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迎击麓川思伦发的定边大战

前述大理之战结束后，明军曾分兵北攻丽江，西征永昌，附近民族地区受到震动。其中，与永昌接壤的原元朝麓川路傣族土官思伦发初负固不服，后经“总兵官西平侯沐英遣部校郭均美往复招徕，于是不烦兵而纳款内附，朝廷推怀柔之恩，乃授思伦发为麓川平缅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宣慰”^[5]。

当时，思伦发控制的领地是其祖思可法乘元末动乱，元廷无力顾及时不断兼并周边地区而形成的。全境比今天的德宏州辽阔得多，东面越过澜沧江，已接近景东府，东南邻车里（今西双版纳），西入缅国，北连西番（今西藏），西南抵八百（今缅甸掸邦至泰国清莱、清迈一带）。^[6]思伦发之所以归顺并接受了明朝的封爵，主要是为防止明军继续西进至其祖孙几代苦心开拓、经营的这一地区，欲待实力加强后，再与明朝抗衡。

麓川东境景东土官俄陶早在明军初至云南时就归附了明朝，并受封景东知府。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思伦发怒其阻碍了自己向东发展，便率师10万进犯景东。俄陶抵抗失败，逃往大理，由都督冯诚指挥的增援明军也被击败，千户王升阵亡。

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春正月，思伦发再次率师越过澜沧江，远侵至他郎甸摩沙勒寨（今新平县莫沙）。沐英派都指挥宁正将其击败，歼敌1 500余人。思伦发景东获胜之后，遭此挫折，为图报复，仅过2个月，又举全境之兵，号称三十万，战象百余头，三过澜沧江，大举东侵，直达定边（今南涧县）。此役对手人数众多，来势凶猛，沐英于是亲自指挥迎战，其率3万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赶赴定边，在距敌营不远处布阵。次日，派一将率300名骑兵作试探性攻击，对方以万人并驱象30头迎战。刚一交锋，明军箭弩齐发，敌兵百人被射杀，一象扑地，为明军所获，敌将负箭而逃。沐英见初战获胜，士气高涨，便不失时机地召集诸将校授方略：“定边受围已久，若不即破贼，设定边失守，则贼势益张。彼徒恃其象，以恐慑我军。今方少以骑士挑之，已获一象，又何足畏乎。吾知所以破之之术矣。” ^[7]接着，下令在阵前置火铳、神机箭三行，待战象近前，第一行铳、箭齐发，第二行准备；若敌未退，第二行继之，第三行准备；如仍未退，第三行继之，后再反复如是。铳声不绝，象必惊走。

次日一早，沐英再分军为左、中、右三队，准备根据战事进展情况作突击敌阵时用。临开战前，他再作战时思想动员：“今深入寇境，与之相持，胜则必生，败则必死。吾辈受主上深恩，报德成功，正在今日。吾与若等约：有功者必赏，退衄者必斩。”^[8]

战斗开始，群象直冲阵前，明军铳箭齐发，声震山谷，象皆惊而返奔，自相践踏。明军乘势直闯敌阵并火焚其寨，顷刻烟焰张天。敌军中有骁勇者，率众作殊死反扑。当时，沐英正冒着矢石，驻马于高冈指挥，见左队迟疑小却，大怒，传令驰斩领队官。左队头领遥见督战官横刀飞马而来，惧而领众复冲入敌阵拼杀。沐英督战益急，三军大呼而进，无不以一当百。不久，敌军终于招架不住，纷纷溃逃，明军乘势追杀，大获全胜。此役，共歼敌3万余名，俘万人；生获战象37头，其余的身上皆密布箭镞如刺猬而死；敌帅刀斯朗及另一将佐各身中百余箭死于象背上。^[9]

这一战役，为沐英入滇以来独立指挥的规模最大、最惨烈，也最显其军事指挥艺术才能之战。(www.daowen.com)

接着，沐英奉太祖诏令囤积军粮，修治道路、驿站，并提出了乘胜继续进军，收复整个麓川的计划：“今欲大举歼灭之，若于数十万兵中精选十万，往取景东及远干（今镇沅县）、威远（今景谷县）等地，贼闻之必率众来援，因逆击之，其势必克。”^[10]但后因东川等地又发生了叛乱以及思伦发遣使贡象、马、白金等方物谢罪乞和，沐英便“从改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为之请于朝’，并获得了明太祖的允准，这次战争才没有爆发”^[11]，并且还让思伦法仍任原职。

但是，根据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形势发展，证实了沐英当时的计划是正确而本应施行的。太祖的顾虑，即战后令沐英“移师逼景东，固垒以待大军集，勿轻受其降”^[12]是极富远见的。因为，思伦发本人后虽未再反叛朝廷，但其子孙思任发、思机发等却一直欲尽复其祖所失故地，长期与周边区域土司甚至缅甸争斗不已，后又东侵腾冲、永昌等内地，迫使朝廷发动了多年的三征麓川的战争。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后期，最后导致了缅甸洞吾王朝的介入，使原本动荡的边疆局势更加复杂化^[13]并极大地不利于我国。即明军为了抵御洞吾王朝的侵扰，于万历年间特地在腾冲西南边境土司地区筑八关^[14]。然而，“八关之筑，虽然藉之以抵挡住了缅甸洞吾王朝军队的继续内侵，但却把关外的土司地区如蛮莫（驻今盈江县西部境外太平江北岸之曼冒）、猛密（驻今北掸邦之蒙米特）、孟养（驻今克钦邦之莫宁）、木邦（驻今北掸邦之新维），乃至南部的八百（驻今泰国北部之清迈）、老挝（驻今琅勃拉邦）都抛给了缅甸洞吾王朝”^[15]。

当时，如果沐英的计划得以实施，后来当不至于出现这种局面。因思伦发大败后，“生还者无二三”^[16]，就算以其号称30万计，十之二三也只剩6～9万残兵，如乘胜进兵，麓川必再败并为明所有，洞吾王朝也就无机可乘。因为洪武朝及其后一段时期，明军的战斗力、军容风纪，将领的政治、军事素质都是明朝后期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沐英个人，更非后来三征麓川时的统帅如兵部尚书王骥、定西伯蒋贵、沐氏后裔黔国公沐斌，以及筑八关的云南巡抚陈用宾等人所能企及。如是则今日云南边疆的幅员，当大不相同。这实为云南历史及沐英平滇、镇滇史上的一大憾事。

尽管如此，定边大战深远的影响和积极意义，仍为古今史家称道不已。

首先，明军因反击、制止了思氏对靠内地区的长期侵扰，受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如《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载：“思伦发遁去，英遂遣使奏捷，还师云南。所过城邑，百姓争持牛酒，出郊迎劳，英慰谕而遣之。”忆进军昆明时，其在金马山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而今，又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军民关系更进一步增强了。这在沐英后来的继续反分裂、反割据的斗争中，依旧受到人民的支持是至关紧要的。

其次，如《滇史》卷十载：“西平此一战，继曲靖、大理而三。西南久安，功烈所遗也。”如果说，古代学者的这一评价未免过于简略，那今日的历史学家们，则不谋而合地作了补充：“思伦发败退麓川，这时，沐英没有乘胜追击，为麓川后来再次发动叛乱埋下祸根。不过，沐英转而利用明王朝调集征讨麓川的12万大军（这支军队刚途经毕节），与傅友德等部共同平定了东川、越州、罗雄等地的叛乱，并设置了卫、所，斩断了他们与麓川的联系，消除了腹地之患，扭转了被动局面，稳定了云南局势，进一步巩固了明朝在云南的统治。”^[17]也就是说，以后，除了麓川及滇东南还有反复外，云南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平定了。这均与沐英“功烈所遗”，即定边大战的胜利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