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希腊医学的信条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体液论作为西方古代医学的正统理论，对西方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时代的医学家也对体液论不断充实、完善，并依据他所处时代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解释和应用。

古罗马医学家盖仑（Galen，129—210）第一次对体液论进行了综合。盖仑将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合为一个体系，将四体液与四元素联系起来，形成了所谓的体质论。盖仑把体液的作用看做是各种不同气质的基础：血气方刚者是由具有潮湿和温暖这种基本性质的血液控制着；在冷静沉着者的身上，是潮湿和寒冷的黏液控制着人体的灵魂特质；忧郁的人是处在干而冷的黑胆汁的影响之下；易怒者是由于干而热的黄胆汁的作用。但与希波克拉底不同的是，盖仑将体液视为不可见的实体，只能通过逻辑的方法来认识。盖仑认为，由于动脉中的血液由四种体液形成，所以血液具有支配地位。由不同体液混合所形成的体质既能影响机体，也能影响心灵，从而用体质病理学理论阐明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述的问题，即抑郁质是由人的体质所决定的。通过盖仑的综合，体液论、体质论不仅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被相面术和占星术所采纳。如占星术士的四相图，将四体液结合到天空中的四个中心点，每三个星座与一种体液相关，如黏液与魔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相关。基督徒也将体液论与圣徒彼得、保罗、马克和约翰联系在一起，与音乐调式联系在一起。盖仑的体质论几乎能解释人类健康、疾病及其相关的任何问题，为疾病的治疗后果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回答，例如病人在接受治疗后未能康复，该体系所提供的多种解释方式本身就可自圆其说。这种理论后来成为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医学占统治地位的医学理论。

中世纪对这些非自然因素的重视是体液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将环境、卫生和饮食作为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决定因素的思想，直到19世纪都得到医生的赞同，尽管他们已经拒绝体液论。从整体上看，体液论作为一种主导西方医学两千多年的医学理论，为治疗和预防疾病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基本框架，而且在许多方面与医生的经验甚至同病人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例如，一些疾病有季节特点，一些疾病侵袭某些年龄段的人群而不影响其他人，一些疾病不经治疗在一定时间也会出现缓解等等。体液论要求医生将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强调心灵和躯体的统一，尽管它对疾病的解释既包括躯体的，又有心理学的，甚至还有占星术的，但它为医生提供了一个能有效理解和解释疾病原因和现象、选择适当治疗方法的理论框架或体系。(www.daowen.com)

中世纪后期，阿拉伯文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仑著作又被转译为拉丁文回到西方。在11世纪以后，体液论被引入新建立的大学中作为医学教材，并成为医学理论的基础。诊断和治疗根据所谓六种非自然因素的模式而构造。16世纪以后，随着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体液论所依据的古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已被抛弃，体液论的理论基础也随之瓦解，但是在治疗方面，体液论的解释依然有一定的说服力，因而得以继续，尽管它在形式上已逐渐变弱。17世纪，医理学派继承了“固体病理学”的传统，把疾病的本性归结为机体各组成部分的机械性连结的改变，具有鲜明的机械论倾向。医化学派接受了“体液病理学”的影响，认为疾病是由于体液的化学成分，首先是消化液和血液的化学成分的改变造成的，而体液中化学成分的改变又受某种特殊的、非物质的“生命力”所支配。

哈维（W.Harvey，1578—1657）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仅仅导致人们将盖仑描述的血液的许多性质转交给其他体液，许多18世纪的健康和疾病理论依然是以机体的体液平衡思想为基础的。例如巴伐利亚医生、活力学派的创始人斯塔尔认为所有疾病都发生在血液，由于血液的郁积或黏稠而产生炎症等病理现象；医物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哈勒大学的霍夫曼（F.Hoffmann，1660—1742）认为疾病是胃肠的多血症（plethora）所致；英国享负盛名的医学教授居仑（W.Cullen，1710—1790）则将发热归咎于动脉的痉挛；而居仑的学生布朗（J.Brown，1735—1788）主张疾病是体内器官过度刺激的结果。法国内科医生安德烈（G.Andral，1797—1876）在研究血液学的基础上，复兴了更严格的体液论，将疾病归咎为血液成分，如血纤维原、白蛋白、碱的变化。在安德烈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奥地利病理学家罗杰坦斯基（C.Rokitansky，1804—1878）将所有病理细胞的产生归咎于血液中不好的混合，后来在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魏尔啸（R.Virchow，1821—1902）的批评下，他收回了自己的观点。^［3］

即使体液病理学退出历史舞台，直至19世纪，以草药和家庭医学书籍出现的体液病理学，在民间仍然有影响。在拉丁美洲，体液病理学最初以高贵的形式出现，后来又以普通的形式对现代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美洲被发现和征服，体液病理学也被带到新大陆，正如在西班牙那样，在美洲新大陆，体液病理学以科学医学的形式一直维持到18世纪。与此同时，体液病理学的成分与印欧混血人种及印第安人遗留下来的医疗知识相混合，成为民间医学。如今，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墨西哥南部到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南美洲，体液病理学的民间变体是乡村和部分城市人解释疾病产生原因的理论根据。在当代拉丁美洲的体液病理学中，疾病归因于过量的热气和寒气侵入体内。例如手臂痉挛的男子可能将这种症状解释为，在用石灰水粉刷墙壁时，手被暂时加热，洗手所引起的。寒可以以气（air）的形式，或者以摄入“寒的”食物、赤脚踏在寒冷的地板上等方式进入体内。暴露在太阳下、陶窑或者火炉前，洗热水澡，睡觉，阅读（眼睛变热），妊娠或月经期，摄入“热的”食物和饮料，经历“热的”情绪体验，如惊吓、愤怒和悲伤等，都可以引起身体的热力增大。从理论上说，被认为由热引起的疾病用寒的草药和食物以及寒的治疗方法（如在皮肤上贴某种药膏）来治疗。实际上，大多数药物是含有寒的成分和热的成分的混合物。当穆斯林文明向西移动时，希腊体液病理学也向东传播。穆斯林将盖仑医学称为Tibbi-Yunani或Unani Tibbi，即古希腊医学。在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南亚和西亚国家中，体液病理学以高级的标准和民间的标准存在。体液病理学也是构成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民间医学的主要成分。在菲律宾，这些信仰似乎是受从墨西哥来到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上的西班牙人影响的结果。马来西亚的体液病理学显然是穆斯林影响的结果。因此，随着穆斯林和西班牙人向东向西推进，古希腊医学的基本信条已经环绕整个地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