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收复乌撒，回解省城之围

沐英在大理之战结束后不久就匆匆赶回昆明，原来是上年12月进军云南时，被郭英、胡海洋率领的偏师击败的东川、乌撒、乌蒙、芒部诸民族酋长见明军主力西征，妄想恢复昔日各自占山为王的封闭、割据状态，加之其地处于滇、川、黔交界处，山高谷深、声教易阻、政令难达，故相互串通，聚众反叛。当时，虽然明将吴复、费聚已奉命先期进抵滇东北，但明太祖顾虑当地地形复杂，若孤军深入，恐有失，只令他们做一些军事准备和牵制，“俟三将军至，破擒之”^[49]。直至沐英与傅友德的援军于7月赶到后，方才按太祖原来的部署“分兵掩袭，直捣其巢，使彼各奔救其家之不暇”^[50]。这一战役，共歼灭叛军3万余。接着，遵照太祖诏谕，处决首恶，搜捕余党，使其计穷力竭，诚意归附。同时重立乌撒、七星关、毕节等卫，并增兵驻守，修治道路，囤积军需，作长久镇守计。^[51]

以后不久，即次年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正月，为了免除新建立的云南布政使司的后顾之忧，使明军主力用于尚需巩固的南部及西部地区，明廷将乌撒、乌蒙、芒部改属四川布政使司，东川也稍后一并划归。由于四川比云南早10年被平定，经休养生息后，经济、文化恢复发展较快，且因两地山水相连，也便于其治理。对云南来说，在当时卸掉部分负担，是较为有利的，对沐英个人尤为如此。因为次年三月，傅、蓝二将军奉诏回师，只留下沐英率兵10万镇守云南，这无疑预先就为其减轻了压力。

然而，就在傅、沐二将军还在乌撒，蓝玉又远在建昌（今西昌）之际，以白族土官杨苴为首的一批忠于元朝的复辟势力，乘明军开赴滇东北，只留下少数士卒驻守云南府城之机，相互煽动：“总兵官已领大军回矣，云南城可图也。”^[52]纠合三泊（今属安宁）、仁德（今寻甸）、罗次（今禄丰碧城）、东川等地土官兵共20余万，编为36营将云南府城合围。当时，城中少粮，士卒多病，但都督谢熊、指挥冯诚坚守不屈，令弓箭手不断射退攻城的叛军，有时，趁敌懈怠，出城袭击。然而，因“城中资粮器材殆尽”，度不能支，“乃夜缒刘总旗出，访总兵所在求援。刘夜行昼伏，得至乌撒，见西平侯沐公言状”^[53]。当时，时值九月，沐英正忙着追剿残敌，建置卫所，闻讯立即亲率铁骑一万星夜急驰救援。至曲靖后，因欲约城中守军内外夹击，先派一健卒入城报知，为叛军所获，其假言“总兵官领大军三十万至矣”^[54]。众土官信以为真，大惊失色，连夜撤围逃往安宁、罗次、晋宁、邵甸（今嵩明县白邑）等地，修筑工事，图谋再举。沐英至，与冯诚等合兵追剿，共歼叛军6万余人，俘获4千余人，再次获得平叛战役的胜利。

其实，在沐英到来之前，云南府城已危在旦夕，只要叛军再发起攻击，就有可能失陷。这正如与沐英同时代的云南布政使张后来所言：“时谓救稍缓，则城不守矣。”^[55]

此役因政治与军事意义并重，历来多有史家评述。

如张洪《南夷书》称：“沐公至，人心始宁，招降讨叛，军威复振，出者因粮于敌，居者为耕守计，始以客为主也。”从此，明军的威望大大提高，初入滇时的被动局面日趋扭转，新建立的政权也日愈巩固了。

《道光云南志钞》卷七《云南府》章则说：以后沐英留镇，恩威著于边疆，每下片纸公文，各民族首领皆举行仪式出城叩迎，洗净手后才开启，曰：“此令旨也。”“后遂世守其土，皆能以功名显。每大征伐，辄以征南将军印授之，沐氏未尝不在行间，诸土官皆服从之。”

该章还深刻分析了此后“云南府属之土官差少，盖附杨苴之乱者，皆以诛灭。且都会所在，所设官必由选授，不复参以土人，惟投诚而有功，乃存之耳”。也就是说，这次叛乱，是对民族土官的政治立场的一次考验，除安宁知州、白族董赐在叛乱时举家投奔云南府并协助守城作战，故受到褒奖、提职^[56]外，对于追随杨苴者，就不再任用。

有明一代，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改土归流”的重大政治举措，在沐英此役后，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尽管在当时只出现于靠内地少数地区，而且又与后来在边疆推行的土司制度看似矛盾，但从长远计却是进步的。因为土司制度是一段必须存在的过渡，而最终的结果注定是“归流”，即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社会的进步，这是多民族地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次战役，意义如此巨大，是明廷始料不及的。

【注释】

[1]《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把匝刺瓦尔密》。

[2]（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

[3]《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洪武二年二月”条。

[4]《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戊寅”条。

[5]《明史》卷二百八十九《忠义一》。

[6]《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二，“洪武七年八月”条。

[7]《明史》卷二百八十九《忠义一》。

[8]（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

[9]（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五《平云南颂》。

[10]郭英等赴永宁行军路线，诸史志未载。但据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九“《镌字崖凤”氏世系摩崖》记载：明初武定商胜赴京朝见，至泸州，遇从京赴滇的差官冯执中，可知自元代就开通的从宜宾经泸州、重庆、江陵、武昌至南京的航运仍可通行，郭英等即有可能由水路先至泸州，再改由陆路南下至永宁。

[11]《滇史》卷十，“洪武十四年”条。

[12]（康熙）《平彝县志》卷三《地理志》。

[13]《李修云南通志》卷九《官师·国公》。

[14]《滇史》卷十，“洪武十四年”条。

[15]（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

[16]《徐霞客游记》卷五（下）《滇游日记三》。

[17]王叔武：《〈南夷书〉笺注并考异》，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8]（咸丰）《南宁县志》卷一《地理》。

[19]《昆明市志长编》卷三《古代之三》之（三）。

[20]《道光云南志钞》卷四《封建志》（下）。

[21]《昆明市志长编》卷三《古代之三》之（三）。

[22]一作忽纳寨，在今晋宁县新街乡梁王村委会，西紧临滇池。

[23]杨成武：《以文化立旅游——浅谈晋宁县文化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前景》，载《史与志》2002年第3期。(www.daowen.com)

[24]《滇史》卷十，“洪武十四年”条。

[25]《昆明市志长编》卷三《古代之三》之（三）。

[26]杨成武：《以文化立旅游——浅谈晋宁县文化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前景》，载《史与志》2002年第3期。

[27]《道光云南志钞》卷八《土司志下》。

[28]《明史》卷二，“洪武元年秋七月”条。

[29]（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

[30]《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胡大海》。

[31]吴晗：《朱元璋传》第八章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

[32]《明史》卷二，“洪武元年八月”条。

[33]《滇史》卷十，“洪武二十三年”条。

[34]关于当时元大理路谁为最高军政长官，史志有分歧。如《明史》卷三百一十三《云南土司》、《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为段世，但《滇史》卷十、《南诏野史会证·大理总管》为段明，今从前者。

[35]关于大理守军，明张《黔宁昭靖王庙记》等载为五万，《大理古佚书钞·西征平大理纪略》载为六万余，今从后者。

[36]《滇史》卷十，“洪武十五年”条。

[37]《南诏野史会证·大理总管·段明》。

[38]《道光云南志钞》卷八《土司志下》。

[39]石门并非漾濞县石门关，而是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九《明时期文物》章所指的今下关西天生桥。

[40]段氏军师。

[41]《南诏野史会证·大理总管·段明》。

[42]大理州文联汇编：《大理古佚书钞·西征平大理纪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43]《明史》卷三百一十四《云南土司二》。

[44]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贰《内域区土官十六·丽江军民府》，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45]沐英自大理回师昆明时间多有异，《滇史》卷十为“夏四月”，《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六为“六月”，《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为“秋七月”。笔者认为“夏四月”太仓促，故从六月。

[46]据笔者2002年8月至凤仪镇定西岭后山村原碑址调查，关于此碑下落众说纷纭，无统一结论。因李根源先生于清朝覆亡后不久寻访未见，而明代因沐氏家族镇滇，必不会有失，故只可能失于清朝。笔者推断当为清初，原因为沐氏后裔一直坚持抗清，为清朝所忌，故全国各地沐氏遗物如南京江宁区，云南呈贡沐氏家族墓群、建筑、碑刻等均被毁或遗失。

[47]（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三。

[48]（民国）《重印大理府志》卷二十九《艺文下》。

[49]《明史》卷三百一十一《四川土司一》。

[50]《明史》卷三百一十一《四川土司一》。

[51]《明史》卷三百一十一《四川土司一》。

[52]《滇史》卷十，“洪武十五年九月”条。

[53]（明）张洪：《南夷书》。

[54]（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

[55]《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十，张：《黔宁昭靖王庙记》。

[56]《滇史》卷十，“洪武十五年九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