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就及反思

生物医学模式对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现代医学的诞生奠定了强大的基础。生物医学模式在鼓励各种理化检测手段和高技术向医学领域渗透方面贡献颇丰。它既然将人视为生物，就必然强调技术，将医学技术化，就必然注重仪器设备的研制和开发应用，从而使医疗卫生领域成为技术竞争的巨大市场，造成了医学检测手段物化、医学检测资料信息化的局面，使近代医学向更高的水准发展。

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指引下，人们在对抗传染病和主动预防某些疾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广泛采用预防接种、杀菌灭虫和应用抗菌素防治疾病，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明显降低了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生物医学模式的另一个功劳是在普及生命科学知识、开展社会卫生防疫方面取得了可观成效。它在破除对生命的迷信、对医学的迷信等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这同它在与封建神学的对抗中取胜，靠唯物论起家的本色有密切联系。生物医学模式中没有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位置，对消除超自然的因素，扫除宗教神学的影响，倡导科学的生命观、人体观和疾病观都是功不可没的，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医学知识的大普及。自生物医学模式萌生以来的400多年里，人类平均预期寿命有了显著的攀升，新生儿死亡率和传染病的发病率、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口健康状况显著提高。这些固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关系密切，但是也有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的一份功劳。^［2］

生物医学模式虽然在医学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认识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发现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生物医学模式有三个主要的预设：首先，疾病被视为人体内导致偏离“正常”状态的故障。18世纪晚期提出的疾病的细菌理论认为，在每一种疾病后面都有具体的可辨认的原因。为了使身体康复，必须分析病因，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第二，精神和身体可以分别对待。病人相当于一个有病的身体，即一种病状，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人。着重点在于治病，而不在于个人的安康。生物医学模式认为，可以不必考虑其他因素，孤立地对病体进行操作、检查和治疗。医学专家们采取一种医学凝视，即分离地看待病人的一种方法。治疗是以中立的、价值无涉的方式展开的，有关病人医疗方面的信息被收集和记录在其正式的档案中。第三，受过训练的医疗专家被认为是治疗疾病的唯一专家。医学职业作为一个整体符合公认的道德规范，并且是由成功完成了长期训练的值得信任的人组成的。没有自学成才或叫“非科学的”从业者存在的余地。医院才是治疗严重疾病的适宜环境，这些治疗经常依靠技术、药物或手术的结合。(www.daowen.com)

由这些预设构建的生物医学模式越来越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首先，一些学者认为，科学的医学的效力被“过分夸大了”。尽管现代医学获得了威望，但整体健康状况的改进更多地应归因于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医疗技术。特别是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减少儿童死亡方面，有效的卫生设施、更好的营养条件以及经过改进的排水设备和卫生保健条件更为重要。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药品、手术的进步以及抗生素的使用才开始使死亡率明显降低。抗生素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才首次被用来治疗细菌性感染，而免疫接种（预防脑灰质炎这样的疾病）出现的时间更晚。有些批评者，像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认为，现代医学实际上是弊大于利。由于低估了自我治疗和传统治疗形式的作用，人们变得依赖专家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第二，人们指责现代医学忽视了作为其治疗对象的病人的意见和感受。由于医学被推测为是基于对某一身体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客观的、科学的理解，因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聆听病人对其状况的陈述。每个病人都是需要处理和治疗的“病体”。然而，批评者认为，只有当病人被当作有思想、有能力的存在，并具有他们自己有效的理解和解释时，有效的治疗才可能得以展开。第三，批评者认为，科学的医学将其自身置于其他任何替代性的医学或治疗形式之上。长期存在的一个信条是：任何“非科学的”东西一定是劣等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种认为现代医学是更有效的知识形式的看法，正在因同种疗法和针灸等替代医疗形式的日益普及而受到削弱。第四，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医学界在界定什么构成和不构成疾病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它能够运用其“科学真理”仲裁者的地位把人类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置于其控制之下。一些持此观点的最强烈的批评者来自妇女，她们认为，怀孕和生育的过程已经被现代医学占据和“医学化”了。分娩现在是在医院进行的，并主要由男性专家指导，而不再是由妇女掌握，在家中由接生婆帮助完成。怀孕是一个平常而自然的过程，但却被当做充满风险和危险的“疾病”对待。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们已经失去了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因为她们的意见和经验被主管生育过程的专家视为不相干的。对“正常”状况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关注还包括儿童多动症、忧愁或精神抑郁（通常借助Prozac等药品加以调节）以及疲劳（经常被称为慢性疲劳综合征）。^［3］

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人们开始呼吁新的医学观与医学模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