，苏京平这株“奇花异草”开始崭露头角，并最终坐上了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宝座”。

然而，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并存的。1979年，苏京平等人曾在《科技时代》中创办了一个每天5分钟的早间栏目《生活顾问》。这个节目的主体部分采用记者现场采访的方式介绍一些生活小常识，然后由播音员为节目报个头和尾。由于节目中的播音量很小，有人提议，就这么一点工作量，干脆让记者一个人完成了吧。当领导把这个想法告诉当时还是记者的苏京平时，苏京平十分爽快地应承了下来，“那行，我就捎带手做了吧”。于是，他就“牛刀小试”地为这个节目“红烧”头、尾了。不曾想，就是他的这一“试”，竟然误打误撞把自己“试”进了主持人的行列之中。两年之后（1981年），有同事跟他说：“您干的这活儿以前叫记者，现在改叫主持了！”如今提起此事，苏京平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早知道是这么个情况，我当初本可以给自己起个艺名。现在的电台主持人，不起艺名的倒真是很罕见的了。”其实，苏京平心中倒也庆幸自己的这个“实名制”，认为主持人应该是一个有真名实姓的、有血有肉的、有真情实感的、真实的人。

担任了《生活顾问》节目的主持工作后，苏京平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越俎代庖”，相比专业节目主持人，自己的差距是很大的。要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节目主持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哑嗓”和“口吃”。关于“哑嗓”，他求教过业内的很多专家。其中，北京电影学院齐士龙教授的一句话解开了他的心结：“记住，你没有缺点，只有特点。”一向爱思考的苏京平从这句“片面”的教导中领悟到深刻的人生哲理：是啊，缺点往往是优点的延长，只要把缺点还原到作为优点存在的位置上，缺点就能转化为特点。只要辩证地“掌握一技之长，追求与众不同”，就有可能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活路来！于是，他放下思想包袱，在主持中强化自己当记者时练就的语势流畅、语气自然、语意完整、语词丰富、语法大体正确的说话习惯，用“思考的节奏”实现主持中“想—说—听”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达到脱口而出、出口成章、滔滔不绝的即兴讲述的“主持状态”。实践证明，苏京平“沙哑”的嗓音不仅没有成为他主持节目的“拦路虎”，相反，竟成了他绝地反击、与众不同的“特色”，得到了广大听众的认可。从自卑到自信，从自信到自觉，这不能不说是主持界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典型个案。

为了做好主持工作，苏京平在生活中处处留心观察。一次，他去长虹电影院看电影《少林寺》，在现场遇到了一群也来“看”电影的盲人，他好奇地询问：“你们怎么也来看电影啊？还给你们安排在最中间这么好的位置。”盲人有些自嘲地说：“只要使劲听，照样能过电影瘾！”苏京平暗想，健全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信息的70%来自视觉，盲人在丧失视觉能力的情况下，仅凭剩余的30%的感知能力能够“听懂”电影吗？电影开映后，苏京平就用心观察盲人们是怎么“看电影”的。结果他发现，盲人们虽然也会窃窃私语地交谈“剧情”，但是，对于电影里那些在明眼人看来很紧张、很混乱的打斗场面，他们却很难准确地了解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苏京平脑子里突生创意：如果明眼人去给盲人做视觉讲述，“告诉他，我看见了什么”，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一种视觉信息缺失的弥补呢？于是，苏京平尝试着把电影中的一些视觉元素（如人物的相貌、表情、动作，画面的场景、内容变化，光影的蒙太奇效果等）转化成现场讲述，看图说话，声情并茂地讲给盲人听。苏京平在进行了一段“讲电影”的自我训练之后，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语言节奏与思维节奏逐渐同步了（医学上认为，“口吃”问题主要是因为思维和语言的节奏不同步造成的，只要两者达到同步就会改变。这种同步训练只要坚持21次，“口吃”问题就能改观），他原先的“口吃”问题竟在无心插柳中得到了改变。这真正是“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啊！

在此基础上，苏京平总结出了一套视听二元结构的语言模式。即对听众而言，当把视觉信息转化为有声语言进行表达时，听众就能得到一个更为完整、丰富的信息，甚至会比听众通过视觉看到的信息更加富有想象力——其获得的想象空间比实际看到的还大。正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视觉为上下左右前后，听觉除了上下左右前后外，还有里外。听觉的开放性、伴随性、选择性以及超低成本投入，都是视觉无可比拟的。由此，他进一步推论：如果能够将广播的所谓劣势——“看不见”这个“缺点”还原到它作为优点存在的位置上，“看不见”就能转化为特点，劣势就能成为优势，弱势就成了强势——广播的优势也就是看不见。为了让看不见的听众听得明白，听得有滋有味，这就需要节目主持人（制作人）重视视觉信息的听觉转换，调动各种听觉手段，使本来在广播节目中“看不见”的视觉画面能够通过听觉想象而获得补偿，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广播艺术的传播效果。基于他成功的实践，苏京平说，在某种意义上，“广播的最高境界就是盲人的艺术。如果我们的广播节目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广播将会变得非常有味道，非常有意思”。

苏京平的这一研究成果正是得益于平日里主持节目时结识的一大批盲人听众。他与他们交朋友，与他们交流，听他们指点，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与启发。他常常对年轻的同行说：“我相信如果把广播节目做到让盲人都能‘历历在目’并为之感动的程度，那么，这个广播节目对于其他人的传播效果就不言自明了。”他说：“在工作中，我们往往会因为自己已亲眼目睹了现场情景，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听众对现场视觉信息的需求，‘一目了然’变成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上来就说，‘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站做现场采访。您好，您到哪儿去啊？’这样的表述与‘一群老年人，到北京五龙亭过队日，都戴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装扮得跟当年的少先队员似的。这些老年人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朗诵，还做游戏，周围很多游客都在围观……’的表述相比，前者的气氛就显得非常空洞、生硬、单调，缺乏应有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推导。这是因为主持人在现场报道的时候，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看不见’是广播的劣势，想当然地把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视觉信息给忽略了、‘贪污了’。其实，主持人倘若能够通过某种讲述的方式补充一些视觉信息，情况就会大大地改观。”他还说：“如果说影视节目很强调‘画外音’，那么，我们的广播节目要反过来强调‘音外画’。只有找到‘音外画’这种元素，才能使我们的广播节目变得更有味道。”苏京平在“视觉讲述”的自我训练中，不仅改掉了“口吃”的毛病，而且还运用“讲述”的方式进行广播节目的现场报道、看图说话、直播访谈、人物描绘、背景展示、场景再现……使节目出神入化、妙不可言。苏京平在主持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独具特色的“讲述体”，让一度自卑的他获益颇丰，“因祸得福”。

尽管“苏京平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但是听众为什么能“容忍”一个嗓音沙哑、由记者转型来做主持人的人“存活”了三十多年，而且还能让他不断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最终使他成就了主持界一个新的话语时代？这一切，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人生热线》　演绎世间真情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曾译制过一部名为《夜莺热线》的影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家广播公司的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生活故事。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国内广播人的极大关注。苏京平说：“那时才知道有这么一种形式的节目，采用主持人与听众互动的方式，把节目做得很‘刺激’。什么家庭暴力、心理疾患、抑郁、性困惑、自杀、吸毒、危机干预……《夜莺热线》的故事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心。我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也来做一档类似的节目呢？”事后，苏京平得知《夜莺热线》的译制配音人员真的就在广播电台办了一个叫《夜莺热线》的节目——这与苏京平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了。后来，随着“珠江模式”的异军突起及其在全国的迅速推广，“节目主持人”也逐渐被大家认同了。1993年，北京新闻台成立，苏京平向台里投标申请了一个此前几乎无人问津的晚间11点到12点的时段，很快他的申请就中标了。于是，他首当其冲办起了一档访谈类的晚间直播节目——《人生热线》。

说到当年策划《人生热线》节目的起因，苏京平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夜莺热线》热播引发的冲动；二是当时国内应运而生了一群新人——社会志愿者。当时的这批志愿者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一筠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专家，他们走出书斋，到社会上为大众做心理辅导，解决心理危机、婚恋危机、家庭危机，实施危机干预。这样的心理疏导在国外往往是以宗教方式实现的，比如说忏悔布道等等。那么，在中国可不可以有一种既不是那么生硬地做思想工作，又不是宗教宣传，而又为人的心灵服务的节目呢？比如说，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觉得至少有四个问题：生与死、苦与乐、爱与恨、贫与富。由这四大问题又衍生出种种的恩怨、情仇、是非、曲直、利弊、得失等等。能不能做一个解决这些问题和反映人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种种表现的节目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人生问题，所以节目的名字就叫《人生热线》。既然是“热线”，苏京平在构想节目形式时，认为每期节目都应该由主持人提出至少一个话题，讲富有命运感、社会性、生活化、人情味、时代特点、广播特色的人生故事，然后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现场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同时，节目开通热线电话，听众可以随时介入专家的谈话，可以任意和专家以及其他听众发生观点交锋和冲突。尽管这样一种颇具挑战性的悬念式策划给苏京平的主持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如节目现场常常会出现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场面，有时甚至会出现谁都不知道下面会怎么样的近乎“失控”了的局面，但是，他仍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他希望主持人、专家、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即兴的谈话，通过平等的交流与讨论，在让听众真正获得话语权的同时，起到既能沟通情感、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又能让人获得人生启示的作用。

1993年3月1日《人生热线》正式开播。当时，他心中最大的悬念是：在这么晚的时段播出，会有听众打来电话吗？如果真的没有听众打电话来怎么办？为了保证第一期节目“万无一失”，有人急中生智：让身边的同事每人找一位听众给节目打热线电话。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开播当天开通的“热线电话”竟然因电话过多而几度掉线，原先安排打电话的那些“托儿”的电话反倒一个也没能打进来。第二天《人生热线》就成了全北京的热点，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火暴京城了：《美国生活周刊》、美国之音、法国二台、德国一台等外国媒体纷纷找上门来采访，他们说中国的广播出现这样一个“让更多的人有说话的机会”的节目，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国内各家大小报刊更是纷纷来访，大加评说；很多专家学者也都自告奋勇来参加节目，觉得在这个历史时刻不能落后。对此，苏京平总结说：《人生热线》作为一个广播节目，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应运而生，方兴未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节目中，听众忽然发现有这么多人用南腔北调、各种语速、各种情绪、各种声音，非常戏剧性地去展现他们的人生态度，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一切在当时都显得很新奇。这种新奇还在于人们突然发现在公共媒体中居然出现了一个个私人空间，并且几乎所有的表达都是单称的“你、我、他”，基本上没有“们”。听众从节目里听到的往往是在当时只能在私人交谈中才有可能出现的话题，并且全部都是现场直播的。

苏京平记得一个从江苏扬州到北京打工的名叫孙嘉禾的小伙子，他小时候在老家放牛时就喜欢用胶泥捏各种小玩意儿，看见牛就能捏出一头牛来，看见羊就能捏出一只羊来，手特别巧。后来家乡的人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有天赋，就说：“扬州有八大怪，说不定你将来能成第九怪呢！只是你捏的东西太小，又没有名师指点，在咱们这儿也出不了多大名。”后来，他捏了一头牛，送到县里展览，县里的人对他赞扬有加，建议他到北京去学习，说北京有专门教捏牛的人。小孙为了实现到北京的梦想，先到安徽下煤矿去挖煤，拼命地干活攒钱。然后，他带着攒下的钱，捧着他捏得最好的一头牛，坐上火车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后，他七打听、八打听才知道有个中央美术学院，当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地处王府井的中央美院，人家告诉他上这儿来学习是要考试的，很多人考都考不进来，你怎么能随便就来上这个学呢？！可是，小孙很固执，抱着他捏的那头牛坐在学院门口就不走了。天黑了，人家看这孩子挺可怜的，就说“那你就在这儿当一段时间清扫工，攒点钱回老家去吧！”于是，小孙一口气承包了9个厕所，就在那儿干活了。在干活的过程中，他慢慢了解到美院里有一个雕塑系，那儿的牛也不是捏出来的，而是雕刻出来的。他太高兴了！每天干完活以后，他就去旁听。教授很感动，就对学生们说：“你们看看人家，一个农村来的，一个扫厕所的，都这么喜欢艺术，还跟着听课。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还不好好学，有什么道理啊！”转身对小孙说：“以后你扫完厕所，就到我们这儿来旁听吧。”教授使小孙成了一名旁听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小孙明白了雕塑是怎么回事，不时自己还小有作品。然而，小孙深知自己不是正式学生，没有名分，将来也很难融入这座城市，他开始纠结、困惑了。就在与老师们的交往中，细心的小孙注意到：有一对教授夫妻，他们有一个爱女因小脑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且至今还没出嫁。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他的心中翻起了波浪，他想：“如果我娶她为妻，不就能得到在北京生存的机会和各种名分吗？但我因此失去的又将是什么？我该怎么办呢？”带着这种苦恼，小孙求教于《人生热线》节目的专家，请专家给他指路，也请听众帮忙出主意。有些好心的听众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拿爱情开玩笑”，“你娶了她之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以后你再遇到心上人怎么办？”“我们都是过来人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说什么的都有。最后，小孙“力排众议”，“一意孤行”，还是娶了那个女孩子。婚后，他不愿别人说他是寄人篱下的“乘龙快婿”，于是离开美院，在美院对面的胡同里靠墙搭建起几个隔断，开了一家面馆，卖“孙大排面”，就这样靠卖面为生了。白天，他挥动砍刀卖大排面。晚上，小店关门后，他就拿起雕刀搞雕塑。《人生热线》的很多听众听了孙嘉禾的故事，都去吃他的大排面，顺便看看他和他的雕塑，看看他怎么生活，看看他到底在追求什么……

小孙的老家不在北京，他把《人生热线》当成了自己的“娘家”，在自己的面馆里“自作主张”地创建了一个《人生热线》联谊会，今天联系这个听众，明天联系那个听众，义务为节目组帮忙。小孙的店门上不时会挂出“今天本店全体店员去人艺看话剧”，或者“今日停业，本店店员到音乐厅听交响乐”。他是想告诉人们，他不只是为了挣钱，他是喜欢艺术的……有一天晚上，天下着雨，苏京平做完节目都12点了，他刚走到电台门口就看见小孙捧着一束鲜花站在雨中。苏京平忙问：“小孙，这么大雨，都12点了，你这是干吗呢？”站在门口的小孙说：“我给您送花来了，今天是咱们的生日呀！”苏京平这才想起来那天是3月1号，正好是《人生热线》开播一周年的日子。苏京平感激地说：“小孙，你真是一个有心人啊！那咱们到楼上坐一会吧。”小孙推辞说店里还有事要忙，说完就告辞走了。那时，小孙的店已经发展成连锁店了。然而，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小孙店里的一个店员就打电话找苏京平：“苏老师，不好了，我们店里出事了。”苏京平忙问：“出什么事了？”店员说：“昨天孙总从您那儿走了以后就去了东四（店），他见东四那个店里没有排骨了，就蹬着三轮到王府井（店）来拉排骨。结果，刚出路口就被对面来的一个面的‘咣’的一下子撞出二十多米……”苏京平忙问：“小孙人呢？”店员说：“人现在在清河停尸房了！”一个生命，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小孙的故事戛然而止。此前，《人生热线》节目一直在跟踪小孙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听众讲一讲，小孙最近又有什么进展了，他又有什么新的选择了，他做对了的或做错了的那些想入非非的事情，或那些逗乐的事儿。《人生热线》通过追踪孙嘉禾这个充满幻想到大都市寻找梦想的外来打工仔艰难曲折而又短暂的人生经历，让公众结识了一位现代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回应的听友特别多，有修地铁的、卖菜的，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总之，各种各样的打工群体都围绕着小孙的故事讲述着自己的梦想和现实，以及各种幸运和不幸的故事。就在小孙的母亲和弟弟到北京来为他办理后事的时候，《人生热线》做了孙嘉禾的最后一期节目。节目一开始，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是人艺的著名演员林连昆，他说：“你们今天晚上说的这个人（孙嘉禾）我认识，他不止一次来看我们的戏，他第一次挣的钱就捐给了我们。”当节目接近尾声时，最后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是著名指挥家郑晓瑛，她说：“这个人（孙嘉禾）不止一次来听我们的交响音乐会，他还到后台等着我，给我献花……”孙嘉禾的故事在《人生热线》节目中陆续讲述了两年多的时间，很多听众一直都挂念着他。

苏京平还清晰地记得有一个住在山东的男孩小明，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请家人千万别忘了到点的时候给他戴上耳机。小明是听着《人生热线》的现场直播离开这个世界的。

正如主持人苏京平所解析的那样：《人生热线》节目在播出的十几年中，数百个诸如此类的人物“走进”了电波，演绎着他们的不同人生。《人生热线》既不是一个单纯的访谈节目，也不是一种常规的服务节目，而是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故事，让你跟着他一起往前走，跟着他一起面对困惑……有时候你急不可耐地想去帮助他做出选择，有时候又很无奈地看着他们各行其是地去完成各自的人生轨迹。《人生热线》节目是一个高水准的研究人生、探讨人生的节目，也是一个通俗化、大众化、平民化的节目。其中，听众的参与和表现，专家的指导和点评，使节目收到了雅俗共赏的良好效果。

有关专家把《人生热线》节目的诞生，看成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种进步，看成是中国媒体关注人权、关注民生的一个风向标。

节目火了，但苏京平的担忧无时不在。他深知节目中那些人物故事虽然特别好听，但是仅凭这一点，节目不一定会长久。时间长了，人们难免觉得还不够“解渴”。因此，要维系一档高水准的节目，就必须吸引那些不仅能够参与节目，而且表达能力较强的人群成为节目的主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重视节目话题的设计。那么，如何设计出一些更有意义的话题呢？他认为，首先要在听众中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听众的需求。其次，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专家学者说的话不在于是否“好听”，而在于他们能否发出不同的“声音”。基于这样的想法，苏京平在每期节目中都要约请两位以上的专家，并期待他们能进行“交锋式”的探讨。比如说关于“自杀”的话题，他就曾约请研究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者各一人到节目现场，听听这些不同的学者对轻生问题的不同见解；同时，让这些专家在节目中与听众进行互动和交流，解答听众的疑问，倾听听众的心声。当时，在直播节目中采用直接对话这种形式是很出人意料的，也是难以掌控的。对主持人而言，这无疑是将自身置于“风口浪尖”上的一种高风险、高难度的挑战。然而，正是这种现场交流、即兴评述的节目形式，正是那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选题设计，使得《人生热线》节目能够在人们的关注中一直向前走去。(www.daowen.com)

令苏京平难忘的还有《人生热线》节目曾经做过的很多大气的、富有创意的，甚至是在中国广播史上独一份的大型策划活动，如司马台零点跨越、飞艇直播、楼兰直播、黄河直播、“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大型系列直播节目，等等。这些节目对听众来说，无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诱惑力。苏京平忘不了在藏区44天那每一天直播的日子，忘不了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28天的全程现场报道，以及堪称广播史上至今无人打破的记录——楼兰直播，更忘不了与武警合作在北京上空的飞艇直播。谈到飞艇直播，苏京平不无感慨：“我坐在飞艇上做现场直播，因为不能提前演习，所以无法预见，却要将空中看到的一切即兴同步讲出来。没有事先拟定的稿子，就这么一次性地用早期的砖头似的‘大哥大’进行现场直播……”不难看出，苏京平在回忆这些经历时流露出的一名新闻工作者所特有的欣慰与自豪。令他难忘的还有艰难的“黄河全程行”。按照他的说法，那次真是有点儿出生入死的感觉了。源头没有路，最后是人跳到沼泽地里，走在前头探路给汽车当标杆。水没了，汽车的水箱都开锅了，最后把携带着的饮料都倒在水箱里了依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车不行了就骑马，马不行了就改步行，最后终于到达了青海省玉树洲曲玛莱县麻多乡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找到约古宗列曲、卡日曲（“曲”，藏语，河源的意思）——黄河源头。当他亲眼目睹万里黄河的水最初是从海拔五千多米的一个隘小的地窟窿中静静涌出时，他强忍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不适，忘情地伏下身子品尝源头水，结果竟一口将黄河水喝得“断流”。他虔诚地把话筒伸过去，想把黄河源头出水口极其细微的水流声录下来，可是录音机上的电频指针却纹丝不动。于是他顺流而下，在离源头数米之外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陡坡，这时，黄河才借助地势上的这个小陡坡发出了犹如婴儿啼哭般的最初的水声！此时的苏京平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感叹道：“黄河之水天上来。她就是这样无声无息、清清白白地来到了世间！”在日后采访的每一路段，他不断地采录黄河水声，并将不同地段的黄河水声编辑在一起，以黄河全程“5464”公里数为象征，将黄河各段的水声编辑成了一个时长5′46″的“黄河音响微缩景观”，并把它放到系列节目《黄河的渡过》中播出，创造了我国电台节目连续播出纯水声五分多钟的记录。节目播出以后，听友充满深情地说：“我屏住呼吸，生怕遗漏掉了哪怕一秒钟”，“在这五分多钟里，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正是他，苏京平，凭着对理想的追求，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铺就了一条异彩纷呈的《人生热线》。

“三我”境界　彰显艺术人生

“记者型主持人”是苏京平给自己的明确定位。他说：“一个真正的记者要对得起作为记者所拥有的话语权。说话就要说真话、说实话、说真实的话、说追求真理的话……如果失信于民，那还何为‘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带着当记者时找到的“说话感觉”，转型为主持人后的苏京平一直坚持采、编、主持一体化的节目制作模式，从选题、构思、采访、编辑到主持，均由他一人担纲完成。因此，他对节目的内容胸有成竹，对语气、节奏、基调的掌控准确得当，对传播效果的达成判断也十分精准。在长期的主持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主持人应该追求的三重境界：本我境界、真我境界和大我境界。

苏京平认为，作为一名主持人，首先要达到“本我境界”。他说，主持人之所以能够脱口而出、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自圆其说，不仅因为他有口才，最主要的是他的思维方式要正确、得法。主持人要克服面对话筒时常感到说话不够顺畅的障碍，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不看稿件说话，即“脱稿”说话。主持人应该用自己最习惯的语言讲述最熟悉的事情，呈现出最自如、最惯常、最便捷的交流状态与方式。由于主持人是边想边说，而听众是边听边想，因此主持人与听众在“想”（思考）上就能达成思维节奏的一致，使得双方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并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交流状态。尽管主持节目时会有稿子，如关键词、串联词、人名、地名、时间、数字以及开场白、结束语等，但主持人一定要让这种有备而来的“有稿主持”听起来与“无稿主持”一样，要体现出思考的语言节奏，实现主持人语言表达的个性化、个体化与个人化，这样，才能进入主持的“本我境界”。

如前所述，苏京平曾在新中国成立45周年之际，创意并实施了乘飞艇直播，讲述空中俯瞰北京的种种见闻，并与听众实现地对空的现场对话。作为主持人的他，既不能进行直播前的“彩排”，也不能操控飞艇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他只能凭借多年“脱稿主持”的经验，面对大地上“流动的画面”即兴进行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言所语、所作所为都是“这一个”的独到体现，是由他的“本我”的品质、特点、风格、能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倘若主持人能够进入这样一个“本我境界”，那他就会成为主持人群峰竞秀中不可复制的一座山峰，从而实现他作为主持人的特有的存在价值。

其次，苏京平认为主持人要追求“真我境界”。他常常将主持人的“真”比喻成烹饪中的“盐”。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主持人怎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呢？是主持人的容貌？嗓音？口才？都不是。而是一个字：“真”。“真”如同“盐”一样，能吊百味而本身“隐而不见”。放盐的道理既简单又复杂，而且很深刻。求真与放盐一样，要因人、因时而变，不能千篇一律。主持人要达到“真我境界”，不下一番苦工夫是难以达到的。

有过九年知青生活磨炼的苏京平，一直保持着朴实勤俭的生活习惯。尽管工作环境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可他在电台工作的三十多年间，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对此，老领导艾丰十分赞赏。艾老专门为他算了一笔账：每天上下班骑两小时车，就意味着一年12个月中有一个月在不停地蹬车。如果把这样的运动变为“到听众想去的任何地方”，那该是何等壮观的“行为艺术”，是多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啊！是啊，记者就应该是行者。在苏京平主持的《人生热线》节目中，有很多节目的选题、采访线索正是在他的“骑行生涯”中观察、捕捉到的。“在行中能人所不能，在行中为历史打草稿”，苏京平在行中体验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情怀。

一次下班途中，苏京平看见马路牙子上坐着一个外来男青年，身前戳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妈只生我一个，我想有个姐姐。谁能当我的姐姐，请与我联系”，下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苏京平停下自行车，在不远处观察过往行人的反应。他发现多数人都用质疑的眼光打量小伙子，几乎没有人主动与他搭讪。他记下了小伙子的电话号码，并主动与小伙子联系。后来得知小伙子因父母离异、女友自杀，正处于情感崩溃的边缘，他希望通过自己创作的歌曲，寻觅知音。苏京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当今年轻人在遇到挫折时勇敢面对、选择坚强的很好的案例。于是，他将小伙子请进了直播间，在《人生热线》节目中，小伙子的歌声、心声引发了听众们的思考，大家就独生子女、单亲家庭、青春期教育、心理危机干预等话题坦诚地展开讨论，给了小伙子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又有一次，苏京平在骑车途中路过一个修车摊，看见修车师傅正摆弄一台小巧的发电机，就问：“这年头谁家还使这样的发电机呀？”师傅感叹道：“这事还真新鲜，一个老同志让我赶紧修，说是要带着它去延安贫困山区给没电的乡亲们放电视，看春晚。”苏京平心头一热：“‘京城老人抢修发电机，为延安老乡送上新春祝福’，这不是一条好新闻吗？”他转念又想，这位老人怎么会想到去延安放电视呢？为了弄清原因，他顺藤摸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沈为备老人。探访老沈后得知，老沈的儿子曾在延安插队，回京后不止一次说起革命老区如何贫困。老沈大为震惊，说什么也要到延安去扶贫。于是，老沈长途跋涉去了延安地区最贫困的子长县涧峪岔乡宽焉村。当时，那个村子还没有通电，既贫穷又闭塞。为让那里的老乡们能看上电视，老沈背上他省吃俭用从喀麦隆买回的彩电和托人从日本买来的一台小型发电机，踏上了为延安老乡放电视的扶贫之路。到苏京平得知老沈为延安老乡放电视这一消息的时候，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苏京平被老沈的事迹打动了，他决定悄悄随老沈去延安“微服私访”。去到延安后，苏京平亲眼目睹了老沈为当地修的公路、建的服务楼、办的希望小学、引进的新型果蔬；亲耳听到乡亲们讲述第一次看电视的神奇经历；切身感受了老沈住的土窑洞……苏京平被深深地感动了！他采访制作了一期音响丰富、感人至深的访谈节目，标题就是当地老百姓说的一句话——《老沈是个真党员》。节目中主人公的所有故事都真实得让人触手可及。苏京平用最直接、最真实的现场音响和最真切、最质朴的话语打动了听众，也打动了“金话筒”奖的评委们，他获得了那一届的“金话筒”银奖。回想起来，苏京平为自己当年的决定而庆幸：“如果我当初仅仅满足于车摊上的‘道听途说’，仅仅停留在采访的间接见闻上，一切恐怕就另当别论了。”

在苏京平主持的节目中，这种“捡”来的节目比比皆是，这使得他的节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趣、言之有用。这些收获得益于他在骑车时坚持勤于观察、善于发现、亲身体验的良好习惯。同时，这些收获也印证了“记者必须是行者、智者、创者”的说法。

1997年9月的一天，苏京平到友谊医院采访院庆活动。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当时已七十高龄，仍坚守在麻风病临床研究第一线的归国华侨李桓英教授。当他得知李教授每年都要到云南边远地区的麻风寨进行麻风病的临床诊疗研究时，怀着一腔敬意和种种困惑的苏京平决定同李教授一起前往云南进行实地采访，他要亲眼目睹李教授是如何与这种被称为“把人变成鬼”的可怕传染病打交道的。尽管此行的艰苦苏京平早有思想准备，也看过一些相关资料，但现实的场景仍然使他震惊不已：麻风病人整夜双目圆睁，闭不上眼，睡觉时只能用树叶把眼睛遮住；不少人手脚被炉火烧焦，被老鼠咬伤，腐蚀溃烂；还有那些“兔眼”、“鹰爪”、“狮面”的恐怖面容……若不是亲眼所见，苏京平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然而，李教授见到这些病人就立刻热烈拥抱、问寒问暖、掰着他们的手脚查看病情、与他们共进午餐、同枕午休的场面深深地感动着苏京平。在李教授的真情感染下，苏京平的心情由开始的恐惧转为平和。采访中，他不仅缓解了紧张的情绪，而且轻松自如地与病人交谈，了解情况……当他在采访中得知村里一位老人因患麻风病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大义灭亲”地推进一个深坑活活饿死的悲剧之后，他想方设法找到了那个深坑，先投进两块石头录下“嘭嘭”的石头声，然后伏下身子趴在洞口，对着深坑大声呼喊：“我们来了，您听见了吗？还记得当初的情景吗？”……苏京平饱含深情的“投石问坑”，既表达了一个新闻人强烈的人文情怀，也控诉了疾病对人性的泯灭，讴歌了李教授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就在李教授一行临别麻风寨的那天，在村口遇到了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那天正巧是李教授的生日。为了表达对李教授真挚的谢意，苏京平提议让孩子们为李教授唱一首歌，这时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扯着嗓子大声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唱到“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时，李教授已是老泪纵横……这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场景。苏京平给这期书信体结构的主持人节目取名为《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广大听众除了被节目主人公李桓英教授的高尚精神所感染外，也对节目主持人苏京平随行深入麻风病山寨一线采访的勇气与责任赞叹不已。无疑，这期节目再次深深地打动了评委们，它使苏京平当之无愧地捧回了“金话筒”的金奖！

原新华社社长、著名记者郭超人说过：“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个好记者。”苏京平做了人们没有想到没有做到的事，他是一个好记者，也是一个好主持人。他主张，凡是主持人最好先当记者。这样，主持人就能够用记者的阅历扩展自己的见闻感受，用记者的敏锐练就自己的独到视角，用记者的活跃筑就自己的交往平台；同时，主持人就能够以记者的身份深入社会基层、底层，体验另类生活，以记者的名义见义勇为、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只有这样，主持人才会更加在意“真我”的价值，才会视“真我”为生命，才能不断进取和创新。苏京平勇于创新进取的精神正是源于他的“真我”所释放的能量与激情，源于他的“真我”所赋予的顽强与果敢，源于他的“真我”所催生的希望与理想，源于他的“真我”所追求的幸福与安宁……这一切使他始终践行着一个主持人“求真、求善、求美”的人生理想。

最后，苏京平认为主持人要能够追求“大我境界”。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老人”，苏京平常常告诫那些新到台里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被头上那道职业的光环所迷惑。”的确，“主持人”这个金字招牌常使某些当事者眼花缭乱，有了几次采访经历，就误以为自己真成了无所不能的“无冕之王”了。他始终认为，主持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所谓“大我境界”，就是一种“超然的感觉”，“充满”空间但不“占有”空间。这种感觉能使主持人把自己“清空”、“归零”，回归为一个普通的听众，最好是一个普通的盲人听众。这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最佳定位，也是苏京平能够坦然处世、宠辱不惊的定力所在。

1998年抗洪时，苏京平正好回到阔别了20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他听到防汛的紧急情况时，多年记者生涯的他敏感地意识到将有一场大难来临。他匆匆辞别了父老乡亲，赶到省城哈尔滨。眼前的情景是：洪水已漫上江边街头，到处是围堰的沙袋，不断有管涌的消息传来。还有传言说太阳岛将被淹没，更有人说那里已经失守……此时，苏京平仿佛看到北京的听众渴望了解真情的眼神，他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为了亲自上太阳岛了解情况，他通过兵团战友的特殊关系，搞到唯一一张上岛的特别通行证。上岛之后，他寻访到了岛上唯一一户还没有撤离的居民王大爷。他住进了王大爷家，并通过王大爷家的座机电话随时向北京传递最新的岛上见闻。而王大爷为了配合苏京平的报道，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扎了一个竹筏子，说是一旦大水淹了家，就和苏京平一起划竹筏子撤离。当时，太阳岛上只剩下苏京平一个“战地”记者了。他说他为自己能够在关键时刻坚守“前线”而得意，为自己能够在抗洪最前线主持节目而欣慰。这时，他有一种唱国歌、升国旗的感觉，平生一种背水一战、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不是我比别人更聪明，而是我比别人离炮火更近”，事后苏京平重温这句名言，再一次体会到了“大我”的感觉。

在抗击“非典”时期，坚守在直播间主持《和你在一起》节目的苏京平，每天骑车上下班时，总要路过自家附近的一幢居民楼，总会遇到一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妻——衰老的妇人搀扶着患脑血栓的丈夫在练习行走。每次见面，老夫妻总是欲言又止地朝他张望，向他点头致意。苏京平心想，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跟两位老人好好聊聊。不想老大爷在去医院复查脑血栓病情时，不慎感染上了“非典”。紧接着，到医院送饭的老太太也感染上了“非典”。尽管医护人员奋力抢救，但因二老年迈体弱最终没能抵御住强大的病魔，双双离开了人世。事后，当苏京平从老人女儿那里得知二老每天晚上都等着收听自己的节目，是自己的忠实听众的时候，不由得痛心疾首。他后悔自己在多少次路遇时竟没下过一次车，哪怕与老人说上两句话……苏京平从窗口往外望去，发现老人住的房间距离自家不过15米远，回想起自己常常午夜回家时，还不时看见老人家里的电视一闪一闪……想必有多少个夜晚，就在距离自家不足15米的地方，两位耄耋老人依偎在收音机旁，始终与自己共欢乐、同忧愁，用绵薄的生命之光默默地陪伴着自己……尽管苏京平已经有三十多年的主持经历，也编辑、采访过无数感人的故事，但这一件事却让他至今深为遗憾。从那以后，每当苏京平坐在直播间，他眼前总会闪现出这两位老人的身影。他觉得自己不是在主持节目，而是在伺候二老，是在与他们聊天，是在倾听他们的心里话……他深切地感到，一个主持人的最佳工作心态就是要以听众为主体，就是要把自己还原到听众的位置上。

为了成就一种“大我”的存在，苏京平开始逐渐从一个广播人向社会人转换。他千方百计“打入”各种环保、维权、教育、文化、劳工等社会公益组织中，在相关的电视、网络节目中出任嘉宾，与艾滋病、抑郁症、癌症等各种患者交朋友；他拥有一大批随时提供线索、提供信息的听众；他时常能邀请到一些“惊世骇俗”的人物；他能够随时捕捉校园的新思潮、新人物；他不仅参与实施对轻生者的心理危机干预，也是各种野外生存、挑战极限活动的积极行动者；他“迫使”自己每天看十份报纸，研究一本杂志，每周阅读一本学术著作，每月浏览一部长篇小说，他要让自己不仅成为“知识分子”，也要成为“知道分子”，从记者型主持人逐步走向学者型、专家型主持人，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

在每一次直播之前，苏京平都会告诫自己：“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对得起听众。”当每一次节目开始曲奏响时，他又会对自己说：“这是我的第一次，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一切从头开始！”

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苏京平，就是这样做主持。

如今，年逾花甲、疾病缠身的苏京平，虽然已经告别了节目主持人这个公众舞台，然而一个承载着信念与希望、感恩与感悟、健康与幸福、快乐与尊严的属于他的生命舞台还待他继续主持。我们相信：这位曾用一颗“求真、求善、求美”的心，出色地主持过自己热爱的广播节目的优秀主持人，依然会用他那颗真、善、美的心，主持好自己人生的“夕阳红”节目。

采访录音整理：杜蕾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