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语的非形态性对有声语言表达的影响——汉英有声语言表达比较研究

裴　蕾

在对西方广播电视节目的引进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在借鉴西方的一些播音主持语言样式。但是，汉语有声语言表达可否随意模仿英语有声语言表达的样式，从汉英这两种语言的各自特点入手进行研究还是有必要的。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而英语属印欧语系，是典型的形态语言，二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洪堡特论到汉语时曾写道：“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它“在语法构造上几乎完全不同于一切已知的语言。”^[1]尽管洪堡特说这话时我国还未兴起“白话运动”，但宋元时期就已开始盛行以白话写作的“话本小说”，且无论是古文还是白话文，仍同是汉语而非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加之发端于《马氏文通》的汉语研究视角和方法，其流弊和争议也沿袭至今，后虽又有转换生成语法等其他源于西方的研究方法，但汉语在很多方面确实具有区别于印欧语的特征，这一点已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少语言学者所承认。我们认为，这些区别和差异，至少是汉语的非形态性这一点，不可能不对有声语言表达产生相应的影响。

作为非形态语言，“汉语的主流……同汉字有稳定的联系”，^[2]汉字体系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字母文字的体系，是一种古老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字体系，表音性差而表意性强；另一方面，在表意的过程中，汉语的非形态性又使得汉字本身并不具备屈折变化，我们不能给原有的汉字添加语法标志以表达时、数、格等等更为精确的含义，在句子当中，一般也会尽量少地使用不具实际意义而只体现语法关系的种种“小词”。这样一来，跟英语相比，汉语有声语言表达中，语义和逻辑关系等方面的不足就要在更大程度上靠言语主体的语气、重音、停连、节奏等来弥补，因而言语主体自身的素养、语感等主观因素就会在汉语有声语言表达中起到相对更大的作用。尤其对于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准确而恰如其分地表达节目所要传递的信息和思想感情，仅凭有稿子或者有话说、说得热闹是不够的。且不谈言语的感染力、影响力，单就“说清楚没有”、受众“听明白没有”这一点来说，汉语的非形态性并不使我们拥有现成的方便，若是抛开汉语自身的特点而在语言样式上任意“创新”，无异于试图以己之短得人所长，实在是不现实的。

英语则是一种表音性强的语言，英语和英文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同时，它又是一种形态语言，语法结构非常严谨，可按照相应的语法规律和一致性原则改变英文单词的字形，比如为原有单词添加前缀、后缀，或其他各种规则或不规则的变化；也可根据需要在句子当中添加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可准确表达语法关系的各种“小词”；再加上英语单词以多音节为主，每个单词都有其固定的重音，又多以辅音结尾，所以英语口语中就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大量的“连读”现象，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语音自身引起的，并不特别受意义的支配（或者说并不特别受言语主体对语义的理解与感受所支配），一般不会影响语义的准确性，因语义方面的问题已经通过相应的形态变化较为清晰地反映在单词本身上面了。这样，丰富的语法标志、多样的屈折变化就给英语有声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和精细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相比汉语来说，可以在客观上减轻言语主体在语义表述准确性方面的压力，因此，跟汉语有声语言表达相比，言语主体可以相对随意地处理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有声语言的外部技巧，丰富自己的语言样式。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defense team pain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icture of the 34-year-old husband and father from a prominent and wealthy family in Riyadh.Yes，his lawyer said that，Mr.Al-Hussayen did maintain a variety of general news and religious web sites，but insisted that in no way did his client support or finance terrorism.^[3]

在播读这一小段文字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连读，特别是第一句，读起来几乎词词都连、个个音节都连。显而易见，这一系列连读并不是语义表达的特殊需要，连读也不会使句子产生歧义，不会影响听者对这段话的理解，播音员也就不需要在语义的准确性上有过多压力，只要清晰流畅地读出来即可。对于英语朗读初学者来说，即使其中有若干词汇压根儿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要掌握基本的英语语音常识都能比较准确流畅地读出来，发音较好的朗读者甚至可以在不完全懂得句子意义的情况下也能读得相当不错。退一步讲，英语单词的多音节性使其每个单词不必像单音节性的汉字那样负载大量的信息，即便一两个音节读不清也不大影响对整个单词的理解，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连读本身并不构成销蚀语义准确度的要件，言语主体也就无须特别考虑音节词句的停顿或连接；我们更看到，丰富的形态标志使得英语句子中“所有的东西连续而稳固地组织为一个整体，而且其连续性体现在词本身上面；…词依据功能而变易其形式；…使听者有可能根据说出的语音跟踪思想的轨迹，即，听者不必中断思考，去填补词语留下的思想缺口”。^[4]正因为“语法标记成为词的内在成分”并直接从字形的变化和相应的语音上体现出来，从而大大减轻了言语主体有声语言表达在语气重音等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些，我们将另文进一步详细分析论述。

这就是英语作为形态语言所具有的优势。相比汉语有声语言表达来说，其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直至语调等都更加自由，不必再过多顾及语义的准确。所以，我们看到，国外很多母语为英语的主持人可以根据节目或自身表达的需要，使用起伏较大的语调，停连、节奏等的处理也都随意得多，这些非但不会影响语义的传递，反而体现出英语有声语言的特点。可若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不加分辨一味模仿，则这样模仿出来的语言样式形象点儿说，应属“非典型”的汉语有声语言表达样式，即体现不出汉语自身所固有的特色和优势的语言样式。尽管这种“非典型”语言样式也有其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适应性，尽管所谓“典型”的汉语表达样式给人的刻板印象似乎也只适应所谓同样“典型”或“主流”的广播电视节目，但这就需要另外加以研究，而并非本文所探讨的主题了。

那么，汉语有声语言表达的特色和优势又从何而来呢？可以确定的是，它的优势至少不是从“语音”而来，肯定更不是从“形态性”而来。如前所说，作为非形态性的汉语，其有声语言表达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言语主体对“语义”的理解把握及其对言语内涵的外化能力。

这里可以再从汉语本身的特点稍微展开来分析一下。

我们清楚，汉语拼音和汉字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单单依据某个汉字的字形很难看出其读音。除了形声字勉强算得上音义兼备之外，绝大多数汉字并不具有“形兼音义”的特征，“内在结合的脆弱性确实是汉字形音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5]因此，汉语是一种表音性较差的语言，文字本身并不直接反映其读音；而且因汉字多以元音收尾，^[6]加上汉语历史上长期的单音节性，就使得汉语有声语言中音节的颗粒性较强，连读现象并不多见，即使稿件中并没有任何生字，也不能随意处理停连、节奏和语调，有声语言表达中哪儿停哪儿连并不取决于语音自身，而主要是由语义来决定的。

但是，如前所述，汉语既然属于非形态语言，它就很少在语句中提供充足的语法标志来界定语义，更不能像英语那样随时改变字形（相应地也改变字音）作为语法变化的标记，读者或听众也就无法直接从字形或字音的变化上准确地把握意义，因此，相对于英语等印欧语，汉语的语义即使在最基本的语言生存层面上，也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对上下文的理解和把握。在形态变化这一点上，即使同样使用象形方块文字的希伯来语（闪米特语系）的变化也比汉语要丰富，其字形也有阴性阳性、单数多数、词干时态等等诸多变化，可依不同情况在词首或词尾加上类似偏旁部首的前缀或后缀以区分语义，虽不及英语语法那么严谨，但其词形变化所发挥的“形兼音义”功能仍要比汉语强大得多，直接从语音上也能获取时、数、格等比较精确的语义信息，对上下文的依赖虽比英语多些，但比起汉语来，语法形态本身已算是准确丰富得多了。

正是汉语的非形态性特征，不可避免地对有声语言表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语有声语言与汉字之间所存在的先天性矛盾以及汉语的非形态性，迫使言语主体“把注意力从语音以及语音与概念的关系上面引开；…精神必然完全转向概念”。^[7]有声语言主体，特别是播音员主持人，常常需要更多地以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来弥补言语本身各种形态标志上的欠缺，以更加准确地展现言语的意义和内涵，对此我们还将另文进一步论述，这里先来分析一段电台节目的主持词：

当我被这个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像暴君一样残酷无情、像恶魔一样法力无边又像懒汉一样厚颜无耻的夏天简直逼得无处藏身的时候，只好征求台长大人的恩准和各位乘客的谅解，逃往烟台的海滨，去向大海借一点清凉。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这阔别八九天的播音室里和我亲爱的乘客们中间。是的，尽管只有八九天，但是在我的印象里，用阔别这个词是恰当的，这的确是我真实的感受。出去了才发现我一直想念这个城市和这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每一处风景，想念以前我曾经在旅行中诅咒过的那个被四方楼群限定的天空，而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还有依然乱七八糟的西三环，它将来一定会很美。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可能驾驶一辆真正的老式汽车去那里兜风，一定非常过瘾，而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但愿我能像当年孙大圣向海龙王借金箍棒一样借来大海的清凉，带回到老式汽车的旅途中，与你分享。^[8]

这类的话语样式，在电台节目主持中是非常常见的。若是默读这段话，或者用心听电台的这段节目，没人会对这段话的意思产生什么疑问，听众都能够立刻了解主持人大致是什么时候去了烟台海滨、什么时候回来的，也能毫不费力地知道其中的种种感受分别是他在何时所生发的。可是，假如听众并不是专注地听节目，而是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分心在做别的事情，就不见得一下子能听清楚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了。(www.daowen.com)

我们看到，这段话涉及了多个事件、多个地点、多种时态、多种心情。由于汉语没有英语那么精确的形态标志，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几个动作，诸如“逼得无处藏身”、“征求台长大人的恩准和各位乘客的谅解”、“逃往烟台的海滨”、“去向大海借一点清凉”等，若是孤立地看，则完全看不出这一连串动作究竟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是已经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非得看到句“现在我回来了”的时候才能确定。因此，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和当下的言语主体，主持人一般不会只是以单调的语气平铺直叙地说这段话，让听众被动地等着听句，而往往会以相应的感情色彩和略有变化的语气尽量使听众一下子就感受到，他是在讲述已经过去了的一件事，是就已经做完了的事情跟听众分享自己的心情。在这一讲述过程中，主持人说话的情绪和语气色彩很关键。假如主持人的言语中透出的尽是兴奋或期盼，或者过于强调台长的“恩准”和乘客的“谅解”这两个词，乍一听就极有可能会让听众误以为他是在跟听众告别，“将要”去烟台海滨度假而不是“已经”回来了。这种可能产生的误解并非语言组织不当，而是汉语本身的非形态性造成的，常常需要主持人以自己的有声语言来弥补汉语语法在时态方面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我们看到，句开头的“出去了才发现”中的“了”字倒是开门见山地提示，“发现”和接下来的一系列感受都是过去时，可之后的其他动词“想念”、“旅行”、“诅咒”和“限定”却因不具备屈折变化，仍是以不变应万变地待在那里，并不能像英语那样根据一致性原则改变词形、加上时态标志，从而进一步精确体现这一系列动作发生的时间。若不结合句子开头的“出去了才发现”，单看后半句这一串动作本身，完全不能确定这是在说“现在”想念还是在说“过去”想念，因而也不能确定他是现在在“北京”想念，还是过去在“海滨”想念。所以，要是主持人处理不当，未以“回想”的语气和相应的感情色彩从开始贯穿下去的话，听众就不能立刻确定他所表达的是“过去”在海滨想念北京时的感受，反而有可能误以为主持人是在说“现在”正想念北京以外的某个城市，这样一来，接下来的句“而现在看起来”听起来就乱了。而即使人们听清楚了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并非当下发生的事，可它究竟仅仅是“过去时”呢，还是“过去进行时”，整个句子就只有“一直在”这几个字可以作为形态标志，至于谓语中心词“想念”因不能变化词形作为语法标记（如像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那样写成“想念ing”），也就无从进一步确认句子的时态了。这些时态上的细微差别在英语里面都是有精确语法标志的，并不需要主持人再运用感受来深化对词语的体验，进而以恰当的语气加以外化，而对于缺少屈折变化的非形态性的汉语来说，有声语言表达语义上的准确则相对更多依赖于主持人自身的“内功”与“外功”了。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汉语有声语言表达中语义的准确性与遣词造句本身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很多时候却可以追溯到汉语自身所特有的非形态性上面。这不能不对汉语有声语言表达主体的语感产生不同于英语的某些要求。从上述实例我们已经可以进一步推断，汉语有声语言表达“语法逻辑”上的准确性常常会跟言语内容的“内心感悟”融合在一起，常能以“诗意”调和出“逻辑”，这可以说是汉语有声语言表达和英语有声语言表达的一个显著差异，同时也可说是我们的特色和优势之一。对于表达力强、善于交流的主持人来说，良好的语感反而能使其更好地利用汉语的非形态特征，以主观感悟轻松触发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将自己的理解与感受以富有灵性的方式准确生动地传递出去，引起受众内心的共鸣。这个语感过程常常是一瞬间的，甚至是带有艺术审美特征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无意识、下意识、不着痕迹的，并不像文本这样，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得不做笨拙繁复的实证分析。但良好的语感又不是虚无缥缈、凭空而来的。“语感讲求精密”，言语主体要“善于感受和把握”各种“历时、共时、瞬时差异的细微变化”，^[9]以挖掘、补足和丰富语言的内涵，从而生动而恰切地传递信息。作为播音员主持人，就要充分发掘自身的潜力，积极充实自己的内涵，在实际创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悟性，增强有声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生动性，以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若是对语言的理解力、感受力欠佳，文化素养不高，只会跟风、模仿、学舌的话，就需要慢下脚步来充实自己了。

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者既担负着向广大受众传递信息的职责，又肩负着传播文化的重任，没有良好的修养、出色的语感和言语表达力是无法胜任愉快的。只认其字，知其音，“见字出声”是不可能播好一篇汉语稿件的；随意变化各种腔调、一味追求语言样式的所谓“新颖”也绝不是衡量一个主持人口才的标准。毕竟，言语就是言语，特别是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它在本质和功能上还不能算是艺术，并不能像音乐和说唱艺术那样紧密依托旋律和节奏，如果也把广播电视有声语言当做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彼此的音乐说唱艺术来学习借鉴，产生一些不伦不类的语言样式，最后或许也只能作为“非主流”话语而退出主流媒体了。这不单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打个极端一点儿的比方说，即使是rap的发源地，恐怕也不能接受以“rap式”作为主要语言样式来播音或主持节目的，尽管偶尔可以在某些特定的节目中娱乐一下。至于我们有些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能否将源于民间说唱艺术的“评书式”、“相声式”语言样式进行到底，或者竟然成为主流，汉语自身的非形态性及其带来的相应的文化传统恐怕也将在其间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评书式”、“相声式”播音主持语言样式的兴起并非偶然。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眼下定论尚早，大浪淘沙，我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论汉语的语法结构》，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2]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3]摘引自VOA news，2004年4月22日。

[4]《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5]龚嘉镇：《汉字汉语汉文化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2—13页。

[6]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7]《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8]陆凌涛：《老式汽车带你回家》，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9]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