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收入与财富有何不同

中产阶级是理所当然的吗

金融存在已逾400年，它的诞生正逢人类对未来满怀憧憬，那是一个科技发明迸发的时代，它给数百万人带来了健康和享受。也正是在那时，中产阶级出现了，尽管它不完善，但其崛起仍不失为一个奇迹。有了这个转型的背景，我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没有让更多的人从现代化中获益？如果科技像我们宣称的那样好，可以产生巨额财富，为什么还有穷人？

科技进步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但仍然无法满足人类的苛刻要求。我们希望现代医药能完全避免副作用，现代飞机实现零事故飞行。但是，我们要记得，仅仅在一个世纪前，这些东西仍是无法想象的。现代金融业也是利弊共存。

如果我们把金融当作一股巨大的在世界范围内涌动的资本潮流，和河流一样，它也将汇集成一个巨型旋涡，有时向上涌起，有时向下沉坠。在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马克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观察这个现象，但很遗憾，他没有追根溯源。

共产主义革命试图用政治手段阻止和替代金融，事实证明，这些手段所造成的恶劣结果比任何资本危机都要严重。因此，在一个由金融驱动增长的世界里，要解决贫困难题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想要创造的世界，有些人并不想看到，包括我，他的设想是：成立一个委员会，确保最大化每个人的利益。让我们拒绝马克思的设想，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能否把市场当作孕育中产阶级的途径。

马克思声称，金融是一项令人绝望的技术，市场体系终将为富人所操纵。一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上确实存在演变的惯性，但惯性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通过干预改变这一切。尽管我们有理论证明这一切不是真的，但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确实在依赖干预，以求得生存。

世代相传是财富的本质特征，贫困也一样，离开市场和体系的支持，中产阶级地位很难维持其稳定性。我们已知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长存，莫不依赖于凯恩斯干预和其他持久性机制来减少市场波动，如社保体系。

然而，在将来，数字网络或许能取代这些机制和干预，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要明白其中缘由，我们需从根本上考虑人类的组织系统。

两个熟知的分配模式

本书将介绍两种人们组织分类的方式。

一种是明星体系，也称胜者为王体系。比如世界上的电影或体育明星永远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这种体系也是一种金字塔模式：赢者高高在上，失败者只有垫底。这里只有明星和崇拜者，金字塔中间的人并不多。

胜者为王体系的特点是，它一般是在流行、高效率、数字化网络的市场进行分配，见图4－1。比如，新兴科技公司中最终能够成功的并不多，但一旦成功，其积累的财富必将极其惊人。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网络世界个人身上，比如，个人可以开发智能手机应用，或者在YouTube这样的视频网站上传视频，从而迅速致富。是的，成功的人永远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失败了。

图4－1　胜者为王体系

另一种分配模式是钟形曲线模式，见图4－2。在这种模式下，普通人占据钟形的顶部，卓越者及失败者分别占据钟形的两头。钟形曲线分配基于人们的评价模式，数据就是这样统计的。即使这种评价有时免不了任意性甚至虚假性，它仍然是可信的。比如，世上或许真的不存在某种特定的智力，但是我们仍然参加智力测试，测试结果就是一个钟形曲线分布图。

在一个中产阶级强大的经济体中，发展成果的分配可能更加接近钟形曲线模式，就像智力等才能测试的结果一样。不幸的是，和旧封建及巧取豪夺的寡头经济一样，新数字经济产生的结果分布更像“明星体系”，而不是钟形曲线模式。

为什么是明星体系，而不是钟形曲线模式？

图4－2　钟形曲线模式

胜者为王，一种不可取的分配模式

稍后，我将提出一个初级方案，改进网络组织方式，让分配结果更偏向钟形曲线模式，而不是胜者为王模式。我相信未来经改进后的网络设计将带来巨大的改变，尽管我们对它仍然知之甚少，但我们确实已经找到了改进的方法。

当人们在单一的框架中被分类时，便有了胜者为王的分配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像智力这样的特质，我们姑且不探讨它在某个单一测试中的具体含义，智力如果成为竞赛中的唯一评判标准，智力分布的钟形曲线模式便会转变为胜者为王的模式。

胜者为王模式有什么弊端吗？它不是旨在为大众利益而推出最优秀的吗？是的，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些胜者为王式竞争的好处，例如，设立诺贝尔奖等特殊奖项有助于推动科学的发展。然而，奖项形式的多样化，如设立学术终身制及研究基金，将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然而，胜者为王模式正不断侵蚀当今社会的其他领域。比如，在网络时代，美国无视中产阶级被削弱及收入差距，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硅谷时代是一个新镀金时代，但是我们无须也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的增长模式。

胜者为王式竞争可以作为经济体的一种竞争方式，以奖励那些出类拔萃的人。但如果把它作为基本的竞争方式则是一个错误，无论在实际情况或道德上，还是在数学运算中，它都是不可取的。

明星体系是钟形曲线的一种变形，它使用不同的设计原则呈现相同的信息。若使用不恰当或过度使用，胜者为王的明星体系就会放大错误，使结果失去应有的意义。

我们只能用评估决定分配结果，尽管在智力测试中，评估的标准还有待统一，结果也易受主观的人为影响。比如，在实际生活中，噪声及运气这两个问题，它们都是不可控因素。自21世纪初，新数字经济崛起，世界推出了各种新的竞争形式，如《美国偶像》，在这些竞争中，那些被人们看好的参赛者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在胜者为王式竞争中，旁观者不可避免地将胜出寄托于运气。是的，在歌唱比赛中，胜者确实实至名归，但是个人的运气因素也不可否认，有时，评委的一念之差就可能让奖杯易主；有时，装扮不同，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

还有一点，胜出和失败的结果也大为不同。有些评论家可能出于感觉或道德对胜者为王式结果提出异议，因为他们碰到的数学题会让噪声放大。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太过依赖胜者为王式竞争体系，一旦出现问题，其结果往往比其他体系要尖锐得多。它没有其他体系那么贴近现实。

当钟形曲线模式取代胜者为王模式时，噪声、运气及观念性歧义这些因素都会被限定。我们可以探讨平均智商或高智商的数据意义，但没必要从中选出所谓智商最高的人。

钟形曲线应保持本色

我们之所以发明明星体系，是因为我们缺乏有力的选拔机制。如果明星选秀活动只有5场，每场选出5个明星，那么明星总共只有25个。

在明星体系中，赢家往往名利双收，与之相对的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大多数人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对手更多，这最终将导致他们被逼入贫困（因为竞争或自动化影响）。

为得到钟形曲线模式分配结果，我们必须有自由的走向成功的道路或选拔机制，也就是说，成为明星的方法应该不止一种。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经常读到某个人之所以拥有商业优势，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特殊，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在云计算出现之前，本地面包师制作面包的速度比异地的面包厂送新鲜面包的速度要快，即使后者的面包价格更低；本地银行家要比异地的分析师更能分辨出谁有能力偿还贷款。每个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人都是当地的明星。

到目前为止，数字网络的主要影响是削弱本地优势，若情况不变，这种趋势将导致经济体的内部出现严重问题。具体的原因将在后面分析，此时，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幅即将在21世纪揭晓的画面：如果一个机器人几乎可以免费制造或打印出另一个机器人，这个被打印出来的机器人可以在你的厨房或者沙滩上烤新鲜的面包，那么无论是上述异地面包厂还是本地面包师，都将经历与唱片公司一样的命运，即他们获得成功的道路都将变窄。和音乐文件一样，机器人制作面包的方法将被挂在网络上共享。新受益人将拥有一台远程大计算机，用于监视吃面包的人，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广告宣传，打折销售。吃面包的人将获得折扣，但这些优惠远不足以抵偿他们失去的机会。

明星体系使自己挨饿，钟形曲线则可获得新生

产生明星体系结果的市场尽管经过优化且能高效率运转，但它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能产出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以支撑市场的持续运转。如果普通人不能致富，市场经济将难以真正发展壮大，即使在镀金时代也是如此。镀金时代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工厂离不开客户，银行也离不开可信赖的借款者。

即便工厂和银行最后被淘汰——21世纪内确有可能，我们探讨的基本原则还将继续存在，它不是数字时代的衍生品，而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在20世纪，中产阶级的壮大实际上也让富人受益匪浅，要比寡头经济强得多。对富人而言，经济大规模发展要比胜者为王体系盈利更多。尽管有富人不时提出质疑，但即使从精英人士的观点出发，财富也在普遍增长，而不是被消隐吞噬。例如，亨利·福特曾故意把最早大规模生产的汽车价格压低，以便自己工厂的工人也买得起。正是由于这种买卖平衡，经济才能增长，我们才有机会创造更多财富。

在中产阶级发达的社会，即使是超级富翁也能从钟形曲线分配模式中获益。

堤坝构造的人工钟形曲线

在数字网络出现之前，人们都采用胜者为王分配模式。铁路的兴起成就了大批铁路大亨，石油产业的崛起产生了大量的石油寡头。然而，数字网络不一定只有这一条发展道路可选。

不幸的是，之前进行的一系列经济和技术革命证明，除明星体系外，我们似乎没有其他模式可选。资本的流动并不能使中产阶级普遍受益，其他生产因素也是如此。为弥补明星体系的不足，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特殊堤坝，防止资本等生产因素任意流动，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

实际上，堤坝就是一般高度的水坝，它旨在抑制水的自由流动，以保护珍贵的事物。但是，若堤坝累积至高山的高度，我们便可以看到它，就像东南亚某些地方的梯田那样。这样的高山一旦耸立在经济的大海中，它便能在资本流动中创造一座繁荣的岛屿。

图4－3

注：这种梯田形状的特殊堤坝将在资本流动中培养起一个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这道堤坝，资本将肆意流动，把普通人推向贫困（流向左边的海洋）的同时，使少数人暴富（右上角的瀑布/喷泉）。民主取决于高山高度能否超过喷泉。

产生中产阶级的堤坝有很多种。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这直接导致许多国家的财政吃紧，尽管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大多数发达国家仍选择采用社会保障系统构建堤坝。有些堤坝并非由政府构筑。20世纪，美国构筑了一道颇有特色的堤坝，它利用税收政策鼓励中产阶级投资于房地产和当时较为保守的市场，如个人退休金账户。

为满足特殊需要，当时构筑的堤坝还有终身聘任制、工会会员、出租车牌照所有权、美容从业资格证、版权、专利……各行业还竞相出售中产阶级堤坝，如保险。

这些措施还不完善，任何一样都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中产阶级要想过得安逸和稳定，就必须组合使用这些堤坝。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举措，资本主义便难以繁荣富强。

一个完美的纯市场幻想(www.daowen.com)

由于本书创作的特殊历史背景，我们需要做一些特别说明，尽管对未来读者而言，若认真思考，这些观点有点儿站不住脚。（我永远是个乐天派！）

目前，全球正上演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辩论，其焦点是，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政治应该让位于金钱吗？在欧洲，德国（贷款人）的金融难道比希腊（借款人）的政治更加重要吗？在美国，有一股巨大的所谓民粹主义的思潮，它宣称，“政府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市场。

对此我想说：我是一个技术人员，对我来说，无论站在哪个立场都不重要。技术从来就不完美，它们总是有进步的空间。

比如，你或许想设计一款平板电脑，既便宜又能满足你的所有幻想，它不需要按钮，只需一个触摸屏。那么，这是否满足了我们的幻想，达到完美境界了呢？但是你不可能设计出这款平板电脑，某些特定的按钮，如开关按钮，是必不可少的。做一个绝对主义者便意味着你将变成一个失败的技术人员。

市场是一种信息技术。对技术而言，如果没有改进的空间，便一无所用。如果市场技术不能完全实现自动化，仍需要某些按钮辅助，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假装我们掌握的市场技术已经完全自动化，从而不需要按钮。你不能毫无意义地寻求完美，你只能不断改进。

并且这里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在世界各地不断推出各种救济方案，它们以纳税人的钱为后盾，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任何紧缩措施能够完全帮助我们摆脱这场网络化的金融危机。因此，市场技术需要改进，改进技术意味着我们信任技术，而不是拒绝。因而，让我们继续进行手边的这项工程，并拭目以待，看网络技术能否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糕。

请不要假装世界上存在某种“纯粹”的资本主义，我们应对它保持忠诚。实际上，它并不存在。

收入不同于财富

在21世纪前几年，抵押贷款热潮盛行。当时市面上有一本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作者在书中写到，尽管他的亲爸爸是一名学者，每年有不菲的薪水，但从未成为富翁，而他的导师，也就是他的富爸爸，不是思考如何挣钱，而是另辟蹊径进行投资。因此，数以百万计的人对这位富爸爸的策略趋之若鹜，追求财富而非纯收入。（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个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买房，最后竟是一个骗局。）

很少有人靠工资成为富翁。从经济上说，在体育界或娱乐圈里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人，但毕竟是极少数。富人致富通常靠的是资本，他们把这些资本在各行业进行投资，如房地产、股市及其他有回报的领域，工资与这些无关。富人抓住了金融的本质，他们不是单纯地记账，也就是说，富人在市场流动中有更稳固的堤坝。

在财富的上游，堤坝会自然生成并不断巩固。商业化转型后，对大多数成功人士而言，财富就像一片海洋，四面八方的河流汇聚于此，源源不绝。^[1]守富要比致富容易。

对资本主义而言，有一个问题仍需解决，即如何创造一个中产阶级可持续发展的财富传奇，而不是靠单纯的收入。

理想化的机制能够对创新型人才进行灵活的奖赏，它不会是类似委员会的垂死权力机制。这种机制必须坚不可摧，以抵御资本流动的自然风暴，随着新技术在21世纪的发展，这种风暴将无法避免。

此外，它应该顺应人心，以大众为基础，并独立于“要么全赢，要么全输”这类事件，就像加入工会一样。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具有伸缩性，这意味着它在人们的拥护下愈加完善有力，而不是被削弱。

我稍后将具体探讨这种机制。

品味政治

使中产阶级能持续繁荣的堤坝受益人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其一，是上层的富人。他们处于资本流动的上游，有时，在俯视下游时会看到他们的资本流动受到人为阻碍。例如，工会会阻止雇主雇用那些不思进取的雇员，他们工作不努力，对社保也要求得少。在雇员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安全，可能在雇主或投资者眼中就变成了市场矫正的阻碍。其二，是来自底层的无保障者。由于自己没有堤坝，他们会存在不平衡心态，敌视他人的堤坝。这种情况出现在下列情形中，当人们未从堤坝中受益时，比如版税、工会会员或终身聘任制，他们便会质疑他人利益的合法性，甚至会把他人的利益视为自己的损失，必欲除之而后快。

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当时在台上使用早期虚拟现实设备演奏了一些怪异的音乐，惹得其他乐手非常不悦。

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城镇，我们根本没法演出。在芝加哥，我不能直接上台把设备接通电源，因为这种工作一般是由工会会员来做，除非他们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或类似经验，无法胜任工作。因此，我们会陷入困境，这很荒唐。更重要的是，工会的人有时蛮不讲理，他们不会简单地跟你理论，有时甚至使用武力。当我们最终确定一套试验性方案时，我们不得不向方方面面的人支付报酬，其中也包括那些无所事事、毫无贡献的人。

因此，那时的工会不仅限制个人的自我展现，也阻碍了技术进步。但是，我并不完全否认工会，它们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堤坝的另一边是战壕。建立工会的战斗是残酷的，有时几乎演变为战争。一代代工会活动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让普通劳动者也能享受双休、退休及其他社会保障。工会运动从来不曾完美，然而我尊重人们的付出，感谢他们推动了这个世界的进步。

尽管我个人很看好工会，但为完成本书，我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它的不足之处。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工会运动，而是对堤坝的本质进行探讨。我们称为“上级堤坝”的东西，如独家投资基金，最后竟是混淆视听的庞氏骗局，是一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段，这种情况存在于所有层面的堤坝。

堤坝逐渐主观化，而非系统化，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无论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堤坝总是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它容易滋生腐败。罪犯曾轻易地找到了经典中产阶级堤坝的漏洞；暴徒曾渗入工会，把音乐版税变成了谋求私利、进行洗钱活动的工具。

堤坝是对不公平市场秩序的否定，是资本流动中人的意志的嵌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会不可避免地把人性的缺点带入其中。虽然堤坝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还是成功地保护了中产阶级，帮他们在金融世界抵御了洪水、暴雨、龙卷风和干旱的侵袭。如果没有堤坝体系，梯田钟形曲线山将被吞噬，资本主义很可能变得腐朽，市场最终沦落为富人的天堂。

我驾驶雪佛兰去堤坝，却发现它已经干涸

数十年来，暴风雨袭击堤坝已是家常便饭。当一切事物都网络化之后，堤坝与资本、普通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制衡便成为过去。中产阶级构筑的堤坝合法化之后，富人构筑的堤坝也随之合法化。阶级不平等的人群之间存在一种均衡的社会契约关系，这种社会契约则是现代化的基础。

然而，20世纪最后20年，计算机价格格外低廉，推动了金融的网络化，此时，资本风暴就拥有了超高的能量。对于这一点，我不会详述。有安然公司、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及其它们在新世纪的发展，一般的资本流动已成为超级流动，这就如气候本身，现代科技增强了金融气候，极端气候更加极端。在此做这一点阐释已经足够。

最后，中产阶级构筑的堤坝被冲垮。在“信息超级流动”和“资本超级流动”的冲击下，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塌。版权保护、工业制品保护的力度被削弱，音乐家因此遭受损失。制造业在世界各地提供就业机会，时而在此地，时而在彼处，转移速度随“资本潮”的大小而定，而且联盟无法阻止这种变化。贷款发挥了过高的财务杠杆作用，存款的价值降低，政府被迫采取紧缩政策。

这些堤坝的原有敌人可以开怀一笑了。华尔街的豪门与年轻的盗版党投票人表达出相同的心声，即一切都必须投入市场。某些人看到别人遭遇不幸时，总是选择幸灾乐祸，即使他们自己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许多人都极其排斥堤坝，因此，当堤坝被冲垮时，他们会感到兴奋，似凯旋者一般。音乐家从旧制中解放出来，现在，他们可以靠举行小型巡回演唱会来谋生，为此，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直到今天，我们仍在音乐产业的坟墓上跳舞，谈论着与音乐公司解约的音乐家。紧缩政策将社会工作者联盟的功能弱化时，我们欢呼雀跃，因为纳税人无须再为陌生人的退休承担任何责任。

任何投资都会受到无休止的影响，因此在处理房屋贷款时，房主不再起主导作用。在此情形下，我们欢呼的形式则是：生活其实并不公平，而人们应该对此负责，难道这样不好吗？

新的水流持续不断，冲塌了中产阶级堤坝形成的耀眼山脉。资本大洋开始形成高楼，高耸入云、气势如虹却又薄如刀刃，同时还带有一条细长的尾巴。

音乐何以像贷款

人类不幸设计出来的强大数字网络要将堤坝夷为平地，其主要方式是推行数据复制。^[2]例如，可能是因为游戏或应用软件隐藏在硬件生态系统中，不易复制，而音乐文件很容易复制，所以在网上的销售量显然更大。当盗版唾手可得之时，便无所谓物以稀为贵，因而市场价值自然暴跌。

文件分享是否属于“偷窃”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我对软件功能不持任何道德立场，因此也避免参与这样的争论。抽象而言，复制是一个索然无味且模棱两可的问题。

相比上述争论，我的立场略微超前，即我们不应该“非法翻印”文件，然而当今社会指责盗版却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要求人们停止分享或翻印文件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在这些人参与了有利可图的网络方案却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普通人一直都被窥视，从他们身上获取信息，而他们并未得到补偿。虽然我希望实现人人都为音乐等资源支付报酬，但是在能够实现相互利益之前，我是不会如此要求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体系，长远来看，这种体系能够造福所有人。如果你不曾对音乐行业的过去有所了解，那么对你而言，即使失去了过去较为强大的中产阶级工作池，也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应该趁早向其他人提出警告。

复制音乐家的音乐毁掉了他们经济上的尊严。这并不意味着音乐家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报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音乐家的经济寿命是即时的、转瞬即逝，即音乐家只能依赖现场表演获得收入，过去录制的音乐无法售出。偶尔依靠唱歌赚取晚餐没什么，但是若一日三餐都要靠演出来支撑，这就迫使其陷入困境，如农民一般。

农民的困境是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若音乐家患病、年迈或者有患病的儿女需要照料，他就无法演出，无法获得收入。事实上，只有极少一部分音乐家能够生活得很光鲜，但是当厄运突然降临时，靠提供即时表演的职业，即使是最成功的，也会面临分崩离析。现实生活中，这类突然降临的厄运难以避免，因此，终有一天，通过提供即时表演获得经济收入的所有人都会步履维艰。

同时，有一些第三方间谍机构，如社交网络或搜索引擎，它们将通过复制的信息创造持续的财富。提供即时演出的音乐家失去了过去的版权保护和工业制品保护^[3]，现在，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举办现场演唱会、派发T恤等方式）自由地追逐名利，但是再也无法获得财富了。财富全都归中央服务器的操纵者所有。

音乐与房屋贷款的相似度到底有多高？若贷款被未公开的第三方利用，并通过网络包装成秘密、复杂的证券，那么房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就降低了。与音乐家的音乐文件一样，房主清偿贷款的承诺被多次复制。

本是房主独一无二的致富承诺，如今却遭无数次复制，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原有承诺的价值。这样的复制消除了房主长期获得财富的能力。

换句话说，房主清偿债务的承诺书只签了一份，而这份承诺书及其不清偿贷款的风险却随处可见。因此，房主不得不为这种扩大的风险埋单。最终结果就是缴纳更高的税款（以支持“太过重要而不能失败”的财政政策）、贷款的抵押财产价值降低了、获得信用的机会也减少了。

获得信用的机会遥不可及，但是那些拥有顶级信用等级的人除外，因此,过去收到偿还字据的人遭遇的风险将扩大。即使最富有的国家也难以保持较高的信用等级。与“必然之事”的幻想相反，真人的世界已是声名狼藉，贷方已不愿再借贷。

等你明白了，一切就都明朗了。以证券形式发放的贷款，就如盗版音乐文件。

任何情况下，曾经坚持获取堤坝效益的人是不会立即受到伤害的。毕竟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别人计算机中一系列比特值。所建立的只是一个抽象的副本，别无其他；只是微不足道的变化，远远不够。然而，长远来看，源头的人将是受害者。提供信息源的人深受其害。

【注释】

[1]本书所绘图形前后有些出入，敬请见谅。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富人所处地势最低，可以汇集堤坝拦截的所有水流；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财富上游，这也符合我们对他们的一贯看法。在数学计算中，我们常常取最大和最小两个极值，以便更直观地认识事物。我们总是尽力寻找进行抽象化思维的方式，这很困难，因此，有必要视情况对图形进行调整。

[2]我们将会发现，从技术层面看，通过网络进行复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第一代网络工程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认为。网络出现与其广泛使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正是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低级的事件，从而使复制出现。

[3]法律规定，无论是对音乐唱片进行实体复制还是机械复制，一定要保证音乐家获得一定收入。对于早期的几代音乐家而言，这是来之不易的防护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