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器官到组织

早在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利亚的医生埃拉西斯拉特（Erasistratos）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观察到因疾病而发生变异的器官，并最终导致他放弃了当时正统的体液病理学说，而主张局部病理的观念，认为疾病是因为各器官充血所致。不过，埃拉西斯拉特的局部病理思想因缺乏更多的证据和完善的理论而未获得医学界的支持。

情况到了16世纪逐渐发生了变化。16世纪，人体解剖学建立，解剖学家们在尸体解剖中也观察到器官的各种病理变化，并将这些病变记录下来，如畸形的人体组织、胆石和膀胱结石。解剖学家们通过大量的观察，了解到器官健康时的生理常态与病变时构造上的变化。所以，病理解剖学是建立在正常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之上的。近代生理学的奠基人哈维已认识到了病理解剖观察的重要性。他说，研究一个由痨病或慢性病症而死的尸体，要胜过研究10个绞死的囚犯尸体。

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医学家已开始重视病理解剖的观察，收集了各类病变器官的标本。虽然许多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病理解剖学的建立应归功于帕多瓦大学的莫干尼（G.Morgagni，1682—1771）。

莫干尼出生在波奴尼亚西南方一个名叫Forli的小城市里。他从小就显露出超人的天资，据说莫干尼还不到14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撰写散文与诗歌，敢于在公众场合与大人探讨哲学问题。他的思路之清晰、文笔之细腻、风格之优雅，很早就受到人们的赏识。莫干尼在16岁左右进入古老的波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攻读哲学与医学。他的解剖学教授就是著名的解剖学家法尔萨瓦（Valsalva）。仅仅三年，莫干尼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位，并成为大学生研究学社的主席。刚满25岁时，又被聘为波洛尼亚大学的解剖学助教。四年之后，他应邀前往帕多瓦大学，从事医学理论教学。从1715年起，莫干尼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威尼斯元老院的批准，荣任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长达56年之久，直到89岁高龄去世。而他的几位前任，正是维萨里、法布利修斯（Fabricius）等誉满欧洲的解剖学大师。在帕多瓦大学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莫干尼先后从事了上千例的尸体解剖，其中大多数尸体都有过生前患病的历史。在这些解剖、观察之中，他的兴趣已经不再局限于维萨里、法布利修斯的传统，仅仅对人体各部位进行精确的测量和描述，他开始将视线转向前人几乎不曾探索过的领域：从解剖学的角度探索人类疾病的位置和根源。他以毕生的精力，对人体各部位、各脏器的异常改变进行大规模、有系统的观察和比较。与此同时，他又把这些变化和这些死者生前所患的疾病、临床症状进行分析对比，逐渐找到了一系列有规律的联系。通过对多年来的解剖病理的分析和总结，莫干尼果然发现，某些特征相似的临床疾病也常常伴随着某些特定脏器的明显变化。这些变化，大多表现在脏器的体积、质地、色泽的改变，损伤以及异常物质的蓄积等等。在为数不少的病理发现之中，莫干尼最早记载了心瓣膜病变、心-脑综合征（阿-斯综合征）、梅毒性动脉瘤、急性黄色肝萎缩（急性肝坏死）、肾脏结核、肺炎急性期的“肝样变”特征等重要病变。他还指出，颅内化脓通常是由化脓性中耳炎的进一步扩散所致，纠正了他的导师法尔萨瓦过去所持的相反看法。不过他也通过尸体检查，证实了法尔萨瓦的另一种说法：脑内某一侧的某些病灶，常会导致对侧肢体的麻痹或瘫痪。^［5］

1761年，他的著作《根据解剖学的研究来解释疾病的部位和原因》在威尼斯出版。这部著作与维萨里的《人体之构造》和哈维的《心血运动论》鼎足而立，奠定了西方科学医学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医学大家都曾在帕多瓦大学工作过，因此，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被人们誉为现代医学的摇篮。

莫干尼的著作对于人们疾病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莫干尼证明了疾病的发生是有一定部位的，这些部位就在各器官之内，器官的病理变异是大多数病症的原因。这一理论是对疾病本体论的有力支持，从此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各种症状可以有解剖学上的事实来作证。医生们由此来确定疾病的病因，明了病变的结构；医学家还可以从理论上推测疾病的变化与发展；研究疾病的方法也发生了转变：医生的责任在于仔细观察疾病的发展，跟踪疾病的进程，病症的观察应该从表面的检查到内部器官的诊察。倘若病人死了，应该执行尸检，将可疑的部位或器官制成切片，用一切可以应用的方法来进行细致检查。医学家通过病理解剖的实验室报告与病人的病史来比较，把病症同解剖结果联系起来，以确定最终的诊断。(www.daowen.com)

当然这种工作与死去的病人已经丝毫无关，但医学家却由此积累经验，有利于提高未来的诊断水平。对于许多在病人生前不能了解的病症，医学家可以通过病理解剖来得以解释。莫干尼把“病灶”和临床症状联系起来，找“病灶”成为西医诊断的最主要目标。只有找到病灶医生才能判断病人得的是何种疾病，才能制订治疗方案，若找不到病灶，则诊断不明，也就无法确定有效的治疗。找病灶思想是西医诊断学以及各种诊断技术和仪器的基础，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19世纪初，巴黎临床医院（Paris Clinic）开展了大量病理解剖研究，收集了丰富的临床医学资料，成为新式临床医学和医学研究的发祥地。科尔维沙（Corvisart）和雷奈克（Laennec）便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将这种新方法应用于心脏和呼吸器官疾病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心脏和呼吸器官疾病的诊断水平，使巴黎临床医院成为当时世界医学科学的中心。

法国解剖学者比沙（Xavier Bichat）在莫干尼器官病理学的基础上，提出疾病的发生地并非整个的器官，而是由于各种组织受到侵害。比沙用实验结果证明，同类的组织能发生同样的病态，能得同样的疾病，不论这种组织是在哪一个器官之内。器官疾病出现的各种病症，其实是由于组织的病变。如此，疾病的发生地便从器官推移到更深一层的构造——组织上了。

比沙出生于法国Jura的Thoisette，在蒙派尔（Montpellier）大学时以极高的热情学习，正如后人追忆的那样，在他早逝于结核病前，至少进行了600次以上的尸体解剖研究。在他的指导者皮尼尔（Pinel）和阿姆斯特丹（Amstendam）的Andreas Bonn的鼓励下，比沙在没有高度显微镜帮助的条件下，进行了重要的生物学单位——组织之上，而不是基于器官之上的正常组织结构和病理结构的比较研究。^［6］他把人体组织分为：神经，血管，黏液状、浆液状组织和结缔组织等等，其中有的被认为是基本组织。每种都有其特殊的活性，当这种组织被削弱达一定程度时，将产生疾病。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组织的病变在本质上是同样的，在任何一个器官里，组织病变的范围都能够被确定。他的这一理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他关于收缩性、过敏性和中毒性的理论，是对哈勒（Haller）和其他前辈们的经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学说被临床医学采纳后，发展为一个很大的法国医学学派。他的这些学说为现代医学的奠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莫干尼和比沙，才会有19世纪的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

但病理解剖学在解释一些无实质性病理变化的疾病时，常常遇到困难。奥地利的病理学家罗杰坦斯基（Rokitansky，1804—1878）详细而相当精确地记载了不同疾病时所引起各器官的病理解剖变化，但他以体液不调来解释这些变化。他毫无根据地假定：由于体液的组成失调，遂有特殊的无构造物质沉积于机体的个别部位内，从这种物质再产生渗出物、脓汁、癌瘤及其他病理现象。然而，植物体和动物体的细胞构造的发现，为最终摧毁罗杰坦斯基的概念创造了前提。由于缺乏充分的病理学上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理论，罗杰坦斯基很快放弃这一学说，包括其中的合理成分。

从此以后，本体论的疾病观、疾病分类学和病灶的概念，成为了西方近代医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建构“近代西医”体系的基础。这些观念的确立标志着古代西方医学传统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