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诵读与文化的传承及传播

郭　杰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我们国家要发展，就包括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而发展民族文化，是建立在传承我们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没有传承就谈不上发展。一个大学里的“优等生”，能轻松背出一万多英语单词，但对《论语》、《诗经》等中国经典著作却一无所知；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不出一篇文理通顺的工作总结；即使在成人社会，由于缺乏人文素养，“有知识没文化，有学问没修养，有聪明没思想”的人仍不在少数。这些严峻的现实都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传承民族文化不是一部分人的事，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事，因此，做好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

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与途径，开展并推广经典诵读活动就是各种有效的方法与途径之一。1998年，在赵朴初、南怀瑾、冰心、夏衍、启功等文化界名人的倡导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中国古诗文诵读工程”并在全国100个县试点，其目的旨在“传承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诵读经典著作开始抓起，要让我们的下一代通过熟读《论语》、《老子》、《庄子》、《诗经》、唐诗宋词等中国经典名著名篇并从中吸取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活动开展十多年来效果非常好，老师们反映说自己的学生“理解能力、认字能力和记忆能力都普遍加强。在古诗文的潜移默化中，孩子们做人的素质修养、言谈举止都在起着变化”。近年来，不少学校、机关、企业、军营、街道也相继开展了经典诵读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可贵的有益经验。去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又决定以部分省（区、市）和部属高校为试点共同实施“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从而加大了经典诵读活动的力度。这一群众性的文化实践活动的成功需要我们予以科学地分析与总结，从而进一步推动这一群众性文化实践活动继续广泛深入健康地开展下去，为实现我国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本着这一目的，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心得：

一、对于经典的理解

经典是以著作的形态出现的，经由时代与历史的淘洗以及读者的检验而具有权威性。权威性不是说没有瑕疵、没有缺陷、没有局限性，而是说它的主要的东西属于民族思想史中的精华，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什么是经典，看起来很简单，但我们中有些人过去却闹过很多笑话，如抓住“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类话否定孔子，指责屈原《离骚》表现了忠君思想，责难岳飞《满江红》破坏了民族团结等等。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对待经典，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当然，我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传统文化经典在诵读时予以必要的科学鉴别与选择则是完全应该的。

经典著作浩如烟海，类型众多，但作为诵读的对象应以文学、历史、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为主，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思想文化，是精神的范畴，是整体文化系统中的深层结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也是经典，作为诵读对象恐怕就不大合适。实施经典诵读，其意义应该不仅在于知识上为课堂拾遗补缺，重要的是要补上人文教育这一大课。融汇在古诗文等经典中的智慧、风骨、胸怀和操守，才是中国优秀人文精神的基因，并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重建人生信念的重要资源。所以，我们主张经典著作应限定在人文范畴，尤其要注重文章的思想性、情感性和审美性。

我们通常讲的经典，一般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传统”涉及一个时间概念，本身又具有模糊性。近现代的甚至是当代的东西可不可以视作经典呢？这就要看它的权威性。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是经典，大家大概都认同，对于其他的文章或著作我觉得只要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历史时代或历史时期的优秀的作品也不妨选择作为诵读的对象。

二、经典诵读的特殊意义

经典是相对于一般而言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把经典作为诵读的对象呢？

首先，经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大成者，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始终贯穿着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关注的人文精神。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都普遍认为人是世界上的一种特殊生命体，是宇宙精华，是天地之灵秀。儒家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材”；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他们都坚持认为德、道义是人的固有本性，孔子说：“仁者，人也”，提出了“仁者爱人”的著名论题，深入揭示了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孟子又有进一步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重人生、重人的责任与义务，并由此构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贯穿中国思想文化中以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今天，党中央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为本，正是对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弘扬。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二，是把人与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坚持物我一体、天人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是相互依赖的，虽然这三者各有特质，但总的说来是一个整体。儒家虽然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有本质的区别、不可等同，但他们并不认为人类可以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人类必须遵循天命，要从四季时令的变化生灭中去体会天命，人道离不开天道（天命）。孟子、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等都把人与社会和自然视为一体，这是先秦思想家的普遍认识。这种“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当今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也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和”是不同要素构成的一种和谐状态，不同要素的和合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只有和才能引起事物质的变化；相反，相同的要素聚合在一起并不能产生新的事物，即“同则不继”。可见，“和”包含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也就是说，“和”是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总之，“和”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是事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原因与动力。如果说儒家着意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旨在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那么，佛教所求是人的身心内外协调，侧重于人自身矛盾的调整，而道教的侧重点则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求得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儒释道三家虽各有区别，但又互融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正因为如此，中国思想文化始终是开放性的体系，富有包容性且显示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从而使中国思想文化保持着长盛不衰的永恒活力。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这一号召日益深入人心，正在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行动，并开始在国际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合理继承与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杰出贡献。

我听说一所私立学校的一个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常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学校开展了古诗文诵读工程活动之后，这个学生居然主动在家里扫地，妈妈觉得很不可思议，于是这个学生用一句古文回答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开卷有益，经典中不仅有文学，还蕴涵着美学、哲学。从刚才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这些中国思想文化的瑰宝不仅充实了孩子们的记忆，而且还给了孩子们一把开启心智的钥匙。恩格斯在谈到现代社会主义时说：“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2]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正是“已有的思想材料”的精华，正是我们必须要传承和发扬的“珍贵品”。

其次，以经典为诵读对象，还因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它是经过历史和时代反复检验了的，得到了最广泛的普遍认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诵读经典可以获取效益的最大化，可以少走弯路，同时也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今天，我们不仅看到在港澳台地区对学习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的重视，甚至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重要影响。如今，遍布世界各大洲的孔子学院已有一百多家，我所工作的中国传媒大学自2008年3月17日在加拿大埃德蒙顿成立第一个孔子学院以来，至今已在北美、南美、欧洲等多个国家成立了孔子学院。目前，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兴起了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民族经典文化的热潮。这些，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进一步走向世界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对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做了大量的研究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些研究甚至走到了前面，这对于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来说，应该是一个鞭策。赫尔岑曾指出：“不读书，就没有真正的教养，……歌德和莎士比亚等于整整一所大学。”^[3]歌德、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是西方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西方经典文化的权威，我们理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www.daowen.com)

最后，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而且在表达的语言形式上也臻于精美，易读易诵易记，为人们所普遍喜爱。正因为如此，它不仅给人以思想的教益、情感的陶冶，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而且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屈原《离骚》里有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诗很多小学生都耳熟能详，为什么？这种对真理执著的追求精神浅显易懂、深入人心自不待言，还有它的形象化和内在的节奏与韵律之美，这些都能使人过目不忘、过耳不忘，并受益终身，因为它已经潜移默化在人的灵魂里、血液中。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中国史学著作的高峰，也是中国文学著作的高峰。读《史记》，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民族的宏伟历史，濡养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且可以感受精美的语言文字魅力，从而提高自己的语言表现力。苏东坡的诗、词、散文，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又一道独特景观，读他的前后《赤壁赋》，让人如临其境，可以带领你神思飞越，穿透时空；读他的《赤壁怀古》，则使你感到大气磅礴，意绪奔腾。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他那些表达爱国主义的诗词姑且不说，单说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钗头凤》和同样怀念唐婉的《沈园二首》，就能让人为之动容，真挚动人的情感和对美好爱情的珍视自不必说，那种如泣如诉的语言表达亦足以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而叹为观止。当今写爱情的诗作几乎达到泛滥的程度，但有几个人能达到李商隐的水平？！“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许多这样的经典名句至今仍活在人们的文章中、口头上、心坎里。毛泽东是当代一位诗词大师，他的诗词不但为中国人所喜爱，也为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所熟悉和青睐，并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革命家的胸怀、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及宏阔的境界、卓越的思想已无须赘言，但对于诗词而言，你不能不承认，毛泽东首先是一位语言大师。任何卓越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都需要有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即语言的审美化。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4]就是说，说话或写文章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很远。这里的“远”，包括空间和时间两重概念。孔子这句话，揭示了传播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语言形式的魅力问题。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5]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了学习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是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学习语言的重要性，而经典诵读正是我们学习语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和途径。我们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肩负着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的这一教导。

三、经典诵读的普及与提高

经典诵读的首要工作是普及。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我们要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民群众中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使之成为一个群众性活动、日常性活动。可以是个人式的，也可以是集体式的；可以是自由性的，也可以是组织性的；可以是小型的，也可以是大型的。总之，经典诵读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可以灵活多样、互相补充，但一定要善于宣传和组织引导。家庭、学校、机关、企业、军营、农村、群众团体等都可以搞；节庆纪念时可以搞，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平时也可以搞。同时，可以把诵读活动与推广学习普通话结合起来，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注意发挥各级组织的组织引导作用，要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于普及，当然也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但要求不能过高，不能脱离实际，要注意保护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媒体和学校等教育单位固然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达到普及的目的，仅靠媒体和学校等教育单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拓展经典诵读的活动空间。这其中有三大领域亟待我们拓展、普及：一是经典诵读进社区。我们可以利用寒暑假、“五一”、“十一”等假期，把幼儿园、小学根据经典编排的优秀诵读节目组织起来，到社区巡回演出，带动社区居民学习，并且还可以利用周末社区活动日，定期举办以经典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报告会，将经典诵读活动与社区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经典诵读进家庭。校园里的经典诵读做好了，是会产生“连锁反应”的，有些学校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不仅组织学生积极投身经典诵读活动，而且还采取“小手拉大手，儿童带家长”等方式，带动广大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到经典诵读活动中来。孩子们诵读中华文化经典的热情感染着每位家长，家长也热情地参与其中。有的家庭设计了“亲子共读”记载表，有的家庭做了“亲子共读”计划，家庭中形成了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经典的习惯，家长对经典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许多家长反映，他们小时候没有接受这种教育实在是一种遗憾，现在“亲子共读”让他们的这种遗憾得到了弥补，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见，这种“亲子共读”的方式是值得推广的。三是经典诵读进机关。经典诵读活动如果只是在校园里繁花似锦、馥郁芳香，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广大机关党员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正像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在参与当地一次诵读活动时所说的那样，“读经典”是一项有趣、有益、有恒的活动，干部头脑里经典“装”得越多，于工作、于个人就越有好处，一定要积极参与“读经典”活动，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带头受益，达到长知识、提精神、强素质、树形象的实效。因此我们建议，机关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时，可以适当地与本职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选择爱国、治国、勤政、廉政等经典篇章进行诵读以期达成更佳的效果。

普及的工作做好了，提高才有可能。新闻媒体、传媒院校在提高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如何发挥他们在提高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和研究。譬如，目前各地、各领域、各学校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时还带有较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活动是开展了，但是效果不佳，甚至有些还因为选择诵读篇目产生严重偏差而带来了许多负面效果。因此，在经典诵读活动得到普遍开展、其重要意义获得广泛认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经典诵读是否应有一个规范的读本？读本是否应根据年龄、职业、地域等特点有一定的区分性？正确的朗读状态应该“信心百倍，积极主动”、“全神贯注，进入作品”、“动脑动心，有感而发”、“速看慢读，由己达人”、“全身松弛，用声自如”、“克服固定强调”，^[6]而目前很多人经典诵读的水平距离这一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是不是应该针对这一点进行专业指导？还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组织更多的诵读名家以更多的诵读精品来引导群众性的诵读活动向着更高的层次提升？总之，“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7]

在经典诵读活动中受益的一位小学生的话让我记忆十分深刻，他说：“语言艺术的魅力美在古诗中充分得到体现。短短的四句或八句诗就能将时间、空间、远近、高低、情与景、现实与幻想融于一体。古诗文不仅增强了我对语言文字的领悟能力，也使我增长了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陶冶了我的情操。”这番话让我深知，经典诵读大有可为；同时也深深激励着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文化传播之路任重道远！我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术重镇和教育基地，它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影响，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愿与同行们在学校和学院的领导下肩负起这一重大的历史责任。张颂老师在《朗读美学》一书中说“有声语言——被冷落的文化”、“朗读应有自己的美学价值”，而经典诵读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就让我们重拾这份“文化”，努力攀登“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一些切实、积极的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99页。

[3]《大学生文化名著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珍仿宋版，第1458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页。

[6]张颂：《朗读学》（第三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