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往今来的医学模式

人类从认识疾病到寻找疾病的原因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患病被认为是鬼怪作乱或祖先的幽灵作祟的缘故。他们“把疾病看成不仅是身体的机能失凋，而且是某种或多或少具有精神性质的自然诅咒的结果”。这种疾病观被称为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Spiritualism Medical Model），即认为人的健康是由神赐予，疾病是鬼怪作乱或得罪了神灵而遭天谴；诊断疾病就是了解是什么凶恶的力量或影响控制了病人，是什么妖术施展到他的身上，是哪个活人或死人在谋害他的生命等。诊断通常是由拥有与神秘力量和鬼魂交往的能力并有足够能力来战胜和驱走它们的人来作出，如巫医、术士、萨满、祓魔师。由于疾病都是鬼魂造成的，治疗的关键就是设法祛除身体中的鬼魂。于是，无论是巫医、术士，还是萨满、祓魔师都必须首先从现实世界转入神灵世界，这个过程往往通过斋戒、巫术装饰、念咒、舞蹈等，以此进入神灵世界。早期的“医生”在与神灵沟通后获得治疗的力量，他们或用草药，或采取放血疗法，或抚摩来治疗病人。如果病人恢复了健康，“医生”可获得病人的报酬和感谢，若病人在治疗后依然不好甚至死亡，通常会归因于“来自敌对的神灵或人的高级巫术的凶恶作用”。这种万物有灵论的观念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社会。如古希腊神话中将太阳神阿波罗奉为与医药最密切的神，信徒常往祈祷，请求预示祸福或消除罪孽。另一个女儿巴拿西是医药治疗守护神。古埃及曾经产生过较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但也被蒙上迷信色彩，例如他们的防腐术用来保存木乃伊，外科手术用来开颅驱鬼。古巴比伦人认为病魔是西南风，像一头怪鹰，它怕见到自己的形象，于是家家户户门前挂起粘土做的怪鹰以驱邪。古代中国将神农视为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药神，那时的治疗手段主要是巫术和祈祷，《山海经》记载了掌管医药的灵山十巫，其中巫彭、巫咸是有名的巫医。^［1］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与疾病抗争经验的积累，人类认识自然、解释生命和疾病现象的能力日益增强，医生们开始摒弃疾病原因的各种超自然想象，提出无论是人体机能还是疾病，都可用理性的思辨和经验的观察予以解释。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观充满了朴素的辩证的整体思想，他曾指出：“知道患有某些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比知道某人所患的是什么样的疾病，更重要得多。”希波克拉底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南意大利医派以及其他地区医生中存在的巫术迷信成分。他认为：“那些首先将这种疾病（癫痫）说成具有神性的人，像当今那些巫医、净化者、庸医、骗子们，自称对神虔诚，并且具有至高无上的知识。实际上，他们只是用迷信来掩饰自己行医的无能，他们将某种疾病称为神圣的疾病，只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自己的无知罢了。”在希波克拉底看来，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对人体的结构和形态，甚至对人的性格特点和心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人的生理状态、自然本性和心理性格习惯等都深刻地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他提出了四体液病理学说（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认为健康是四体液平衡，疾病则是失衡。希波克拉底认为机体有保持体液平衡的天然纠正能力——自然治愈力，医生的作用就是帮助病人恢复这种自然治愈力。

在中国，春秋时期秦国著名医生医和（约公元前5世纪）在为晋侯治病时提出了“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的“六气”致病学说。《黄帝内经·灵枢经》中对病因的认识更加深入，指出“：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从自然界的外在因素到情志的内在因素以及饮食起居的行为因素，较全面地概括了致病原因。中医认为，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后，导致人体阴阳平衡的失常。“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医生可采取“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的原则，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目的。

除了希腊和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古国这时的医学观也都有体现自然哲学的地方，比如印度有以地、水、风、火为理论基础的医学观。古代中西方医学这种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思辨推理而形成的医学观、健康观、疾病观和治疗观被称为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Natural Philosophical Medical Model）。(www.daowen.com)

16世纪以后，天文学、力学、数学、解剖学、生理学等领域迅速发展，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和以数学演绎为基础的逻辑推理方法成为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与生命现象的基本方法。1543年，维萨里（A.Vesalius，1514—1579《）人体之构造》的出版奠定了近代医学的解剖学基础。17世纪末，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综合，构造了以机械论为特征的自然图景：宇宙是一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大机器，其零件是运动着的物质粒子，它们的运动状态可以用力学规律加以精确描述；人类社会以及人体自身也同样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类的生命现象也是一种机械运动形式。哈维（W.Harvey，1578—1657）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心脏如同机械泵一样为血液循环提供动力，通过计算心脏的容量、每搏泵血量和回心血量，结合观察到的静脉瓣的解剖特征，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是用机械论方法解释人体生理现象的最好例证。法国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笛卡尔（R.Descartes，1596—1650）明确主张以机械论来解释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将生理过程看作是严格遵循因果规律的机械运动，而将疾病视为机械部件的故障。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医生拉美特利（La Mettrie，1709—1751）在《人是机器》一书中明确提出，疾病就是身体机器的某个部件损坏或失灵，医生的任务就是修理人体机器。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医学观念。

在这种机械论医学观的影响下，医生们对疾病的解释从体质论（constitutional theory）转向本体论的疾病观念（ontological conception of disease），即不再根据所谓四种体液在人体中的多寡分布之不同来判断疾病，而是根据人体的器官、组织和细胞等解剖学结构发生的改变来解释疾病。从莫干尼的器官病理学，到比沙的组织病理学，再到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西方医学将疾病的根源定位在人体的器官、组织或细胞之内。19世纪下半叶病原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的建立，阐明了当时困扰人类的各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原因，即多种疾病都是由于某种细菌、真菌、病毒或是寄生虫引起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病因学的进步。由于医学建立在生物科学基础之上，人们一再强调生物科学对医学的重要意义，从而创用了生物医学这个术语，以表达两者的紧密关系。这种研究医学的方法和形式，被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

所谓生物医学模式，其基本点是：立足在生物科学基础之上，认为每种疾病都必须并且可以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可以测量的形态和/或化学改变，都可以确定出生物的和/或理化的特定原因，都应该能够找到治疗手段。生物医学已成为近代医学发展的标志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