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插曲　现代性孕育着未来

规划出话题的方向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已经预见了文明时代的尾声。随着技术攀登上了效率的高峰，文明将不得不寻找一种方式来解决一个罕见的难题：倘若不是每个人仍完全被需要，那么 “多余的”人应扮演什么角色呢？多余的人（作用已经减弱的那些人）会饿死吗？或者简单地生活？这将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

同样的核心问题有多种表述方式，得到的答案却只有几个，因为只有几个答案是可能的。

当技术更加先进时，人类会怎样？年复一年，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将理念付诸实践的能力得到提高。理念日益重要。人类意图的演变方向是古老话题的一部分，如今仍在继续，所蕴含的启示不断增加。

假设机器最终具备了足够的功能，人们可以说很多人将成为闲人，这可能发生在护理行业、制药业、运输业、制造业或可想到的其他任何一个雇佣行业。

到那时，一部分人习以为常的工作将被机器夺走，人们当问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应该如何安置他们，因为等到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相反，我们必须指出，事实上，在糟糕哲学的魔咒之外，人类不会退化。驱动“自动化”的数据最终不得不以“大数据”的形式来自人类。自动化总是可以被理解成精心制作的木偶。

在我们回应多功能机器、人工智能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我们如何想象机器不能胜任的工作，以及对人们来说，那些任务是不是真正的工作。我们习惯把精英工程师想象成自动化唯一的操纵者，相反，广大民众提供了大数据，而我们却需要借助它使机器显得“自动化”。一旦所有民众都加入了操纵者的行列，他们还会获得报酬吗？

未来主义的九大灰色幽默以及充满希冀的一个

我将这10个比喻称为“幽默”^[1]，其中每个都可浓缩为简要的陈述，即人类同一性、日新月异的技术和文明范式如何共存。既然技术文化影响技术人员创造什么，是技术使得未来与过去不同，技术专家的词汇也就举足轻重。

我选择避免使用文化负载词“米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米姆”有许多原因。主要原因为：在自然有机体中，好的理念根本不像特性的种类那么丰富。你或许觉得这种“技术幽默”有可取之处。如若这样，只是因为一个人解决如何应对不断加速的技术变革这一难题的发挥空间极小。^[2]

·神权政治：政治学乃通向超自然的永生之道。

这是最古老也是最普通的幽默。它主张自然界只是一个政治舞台，遥控着一个更自然的超自然世界。此处的政治舞台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界面。^[3]

除此之外。幽默之中有8个均属于自然主义。由于定义的问题，直到最近随着Singularity新概念操作系统的出现，将来的超级波表音源、救世主或其他的超自然非连续性才被加入了有关自然的未来的讨论中。现在，为了将新兴宗教加入同一语境，我们必须将古老的宗教囊括在内。

·富足：技术乃逃脱政治学、接近物质永生之道。

有朝一日，技术将无所不能，每个人都拥有一切，政治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硅谷，“富足”是幽默之统帅，尽管它由古希腊创造。它既是未来主义的，也是古老的。

这个幽默常常居高临下，使非技术人员身上天真的直觉无地自容。^[4]

·马尔萨斯：政治学乃通向物质灭绝之道。

我们的成功将成为我们的祸根。随着我们向富足靠近，将出现人口过剩和过度消费，或者其他更糟糕的事情，直到大灾难来临。马尔萨斯幽默暗示政治学中存在致命的错误，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卢梭：技术乃通向精神萎靡之道。

随着我们走向富足，我们变得不真实，变得荒唐。

·看不见的手：信息技术应包括政治学。

亚当·斯密塑造了一个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它可成为一名领袖人物，将政治学划归于信息技术中。市场（或者最近，其他从根本上相似的算法）起决定作用，而不是人类、政治商议。这一幽默忽视或摒弃了富足，因为当供给接近无限大时，市场变得荒诞不经。

·马克思：政治学应包括信息技术。

马克思主义期望实现富足，但含糊其词，赋予政治学无穷意义。一旦机器可以胜任所有的工作，政治学将决定什么对人类是最好的，因此，所有人都会从富裕中受益。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人类生活将充满意义，因为一旦我们受到足够的来自我们的机器或外星人的挑战，原始的、前技术的部落戏剧将重新上演。因此，技术创造人类意义，它是通过挑战而非通过提供富足。

科幻小说的风格与生俱来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幽默，它预测未来可能未必以人类为中心。在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机器或高人一等的外星人所主宰的未来世界，人类反而可能面临潜在的枝节问题。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构建这样一个故事：与人类相关的事物战胜一切困难。

然而，许多科幻小说结局悲惨，因而成为一个警世故事或者将虚无主义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如何，当技术更加先进时，期待为相关性而奋斗意味着生活被赋予崭新的意义，或人性被赋予自然的使命。这一幽默被称为“威尔斯幽默”，以此来纪念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它是早期出色的例子。

这7个幽默描述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关于人类未来的会话。20世纪新添了两个有名的幽默，第三个也已产生，纵然最后一个幽默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奇爱博士：当技术变得无所不能时，某个人会摧毁我们所有人。人性加上完美的技术等于灭绝。

随着炸弹的到来，奇爱博士所说的可能性（物种普遍自杀）出现了。这比马尔萨斯人口论更加黑暗，因为它使得瞬间决定性的毁灭取代了无意识的自我毁灭，只需简单地摁下按钮即可。

·图灵：政治学和人类甚至不会存在。当技术变得足够先进时，它将成为唯一的存在物，这意味着技术将是超自然的。

在广岛原子弹事件后不久，阿兰·图灵提出了一种理念，即人类在信息中创造了一个后续现实。显然，图灵幽默激发了大量科幻小说的诞生，但我之所以会证明它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指出，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可能出现。人类或许会进入信息时代，但不会被信息所取代。这就是为什么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能够等待被上传到虚拟天空中。图灵将形而上学引入关于自然未来的现代会话中。

此外，图灵幽默提供了一个终点或者说一种末世论，这是看不见的手所缺乏的。图灵算法以一种看不见的手所不能的方式推动世界发展。这是因为我们想象软件在没有人类操作者的情况下也能够运行，甚至在人口减少的富足年代也可运转，关于其不合理性，我将予以说明。富足消灭的是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图灵的幽灵。

·纳尔逊：当其他任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末世论幽默看似即将来临之际，设计独特的信息技术可帮助人类在不使用极端政治学的情况下仍为人类。

1960年，泰德·纳尔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仍处于形成中的幽默，即信息是一种避免政治学过剩的手段，甚至在我们不可避免地朝不完美的富足发展时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讲，它主张看不见的手和富足的同一性。我希望在本书中对这一幽默进行深入的探讨。

每个幽默代表一种不同的假设，即政治学、人类意义所在、技术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它们都涉及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未来，政治学、人类意志或意向性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政治学会变得过时或专制吗？人们会妥协吗？我们会超越过去吗？

这些幽默以某种方式互相环绕着。某些人可能扮演技术必胜主义者的角色，庆祝自己成为高人一等的企业家，但最终却虚构出一幅奇怪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画面。这是最常见的回转之一，总是让我感到惊讶。“免费的谷歌工具和免费的推特(Twitter)将世界推上了一切免费的道路，因为人们互相共享，但是我们可通过搜集别人没有的数据囤积巨额财富，这不是妙事一桩吗？”如果所有事物都是免费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奋力垄断一切呢？我们的财富只是短暂性的吗？当我们陷入万劫不复时，它们会变得无实际意义吗？

它并非同类事情中唯一的苦恼。如果你亮出回归自然这张牌，你将以人造游戏收场，追寻真实性，但却没有地图或未找到一种方法证实你已经找到了它。

这款音乐软件是关于接触真实情感以及音乐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通过调整几乎不会唱歌的人的音高实现其功能，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十分和谐的氛围中一起歌唱。和谐地歌唱是通向音乐的道路上最为美妙之事。但是，请等等，或许他们唱得不完美会更真实。那太机械了。代表真实的完美占多大比例？10%，还是15%？这是“富足”和“卢梭”两个幽默之间的差距。

常见的观点回转版本不一，我几乎每天都能耳闻。技术社会的这些会话无处不在，它们重绘了早期会话的发展——有时是年代非常久远的会话。

怀旧充满意义

技术人员甚至都富有一点儿卢梭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偶尔想象并庆祝从不存在的过去中有一种舒适、真实性。

显然，这个幽默的领袖人物是卢梭，但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也可充当怀旧技术恐惧的文化符号，这都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机器休止》。该小说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网络，于1909年出版，这比计算机的出现早几十年。令世世代代的计算机科学家沮丧的是，我们虽然带来了第一道奇迹的曙光，但它却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故事。

在小说中，我们俗称的互联网被称为“机器”。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机器的屏幕，无休无止地登录社交网站、浏览网页、打网络电话……有趣的是，福斯特不够愤世嫉俗，未能预见广告业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中心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机器停止了运转。错误相继而起，与目前想象的网络攻击假设相似。整个人类世界崩溃了。幸存者散乱在外，沉溺于现实的真实性中。“太阳！”他们高呼道，看到这一美丽事物发光而觉得深不可测，备感惊讶。这美丽本难以想象。机器的失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一主题在大众文化中已是司空见惯，较近的一个典型出现在电影《黑客帝国》中。在该片中，人类居住于一个虚拟现实的模拟中。那些明白自身处境且能够控制自身状态的人比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更有活力，更有男子气概，穿着也更体面。在早期的反乌托邦场景中，小配件铺满荧屏，而在《少数派报告》田园牧歌式的快乐结局中，那些小配件则从布景中予以消除。在《千钧一发》中，患有疾病的、自然的、非基因工程化的哥哥更有活力、更真实，因坚持乐观主义而受益匪浅，而健康的、基因工程化的弟弟心中并无乐观主义。

卢梭幽默是一种含混不清的讽刺，有时甚至滑稽。看看伍迪·艾伦的《傻瓜大闹科学城》，它就是一个幽默潜能的例子。我说它讽刺，是因为我们选择采用技术，却发觉技术对我们造成了心理伤害。这一讽刺模棱两可，因为它常常未讲明我们真正拥有的选择有哪些。

福斯特小说中的人类是他们被机器催眠的同谋，毕竟是他们创建了机器。为什么不一直让它处于启动状态，而且偶尔往外走呢？那就是讽刺所在。

另外，机器或许统揽一切，将故事里的人物从短暂的一生、病态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但是话说回来，本来也许有可能创建一个更亲近点儿的机器，它本可以创造同样强的安全性。那就是模棱两可之所在。

正如我所辩论的，假如为了人类的繁荣，世界最终必须成为一个人造世界，那么相比而言，由机器激活的经验一定是不真实的、贫瘠的或肤浅的吗？

对技术做出反应的卢梭幽默与其他幽默一样，普通、有影响力。它普通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实体的、不可避免的难题的基础上。

一旦生活的基本法则改变了，你便再也不能理解你可能已经忘记的前身的事情。没有哪个成年人真正记得在成长的过程中丢失了什么，因为成年人的大脑并不能完全感知心理，而童年记忆在心理中则充满意义。由于产生了这种程度的变化，某种局部性死亡便应运而生了。

从童年期过渡到成年期是一个自然的例子，但技术变革使得连续几代成年人经历了严重程度类似的人工破坏。

完全进入狩猎采集者的经验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主观地构想前电力时代的生活本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我们的技术性更强，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因此我们不断地怀疑自己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是我们存活下来必然产生的副作用。

最近，怀旧式卢梭幽默包括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学派、“天然的”医药食品运动以及被称为世界宗教的传统版本、基本教义派版本的出现，尤其是与人类繁殖有关的方面。我们企图使用最近杜撰的真实性这一理念紧紧抓住某些东西，我们难以表达清楚该东西为何物，或许在走入现代的历程中就已将它丢失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嘲笑卢梭幽默。正如我所论证的，它的论据不仅合理，而且是无法避免的。

同时，低技术时代的怀旧以虚假的记忆为基础。这在小范围的世纪内和大范围的生活中同样适用。你的每个细小的基因特征，从你的眼角到你听音乐时身体下意识的摆动方式，都是由负空间构建和形成的。在数亿年中，即将成为你的祖先的那些人在生殖前就已死亡，正是他们的死亡开拓了负空间。不可思议的年代充满着伤心往事和残酷的现实，而你是该年代的倒影。即将成为你祖先的那些人可分为多种物种，他们重新进入系统进化树，却总是被疾病吞噬，或者还没来得及将基因遗传给你时就已失去了有性繁殖的机会。你身体中的基因部分、自然部分是数十亿年的极度暴力和贫穷的残留物。准确地说，现代性是个体从进化选择的残迹中走出来的方式。(www.daowen.com)

可惜，卢梭幽默有时会导致令人憎恶的行为，极端地使用卢梭幽默具有破坏性。你常常会在任一起源的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发现怀旧式幽默的踪迹，从圣战分子的自杀式炸弹到那些攻击堕胎诊所和动物研究中心的人。

但是这个幽默并非一定要充满暴力。我以一种光明的方式接受它，并加以实践。或许可以将其称为顺势疗法。几乎每个我所知道的技术人员都在壁橱里藏有卢梭的木雕。“增强荒原”（Augmented Wilderness）是一种技术，在该技术中，人们感知到虚拟世界叠加到远程荒原小径上。可能从事该技术的同事将会找到硅谷的固定程序含有野蛮的原始主义的一面，比如火人节。我正在写作的这个房间里放满了稀有的古代原声乐器，我已经学会了弹奏它们。我发觉，采用数字方式制作音乐正在失去某些东西，我不会让其就此消失。这完全合情合理。

我们能掌控我们自己的力量吗

托马斯·马尔萨斯明确表达了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中存在一种天启，令人担忧。相反，在已建立好的超自然框架中，他则没有提到这一点。站在18世纪的角度，他对未来产生了恐惧。在未来，我们自己的成功授予我们天赋，我们却无法承受，结果酿成大难。

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炸弹”这一主题一直无休止地上演，就像在20世纪60年代保罗·埃利克（Paul Erlich）对它的评述一样。纪录片《科技不进化论》（Surviving Progress）以《失控的进步》（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一书为基础，片中这样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技术进步威胁着人性的存在。”

人类各种各样多舛的命运从来没有远离我们的思维。全球气候变化是目前最主要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恐怖分子掌握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造成何种局面。人们还可能提到，在喷气式飞机时代，病毒迅速扩展；当石油耗尽时，我们将置身于核能的辐射中，诸如此类的前景。某些受人尊敬的技术人员公然地表明其担忧：在21世纪后期，我们计算机的后代或许会把我们吃掉。

马尔萨斯情景不仅常常令人恐惧，而且他们的讽刺之处也令人痛苦。现在，工业化的受教育群体经常面对人口反炸弹：人口减少的旋涡。当出生的小孩人数不足以维持一定的人口数量，年龄波动的压力无法平衡时，就出现了上述情况。日本的情况在此前已作描述，韩国、意大利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也正在陷入巨大的人口减少旋涡。是世界上“较低水平的现代化”的地方为人口爆炸提供了动力。

全球变暖、恐怖主义等威胁真实存在，但不是以一种令人惊讶或不自然的方式出现。当人类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时，我们也获得了更加多样化的手段来进行集体自杀。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学习开车。任何一个学习开车的人都有权力在任一时刻自杀。事实上，很多人都这样做。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开车的风险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设法通过汽车来享受可触及的便利和乐趣。

同样，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存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方式多种多样，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全球气候变化真实存在、令人害怕，同时，它也是各物种的必经之路。我们将不得不遭遇专业知识和陷阱，或许偶尔会遇到进行自我巧妙处理的乐观主义咒语。这只是众多过渡礼中的一个。

谈论此事着实不容易，所以很少有人提及。在通过专业技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时，我们也为人类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毁灭世界的方式。专业技术就是专业技术。

那不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具有内在的自我挫败性。更胜一筹的是，在命运方面，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意味着我们必须相信自己。成长是件好事，收获比失去更加美好。人们自然地误以为，在技术人员掺和之前，人类的境况安全且舒适。技术人员记得事实并非那样。

一个欠改造的世界可以被认为更加安全，其原因只有一个，即在过去，婴儿死亡率和其他的悲剧常常构成一个经常性“自然”大灾难。通常，死亡人数可提前用钱偿清，所以马尔萨斯危险也就无实际意义了。人类的故事经历从经常性的大灾难到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与技术能力的提高分不开，两者完全是一回事。

没错，技术带来的福利总是需要人类付出代价。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冒险旅途中的每一个技术进步都有副作用。每一种药物也是一种毒药，每一个新的食品来源即将引发一场饥荒。人类始终认为自己有能力利用古代在农业、燃料和建筑方面的创新，采伐树木，破坏当地的环境。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其他人已用文件证明了人类社会如何反复地自掘坟墓。自人类出现以来，我们一直身负使命，我们必须从最近的发明所引起的混乱中找到我们的出路。

气候变化的答案不能阻止事件的发生或使事件逆转。地球不是一个线性系统，不能像视频剪辑那样快进或后退。在我们学会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存活下来后，地球将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地球，它将更加人工化、更具有可管理性。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只不过是冒险旅途中的另一个阶段，它始于夏娃偷吃苹果，我们也可将其看作牛顿的苹果。（更不必说图灵的苹果了。）

但是没人想听到上述说法。为了能够在未来存活下去，人类应该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坦然接受这一点很困难。游戏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参与其中。

第一个高科技作家

今天看来，关于经济制度、技术和人格的会话在20世纪就已十分陈腐，意识到其数量之多可能有点儿令人泄气。《约翰·亨利之歌》是19世纪的知名歌曲之一，歌中的约翰是一个伪铁道员，据说曾和一个修建铁路的机器竞争，并且取得胜利，结果却因为耗尽精力而死。生产力是致命伤。在19世纪晚期，人类退化这一担忧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最初的勒德分子是19世纪早期的纺织工人，他们担心自己被改进的纺织机淘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预料的那样！他们的故事并不完美，他们发动暴乱，后来被公开处以极刑，以示惩罚。

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工厂工人的生活优于农民的生活，所以勒德分子常常比他们的祖先做得好，然而他们的好运吹弹可破。当一个人在工厂上班时，经常不能自我控制，这可能会加剧勒德忧虑，就像有时候我们害怕被困于飞机多于害怕驾驶汽车，纵然汽车通常更加危险。从根本层面来讲，成为别人的机器是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尚未克服这种恐惧。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大众报纸经常刊登的新闻之一便是机器人即将夺取可能出现的任何工作。那时，受欢迎的小说是关于机器人可能杀死它们的制造者以及将要挑战拳击冠军的故事。经典的是，这些老式狂想故事现在被重新发掘出来，说明的却是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看，从前，他们担心技术会淘汰人类，但却没有发生。今天，同样的忧虑也一样愚蠢。”

我对上述观点的回答是：“根据事实，我完全同意忧虑是错误的，无论是那时，还是今天，世界需要人类，并且一直需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将做出完整充足的计算，以让人的价值得到诚实的评价。如果人们误信人类正在被淘汰，现实中就将出现重大的计算欺骗事件，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那种欺骗的开始。让我们停止愚蠢的欺骗吧。”

回首19世纪，人们还没有把这个世界看作信息世界，想象中的机器人很强壮，无情地抢夺蓝领阶级的工作。两股巨大的文化和辩论之流来源于对机器人的忧虑，分别是“左派”言论和科幻小说。今天，许多对话仍继续以它们为基础。

我们发现“左派”言论诞生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沉迷于勒德困境。马克思是首批技术作家之一，很多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时，我正驱车前往硅谷，听到广播中的某个互联网创新软件在吹嘘征服世界的最新方案。通常，关于技术创新突破传统市场边界、技术天才的全球化等言论数不胜数。我正准备关掉广播，嘀咕着自己为何不能对某家公司给予多一点儿的认同，这时，播音员突然发出感叹：“这是资本论的周年阅读。”我一直在收听“左翼”分子的广播站KPFA电台，自己却没意识到这一点。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喜欢市场竞争，最不想做的事情是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的妻子来自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所以我绝对相信其中的痛苦不堪。但是，如果你选择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也可以活在当下。

每一个深思熟虑的技术人员可能都经历过一段时期，即对勒德情景的自我怀疑。技术进步对事业造成的损害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人群中。如果你等待的时间够长，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扮演勒德分子的角色，即使这只会在特定的时刻发生在某个不幸的人身上。技术变革是不公平的，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我们能够忍受那种不公吗？

大多数技术人员晚上可以安然入睡，其原因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似乎最终真的以足够快的速度惠及每一个人，从而阻止世界爆炸或崩溃。新的工作随着新的技术一起诞生，即便旧日的工作遭到了破坏。在今日，勒德分子的后代与我们同处一地，从事证券经纪人、私人教练和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他们成年的子女仍住在家中。生活的链条没坏，不是吗？

训练和声望都不能使人们避免成为勒德分子的可能性，这只是命运的安排。人们已经证实，由机器人药剂师和“人工智能”软件研究法律具有成本效益，我们仍处于这一过程的前期阶段。过去，这一工作由律师负责。看来，唯一安全的职位是成为网络顶端节点的所有者。如果当真如此，那么该角色也都不能持久。

此外，马克思描述了“异化”这一更加敏感的问题，即在高技术工厂的世界中，当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计划的一部分时，他在这世界上留下的印迹不再属于他自己。现今，许多人担心网络生活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朋友”是真正的“朋友”吗？这些忧虑回应了马克思的号召，这几乎是在两个世纪以后，当信息变得与生产一样时所发生的事情。

挣扎的意义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于1895年出版，它预知未来人类将分裂成两个物种，分别为艾洛伊族和莫洛克斯族。两个种族都从文明的毁灭中存活下来，这一文明曾一直萦绕于马克思的噩梦中，后来消失了。富人和穷人曾经的分界线演变成了物种的分裂，这两个物种的角色都是低质量的。艾洛伊族出身贫寒，性格温顺，而莫洛克斯族出身富贵，颓废，最终变得品质恶劣。

莫洛克斯族可能来源于今天的社交网络或对冲基金所有者，而艾洛伊族的祖先最初无疑是感觉幸运的，因为免费工具帮助他们更有效率地成为沙发客。威尔斯幻想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两个物种的成员都丧失尊严，变成低等生物。（莫洛克斯族吞食艾洛伊族，这大概像一个人尽可能将同理心和尊严抛向千里之外。）

当科幻小说走向黑暗，就像《时间机器》或菲利普·K·迪克、威廉·吉布森的作品中所描述的，通常是因为技术进步使人类变得荒唐可笑。当科幻小说展现阳光普照的景象，是因为英雄通过成功地与人类的退化抗争，使得他们自己成为人类。

斗争的对象可能是外星人（《世界大战》）、纯旧式的魔鬼（《星球大战》）或者人工智能，就像《2001：太空漫游》、《黑客帝国》、《终结者》、《太空堡垒卡拉狄加》等电影描绘的一样。就一切情况而论，科幻小说是根本的控制器，因为它重新创造了早期人类进化的过程。在早期，意义与生存不可分离，而人性就在这种环境中诞生。

实用乐观主义

科幻小说的盛行让我们明白各种发明使得人类的力量无穷，意义非凡。乐观派科幻小说告诉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而与自己的发明较劲。

在《星际迷航》虚构的未来中，各种新发明不仅创造了一个更加仪器化的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更富道德、有趣、富有冒险精神、迷人、有意义的世界。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做纯粹低俗，而且荒谬，但那又怎样呢？这部荒谬的电视剧比其他著名的电视更能反映技术专家群体文化中实质可爱的东西。遗憾的是，最近都没有出现可以与之媲美的电视剧。

《星际迷航》和其他乐观派英雄式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共同的特点就是，总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人物处于冒险的中心。在“进取”号星际飞船的高科技圆形桥上，坐于中心位置的是像科克或是皮卡德式的人物。

20世纪60年代，《星际迷航》首次上映时，还没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等设备。但难以置信的是，乐观的技术专家们却创造了诸如探月这样的种种奇迹。这让今天的人类无地自容呀！

也许因为我是美国人，以至于乐观主义和成功之间的关联对我来说具有美国特色。我们的流行文化是，乐观魔法般地孕育着成功。信仰“天定命运”的励志演说家们相信“如果你构建了它，它自然就会出现”这一理念，绿野仙踪的主角也是其信徒。

乐观主义在技术人员身上起着特别的作用。有时，理性的技术专家也会凡事乐观，这令人十分惊奇。对他们来说，乐观好像神奇的推动力，让他们不懈追求知识。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世俗版的帕斯卡赌注。

帕斯卡认为，如上帝存在，正确的选择是信它，而即使上帝不存在，作为信徒也没有什么损失。乐观的态度真能影响结果吗？最好还是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平民版的科克赌注。

这里提到帕斯卡赌注，并非我要讲的跟上帝有关，而是它的这种逻辑跟技术专家的思维逻辑相似。帕斯卡赌注和科克赌注背后共同的逻辑思维并不完美，我们无法预测将为此信仰付出何种代价。例如，我们已因信仰上帝付出惨痛代价。而且，对于无数其他的信仰，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赌注，但不能抓住所有的，该如何选择呢？

然而，不论好坏，技术专家们做了科克赌注：相信现在做的一切会使未来更好。相信有些负面影响再怎么糟糕，也至于毁了整个项目。我们前进的步伐不曾停止，却不知道究竟去向何方。

对于未来，我们总是感到迷茫和虚幻，就像《星际迷航》一样，然而这种态度是最好的选择。不管你觉得帕斯卡赌注怎么样，科克赌注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将讨论其他类似的方法，以间接证明科克赌注的优势。

我和我的技术专家同事们争论的核心是，我觉得他们已经转换成另一种赌注方式，想造一艘星际飞船，但船长不是科克。

技术专家们总觉得没有必要谈论他们的心理动机或者文化理念，所以我强调技术专家群体文化有些反常。研究像物理理论或神经学此类“纯”事物的技术专家们，经常在书本上或是电视纪录片上告诉大家他们工作中发现的奇幻和美妙之处。

技术专家们很少讨论心理动机或者文化理念，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收入不菲，既无须担心找不到赞助，也无须讨好纳税人或官员们。

因此，尽管人们总在讨论科学家们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理念，但技术专家们只是利用公众的注意力来宣传他们最近的发明。

这种情形违反常理，因为一旦科学家们讨论的概念超出其专业范围，他们对世界的影响相对于技术专家们激励人心的理念就微不足道了。例如，有意思的是，一位生物学家可能是基督教徒，而另一位可能是无神论者。如果一个技术专家能够操纵人的欲望和行为，那么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将改变。技术专家的行为可以通过话语直接（而不是间接）地改变很多事情。

换种说法就是，科学家们非技术性的思想影响大潮流，而技术专家们的创意却能创造实实在在的物体。

【注释】

[1]古代医生（比如希波克拉底）将原始幽默理解为力量和精髓的一股小集合，流过人类身体。它们分别是液体（黑胆汁、黄胆汁、黏液或血液）、元素（空气、火、水、土）和性格类型。例如，黑胆汁对应忧郁。

[2]警示：请不要为了组织别人的表达方式而设法将我的幽默分类表应用于某些云软件。它们提供的只是思维，而不是真理。换而言之，我希望你们持一种个人怀疑的方式，用分析性思维思考它们，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借助软件限制或决定未来事件的方式。
从九型人格到《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人们永不会停止使用本体模型描述人类境况。本体模型或许有趣，也可能有用，但是，我们对待它们无须太过认真。正如所有的本体模型方案一样，我所说的幽默并不旨在与现实本身混淆。

[3]的确，这当然不是所有宗教或精神的总定义。此外，虽然我一直据理力争，但是物质主义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使人为之着迷、受难，正如宗教所能达到的最糟糕的一面。一个斯大林能够发动任何形式的宗教调查。但是，全球有一个古老的政治现象，我们必须赋予其名称。

[4]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一直低估了技术变革，的确如此。20世纪60年代或80年代为星际飞船企业号（仿佛在数世纪后的未来）想象出来的信息技术小配件就已自感过时。甚至在自己一生的时光中，人们都难以体会技术变革的重要性能达到何种程度。另外，消费者飞行汽车仍然不存在，或许长时间内都不会出现。因此，技术变革时常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