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态势下播音主持业务的拓展研究——以广播媒介为研究对象

刘　楠

在飞跃的传播技术助推下，媒介传播领域再次上演和印证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事物发展潮流与规律。整个媒介系统在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由合至分”，即由综合化和整体化逐步专门化和多样化的发展之后，本世纪再重新走向“由分至合”，即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和技术平台上的汇流与融合。由于互联网的超链接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再不会是一个不同媒介自足发展，彼此隔阂的时代，而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支持，旨在满足受众“点面兼顾、传受互动”等更全面需求的彼此渗透、相互借重的媒介竞合空间。这不是一次简单意义上“分合”之间的平行回归与反拨，而是充满着技术和理念突破的上升和超越。尽管在今天看来单一媒介的功能异常强大，专门化传播的技术日臻完善，但也不可能仅凭只手之力来撬动受众饱和需求的杠杆，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合媒介的时代，大众媒介的现实是“正走在全面融合的道路上”。

一、“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概念

最早将“媒介融合”概念引入我国的蔡雯教授指出：“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既有技术角度展开的研究，也有从媒介所有权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从媒介文化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从媒介组织结构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直至从新闻采编播出等制作技能融合的角度展开的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媒介融合’的概念至今也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准确定义。”^[1]有观点认为多个媒介的整合和聚合就是媒介融合；也有人认为媒介融合指的就是一种技术，一种高科技装置，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专业化工具，既能播放音频又能播放视频，还可以传输文字等等。王菲在《媒介大融合》一书中结合媒介形态而给出的定义是：“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背景下，以信息消费终端的需求为指向，由内容融合、网络融合和终端融合所构成的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2]

本文侧重大众传媒口语传播的教学和研究，更加关注媒介融合态势下具体传播内容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传播实务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当代以信息的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使用数字通讯技术和数字广播技术，兼容音频、视频、文字、图像以及动画等多种信息格式，结合不同传播环境中各种新型显示终端的实际应用，进行以新闻资讯为主的，用以满足信息化时代受众集成化接收以及交互性需求的传播媒介系统。其间，传播者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也会因传播环境的现实状况和信息接收终端的各自特点，关键是受众使用这一终端接受信息时的实际状态而产生适应性的调整和变化，对其实际业务的要求必定更加细致和多样，体现“基本技术状态下兼具灵活性的适应变化”的传播特点，相应呈现出多种传播类型和方式交叉配合、灵活转化、综合应用，最终实现效能增值的融合态势。

二、媒介融合态势下的播音主持业务

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技术基础，而且它还有可能改变媒介变革的格局，促成媒介融合的事实，从而最终改变人们对于传媒的利用方法，改变人们对于传媒边界的认识，改变新闻信息的生产流程和生产方式。媒介融合直接作用于广播节目制作环节的影响是全面的，既有对传统广播节目制作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全新技术条件下对以往广播节目制作研发经验的颠覆和创新。从媒介产业角度来认识，这都把当今的广播节目，无论是业态格局，还是生产流程、制作方式，直至市场布局，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媒介融合态势下广播节目制作的特点

1.服务定制化

基于定制化服务的理念和现实，一种追求所谓人性化的运作模式——广播运作模式——应运而生，从而改变着听众与广播的关系，改变着信息的消费方式。基于这种数字化的媒介运作方式，广播就能做到“一对一”、“点对点”的贴身服务，表现出定制化的特点：信息终端一方（受众）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在网络中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如IP地址、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地址、QQ号码等，以便下订单；节目播出者按照订单要求，在受众方便的时候提供精确、适合的内容，并根据地址确定一个或多个受众向其发送被定制的信息。作为对定制化服务的反馈，受众对于信息具有同样的控制权，受众可以通过融合媒介控制、选择和检索信息，同时实现积极的意见反馈和后续需求预定。这样，每一个广播新媒体用户都可以发布和接收中意的个性定制化信息，使得“服务定制化”成为可能。“播客”的流行以及“电台节目”在线点播正是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

广播节目服务定制化将媒介注意力从受众数量上转移开，着眼于为特定的受众群提供有特色的、投其所好的服务。大众传播的“一点到多点”的“全覆盖式”传播终于被媒介融合的现实打破，人们则愿意为这样的个性化服务埋单。服务定制化的广播节目里，在大众传媒中无差异的广大受众就这样被分割成了兴趣相投的小众或个体，媒介不仅仅是受众的“舆论领袖”，更是“信息管家”和“贴身顾问”。^[3]人们在这里得到理解和尊重；人们在这里释放情绪，找到归属感和自由。

2.接收移动化

接收移动化并不是一种媒介理论的预言和假说，而是对已经发生的诸多现象与事件的抽象概括。移动性以及随之而带来的强伴随特点是广播媒介自身固有的特征和优势，当前广播重新走向强势，所适应的正是那些移动中的人们的信息需求。车载、手机、MP3、网络等终端与广播的融合所要争夺的正是移动中的人们的注意力与时间缝隙，这无疑使得广播的优势更加凸显。广播节目应当在制作阶段就充分考虑受众接收移动化的规律，调整内容结构、传递节奏，注意受众移动状态下与信息的结合方式、心态、环境等因素，综合考量，精心打造。

3.单元微型化

单元微型化的内容制作不仅仅是考虑到受众的接收便捷问题，也是数字化媒介时代内容生产集成化，便于组合、转换、通用、兼容、储存的技术要求。与传统媒介的“宏内容”^[4]相对应的是媒介融合下更适合编辑整合的“微内容”传播。美国学者乔姆斯将微内容定义为：最小的独立的内容数据，如一个简单的链接、一篇网志、一张图片、一段音视频或者一个关于作者、标题的元数据等等。制作微内容的成本很低，传播和营销成本也很低，而且经常通过网络链接（网络空间无限），资源没有限制，同时便于有效整合和互联互通、便于海量存储和有效链接，再加上网络数字技术强大的搜索聚合工具，就会瞬间把这种看似微型而离散的信息价值聚拢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和丰富的价值表达。便于“聚合—使用”，长于“记忆—缝合”的单元微型化媒介内容，必将成为媒介融合时代广播节目内容制作的常态诉求。

4.交互实时化

交互实时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受众实现了直接参与大众传播的全过程，更在于由于其交互的及时跟进，使得整个媒介内容因为他（她）的参加倍增了新的循环和内容。特定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每接触一次信息终端，都可以产生新的信息，并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到新一轮的传播，这被称之为媒介融合中“互动信息传播的边际效用”。^[5]这一边际作用体现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互动传播有效提升媒介内容的信息增量。众所周知，信息的增量必须通过信息传播的增殖过程来实现，没有传播，就没有基本的信息存量，增量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传统的大众传播，即使引入了互动的环节，交互性也会受到时效性、深入度等因素的很大限制，诸如广播节目的短信平台和电话热线，一是不可能做到实时参与、完全同步，二是参与者总是少数，受众广泛性和意见代表性并不充分，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增量不是过度滞后就是十分分散，因而难成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介融合条件下，新媒体在数字技术基础上提供的实时交互性，有效地突破了时空限制，打碎了交互广度和深度的技术屏障，例如广播媒体互动平台上，常会因为一位听众依据播出内容的一条反馈而引发更加强烈的关注，或是掀起新一轮的话题并就此不断循环。这样，一方面使较为分散的信息增量找到了一个可以实现能量有效聚合的载体，另一方面也使受众更便捷地参与到信息增量的制作中——“蛋糕越滚越大”，最终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分别提升了媒介融合的边际效用。

媒介融合态势下，广播媒介节目内容制作和生产所呈现出来的以上四个特征，将会引发节目制作中其他诸多要素的连锁反应，带来广播节目制作播出业务的全面适应性拓展和改进。

（二）媒介融合态势下对广播播音主持业务的适应性需求

广播的声音优势是其他媒介难以企及的，它利用声音信号诉诸人们的听觉，传播信息。人的有声语言、大量的音乐、音响等都是广播可以利用的传播手段，音声化传播符号以其丰富的情感性、真切的表意性、情景的延展性、情绪的渗透性，引发受众深度的卷入感和真切的参与感。其中播音员主持人的有声语言，是广播媒体进行信息处理的主要方式，广播播音员主持人是整个广播媒介传播活动的起点，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也是语言传播的主要实施者，更是媒介融合态势下广播媒介节目制作革新性变化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所以，分析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传播活动”在媒介融合态势下的特征和规律，对广播媒介在当前风起云涌的媒介竞合潮流中占得先机尤为关键。随着媒介融合态势下广播媒介自身传播内容制作的发展变化，播音主持业务也在随之发生着变化和调整，分别向播音员主持人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适应性拓展需求。

1.传播跨界需求

所谓跨界需求，就是播音主持业务为了适应媒介融合下新广播媒介的发展变化，分别针对播出平台“融合”与“多元”的现实，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传播必须突破以往单一渠道、一贯形态的广播播出业务状态，面对多样化播出路径（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等），强调兼容化综合适应性能力的口语传播要求。其目标是有效应对媒介融合态势下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受众接触媒介途径的多元化，以原有的大众传播支配模式的广播媒介为基本点，以各类形态的新媒体播出为拓展点，以适应碎片化状态的受众空间为诉求点，结合多样化的制作模式，运用多态化的语言传播技能，最大化地建立与受众的接触点，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将广播的影响力向不同阶层的受众群体延伸。

播音主持业务的跨界需求源自于媒体融合带来的传播内容类型化和接收终端集成化的发展趋势。传播内容类型化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传统媒体以前是根据受众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来进行筛选的，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传播技术可以简化这一工程，甚至以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生活方式、个人特征和兴趣等更为细化的指标来类型化信息，原因是新媒体解决分类的方法主要是根据受众的自主定制来实现的，而这种方法既满足了受众选择信息的主动性，又利用聚合技术实现了专业性信息的分类。传统媒介借用媒介融合技术，可以具有类似的信息集纳技术。

对播音员主持人口语传播业务的跨界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主持人综合驾驭多媒介跨界播出的内容编辑能力；

实时信息的处理能力和突发事件的点评能力；

突破媒介形态限制的全面播音主持业务的综合掌握能力。

2.语境细分需求

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介入为显要特征的广播媒介融合，不仅改变着我们对当代媒介接触方式和内容生产方式的理解，更直接改变着口语传播执行方式的宏观语境。媒介融合带来的受众接收终端是集成化的，但呈现方式却是多样化的，接收语境更加复杂多样。“语境细分”实际上就是针对媒介融合下渠道和平台众多的局面，要求播音员主持人认真分析传播通道异质化所带来的语境差异，有甄别地分析受众接收环境和行为特征，制定最佳的口语传播方案，达成直接的语用传播目的。

这里的语境，不是指文本研究中的“上下文”语境，而是指广义的口语传播的实际媒介环境（包括受众的接收环境）。美国传播学者乔舒亚·梅洛维茨的媒介理论的要点是：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语境的界限中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当做关键因素。决定人们互动性质的，并非仅有自然环境（场所）本身，还有信息流通的形式（patters），并且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梅洛维茨认为，“真正不同的行为需要真正不同的情境”，正是不同情境的分离使得不同行为的分离成为可能。新的情境要求人们采取新的行为，因为行为得适合具体的情境。^[6]

广播播音主持业务要适应媒介融合下对语言传播提出的语境细分需求，需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联系异质化媒介传播样态，区分语境特征，制定适合的语言传播策略。

第二，研究新型媒介的传播特性，探索新颖的语言传播语境，尝试相应的传播方案。

3.语用互文需求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一词于1966年由后结构主义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是指文本的意义由其他的文本所构成，作者将其他的文字借用和转译到创作之中，或者读者在阅读时参照其他的文本。互文性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uality）；

二是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7]

媒介融合态势下播音主持业务的语用互文需求指的是，播音员主持人为适应媒介内容制作数字化和接收终端集成化的趋势，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介特征，在数字化媒介内容生产阶段其语言传播的具体形态和实际应用可以具备“广泛对接”和“兼容共用”的普适化功能，实际上是站在产业化和战略性的高度对口语传播“规范化”、“标准化”的进一步要求。语用互文的需求正是适应媒介产业化和媒介融合态势下传播内容生产标准化制作、通用化配置而提出的，有其产生的内在逻辑。

为适应语用互文的需求，播音主持业务的适应性拓展训练应从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坚持语言传播的“规范化”标准，强化播音主持业务的基本技能训练。

第二，认真执行“规范化”标准的前提下，谋求语言传播岗位的“多栖化”发展。“多栖化”发展包括：不同媒介类型的多栖化发展、不同节目类型的多栖化发展和不同职业类型的多栖化发展。

4.语效增值需求

“语效”，即语言传播活动的实际效果。媒介融合态势下媒介内容的规范化生产及多媒介通路的“分发”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效用增值”的产业化行为。语效增值需求就是要求语言传播在多维度上展开的价值增值需求，要求播音员主持人自身严格锤炼语言传播技能，提升语言在信息传递中的附加值。语效增值是建立在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化整体效能增值基础上的。

媒介融合态势下语言传播实现语效增值的需求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从受众对语言传播的反应来看，可以将语效对应三个层面加以分析：心理层面、时效层面和范围层面。

首先，在心理层面，语效包含着受众被影响程度“从信息接收至采取行动”由浅入深的三个层级：(www.daowen.com)

认知效果——作用于“思想领域”，通过语言传播信息，提供消息和事实的过程实现。受众在这样的传播效果里，往往表现为“获知和认识”的行为趋向，属初级的语效层级。

情感效果——作用于“情绪领域”，借助更有效的语言传播，受众的固有态度和感受得到明显改变。基于此，就可以进一步产生“喜欢和偏爱”的行为趋向，属较高级的语效层级。

行为效果——亦称意愿效果，作用于“动机领域”，由于语言传播的完满高效，受众会产生强烈的导向欲望和行动意愿。行为趋向也表现为“相信并采取行动”的理想效果，属最高的语效层级。

其次，在时效层面，语效包含着受众被影响强度“从当下作用至持久维系”、由近及远两个层级。

短期效果——语言传播效果有限，仅满足受众单一或浅层的信息需求，具有当下、浅表的特征。

长期效果——语言传播效果长远，适应受众多重及深层的复合需求，具有持久、深远的特点。

最后，在范围层面，语效包含着受众被影响广度“从目标受众到广泛受众”、由一至众两个层级。

群体效果——语言传播目标固定，虽然效果产生迅速，但是由于受小众群体特征的限制，语言在形式与内容等多个方面表现得不够丰富，影响了语效范围的扩展。

社会效果——在语言传播的目标选择上，着眼于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注重对整个传播环境的适应和引导，但是由于兼顾各方，容易导致语言传播风格的单一和内容的泛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内容融合绝不只是简单的技术变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内容生产上的各自为政，变单一的线性生产为大规模的内容生产融合、内容形态融合和内容应用融合所构成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从而引起了内容生产方式和传媒组织结构的变革，在内容融合中提升传媒内容的加工、生产能力和增值服务能力。

三、媒介融合态势下播音主持业务发展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媒介融合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之上的，它的出现改变着传统媒介一统天下的传播格局，挑战着以往媒介研究奉为圭臬的传播理念，更新着经典的媒介传—受的单向传播关系，满足着受众最大化的行动便利和选择自由，是一场划时代的媒介革新运动。但正是这场看似革故鼎新的变革，由于来势迅猛，发展神速，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传播认识的误区和传播方式的失效，在传播领域产生出种种负面效应。一方面应当承认这些负面效应是新事物急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短时逆流，符合事物正常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应当给予其密切关注，认真分析成因，及时地梳理反拨、正本清源，抵消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恢复科学理性的传播思路和传媒秩序。对于播音主持业务来说，在媒介融合态势下的发展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出现的问题：

（一）主体丧失

语言传播的创作主体是播音员和主持人，是在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出声露面，以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的人。这一点不会随着媒介融合带来的传媒格局的重组和新型传媒的兴起而改变。

由网络技术支持的媒介融合历来以发挥“点面兼顾”的传播优势而著称，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传播媒介中本应作为传播主体掌控传播方向的播音员主持人，往往会因为网络“点—点”的实时交互作用，而误以为提供专门化和贴近性传播服务的终极目标便是彻头彻尾地逢迎“上帝”。这是对自身“传者主体”角色的旁落和丧失，是对传媒责任的无视和抛弃。在所有的节目里，无论形态如何变化，无论受众的参与程度、互动水平如何深入和广泛，传播者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依然要在节目中“形之于声”、“及于受众”，发挥主导的、能动的、创造性的作用，实现创作主旨，达到传播目的。

播音员主持人要认真对待受众的反馈意见，然后结合反馈对节目加以调整和改进，对话筒和镜头前甚至是网络中的播音主持业务进行“自我调检”，根本还是为了按照既定的传播方向和媒介意见，修正传播行为，优化传播策略，以便更有效地影响和引导受众，而非以牺牲“主体”的代价换取收视率和点击率的飙升。至于在大众传播活动中，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借鉴“人际传播”的某些形式完成节目的进程，也只是传播中的策略性需求，大众传播的本质没有改变，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创作主体的地位没有改变，受众通过参与和收听收看节目接受媒介内容、接受媒介影响的事实没有改变，所以在媒介融合态势下，任何语言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的自我矮化、自我放逐等“主体性”丧失的行为和表现都是应当予以坚决纠正的。

（二）传播失范

媒介融合下的大众传播，样式杂糅，情态丰富。笔记本电脑、手机等先进的充满互动性、及时性和便携性的移动终端，给人们带来传播便利的同时，也给播音员主持人等在更复杂传播语境中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传播行为，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有组织的、目的鲜明的语言行为，它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还担负着“民族通用语言示范”的职能。它不同于自然状态下散漫、随意的日常用语，摒弃了语言存在“生存空间”的任意杂糅，从“规范空间”的畅达高效上升到“审美空间”的意蕴和谐，传播目标和传播规格都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然而，本应与快速而多样的媒介融合发展态势保持同步的媒介语言传播实际，却不时出现忽视总的传播规律，片面“追新”与盲目“跟风”，机械模仿与生硬照搬，将传播语言淹没进浩渺的自然语境中随波逐流的现象，对已有优秀的播音主持业务传统和理论动辄便不负责任地加以简单否定。正如一段时间里“口语至上”被奉若经典，广电媒体语言中“说”风盛行：新闻节目讲究戏说，文艺节目何妨乱说，娱乐节目更不乏滥说……“说”了，似乎就是先进了、发展了；“播”了，就貌似落后了、生硬了。这实质上是从一种极端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以一种新的“单一”取代了旧有的“单一”，这是大众传播的“语言失范”表现。这样一来，不仅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还造成了对语言传播理念的误导和传播资源的浪费。究其原因，固然有前者认识水平不高和理论修养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与媒介融合态势下对语言传播系统缺乏整体性认识的宏观视角不无关系，反映出对媒介融合所引发的传播学深远意义的误读，所以，由此带来了语言传播视点的偏离和观念的滞后。

（三）导向表浅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使人们对媒介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即时在线的轻松“触媒”正在取代传统青灯黄卷式的经典苦读，以快餐式、跳跃式、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正成为人们消费媒介的新趋势。

媒介融合使我们的触角空前发达，由其承载的海量信息每天都在刷新着我们的记忆，越发微型便携却功能超级强悍的媒介终端每天都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卷起讯息巨浪，受众被搁置进由网速造就的旋涡中心难以自拔。信息多、节奏快、精力有限、时间短促，人们为了有效把握现实和变化，不得不以浅阅读的方式实现自我救赎，其特征是“快速、快感、快扔”。就连媒介融合为受众带来的信息传播“定制化服务”也成了浅阅读的推手，在定制的同时，“碎片化”的信息凌乱杂合，事物的整体风貌和既有逻辑被切割和打破，而细节先于整体出现的逆行逻辑，阻碍了人们对之“深度思考”的努力和可能。

媒介融合符合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休闲与轻松的需求，快餐化的生存方式和复制性的生产方式以及即兴感知式的思维方式，直接导致了“表浅”阅读的产生。但是，浅阅读的非导向元素、功利化“取阅”的动机，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人格养成、精神发育、知识构建，乃至文化观、世界观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值得引起传播界的重视和忧虑。

播音员主持人是社会的“预警器”和“减压阀”，应当自觉引导受众培养对事件深切体验的媒介接收习惯，对信息深度整合的阅读能力，万不可忘掉语言传播主体的自我“导向”意识，导向表浅、随波逐流，为“浅式阅读”、“冷漠围观”和“快意至上”的人文悲剧推波助澜。

（四）娱乐泛滥

“娱乐”似乎是当今时代媒介生存之道的不二法门。

媒介融合打造了集便捷化、全能化于一身的超级新型媒介，它似乎更能随时随地地满足人们“娱乐至上”的追求，带领受众走向“极致狂欢”的巅峰。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8]在《娱乐至死》一书里深刻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9]——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10]——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11]他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最后，波兹曼严肃地告诫：“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12]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尼尔·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想告诉大家的是：“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当娱乐超越其生活调节的本意而上升为人类文明的主旋律的时候，这便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剧，更象征着其间媒介精神文化的枯萎。

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传播，绝非只是哗众邀宠、取悦于人，而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体现，承担着重要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扬的使命，微言而大义。关于语言传播，“语言的三重空间”概括得十分精当：语言的生存空间（求生存、求温饱）—语言的规范空间（求发展、求富足）—语言的审美空间（求和谐、求高远）。三重空间是相通的、相容的，并不隔绝；三重空间还是由低到高的层级递进关系，并不脱离，都有遵守基本规则的要求。媒介融合态势下，播音主持业务更应借力于新技术和新媒介，深入“文化诉求的审美空间，去为求和谐，求高远，在愉悦的百草园里追寻理想境界的三昧。”

媒介作为一种功能机制，是一个社会的中介者和控制者，它负载的信息作用在人们身上，从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到思想方式，对其产生全面的影响。伴随着媒介融合的传播现实，人类的传播能力更是得到了飞升，而成就这一传媒神话的，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语言这个基础性的传播手段，它使传播的内容在范围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潜力，据此，媒介融合态势下播音主持业务的拓展分析一定会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部分而不断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2]王菲：《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3]〔日〕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4]“宏内容”指有专业人员在专业机构中制作的，并在专门渠道中发布的信息产品。由于成本较高、资源（版面、时长）有限，其传播必然遵从规模经济的传播模式——以尽可能少的内容服务于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是典型的大众传播模式。

[5]周笑：《重构中的媒介价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6]Meyrowitz，Joshua，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35—38；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7]转引自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1316

[8]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一生出版二十余部著作，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其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9]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年》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受制文化。

[10]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1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1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