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追歼梁王，摧毁残元政权

明军攻克曲靖后，按照太祖出师前的部署，除留兵一部镇守外，再次分兵为二。一由傅友德亲自率领，北上乌撒，接应先期而至的偏师。当时，郭英、胡海洋等在永宁至毕节一线击溃当地的彝族土官武装后，正与元右丞实卜率领的正规军相持于地形险要的赤水河畔（今四川叙永东南），亟待增援。傅友德大军至，南北夹击，大破元军及从芒部（今昭通镇雄）赶来增援的土官兵。接着占领了乌撒全境，攻克滇蜀道上的战略要地七星关，从此打通了由云南宣威、会泽直达贵州毕节，再至四川纳溪，沿长江东下内地的水路交通线。这一战役，消灭了部署于乌撒一带的元军的另一支主力。消息传出，周围各地如乌蒙（昭通）、芒部、东川（今会泽、巧家、东川一带）等地部族武装纷纷归附，这使另一部沐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继续进军昆明。

据（康熙）《平彝县志》卷二《沿革》，卷九《土司》记载，傅友德军离曲靖后，沐英为确保曲靖城日后的安全，减轻守军的压力，特地出击了城南的越州，在汤池山招降了彝族土知州龙海及其子阿资，并让其仍任原职，亦佐（今罗平亦佐）土知县沙普额归降后，也“仍令视事”。以后，沙氏家族一直在当地世袭任职直到明末，可谓与明朝相始终，为协助明政府维护一方的稳定及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沐英每次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作战取胜后，都有一个立石或更名纪念的爱好。如当年西征亦集乃路获胜后，曾“勒石纪功”；驻军平彝时，更改城西山名为镇南山。这一次白石江（南盘江）大战结束，他又在江边立一纪功碑（但惜已佚于清初），接着再把曲靖城外西南郊的妙高山更名为胜峰山^[18]后，方才挥师向西南急进，直扑元朝最后一个由宗王——梁王统治的省会中庆（今昆明）。

此时，已是洪武十四年岁末，梁王仍驻于省城，并未作继续设防抵抗的打算。这主要是其军事主力已调至乌撒及曲靖，只有少数溃军逃回，无济于事。另外是顾虑如坚守，“则生民残害矣”^[19]；如欲远逃，当时北、东、东南已属明朝版图，无路可走，向西则为仇家段氏所阻，往南则为亦有世仇的域外。根据其后来在形势危急时所说：“我宗室，无降理，有死以报国耳。”^[20]可知其已作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所以，当他听到达里麻全军覆没，沐英、蓝玉军已至中庆东郊板桥驿时，方才带着其母嘉僖太夫人、妻子忽的斤、行省左丞达的等200余人，从容地奏着鼓乐撤离中庆城。^[21]

起初，梁王先到呈贡滇池东岸罗佐山藏身，后又至澄江，遇阻，又返回晋宁打算投奔驻守当地的部属千户段红部。但段已降明，又遭到少数民族部落的堵击，梁王只得辗转至滇池边的忽纳岩^[22]暂时栖身。^[23]

梁王在沐英的追击下自杀殉国处

沐英军至金马山，接受了各族群众“诸父老焚香拜迎”，以及留守中庆的元臣观音保、也先贴木儿等的归降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被元朝统治了100多年的云南行省省会中庆。史载：“英入城，秋毫无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图籍，抚按其民，时辛酉年（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24]

知梁王已逃，沐英立即亲率骑兵由呈贡今大渔乡越过通往滇南的要冲界次山，直追至晋宁境。梁王及其眷属、文武臣僚一行闻沐英已近，知事不可为，遂焚龙衣、朝服，有的自缢，有的跳崖，有的服毒，服毒者中有的药性未发，而明军已至，便全部投滇池自杀了。^[25]

梁王眷属投滇池自杀处

至今，“后人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曾于忽纳岩上刻字记其事略，并将山下村落忽纳寨更名为梁王山（村），为滇池岸边的古迹之一”^[26]。

沐英收兵回城，再经呈贡、晋宁分界的界次山顶，下令就其有利地势置关城，并在山下建一牌坊，作为从东南拱卫省会的一处据点。因梁王已死，云南将定，从此可享太平，故特地取名为太平关。时至今日，民间仍简称该地为“关坡”，坡下村子太平关村、孙家营村等均为当年的守关将士屯田定居繁衍发展而成。现村中老人多知沐英当年征战事迹，其中高程恭先生知之最多，曾带笔者指点关山形胜，历数前朝兴亡，令人油然而生怀古之思。

梁王部属跳崖自杀处(www.daowen.com)

沐英攻占昆明，消灭了梁王，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如武定彝族女土官商胜不仅率先归附，还运米千石至金马山接济明军，而明军则予其政治回报即报请朝廷，授其武定府知府之职。^[27]这在各地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使很多持观望态度的各级政权不再抵抗，如元威楚路（今楚雄），曲靖宣威使司、澄江路，嵩明、晋宁、昆阳、安宁、新兴（今玉溪）、路南、建水七州，富民、宜良、阳宗（今澄江北部）等县大小官员皆主动前往沐英、蓝玉营中请降。有的地方虽仍在拖延，但明军一至，也立即归服。这避免了当地人民因战争而受害及明军的损失，大大缩短了最后统一全省的时间。另一个积极的重要政治意义还在于：摧毁了云南梁王政权后，北方残元失去了最后一个可南北呼应、联合抗明的军事基地，使其从此日愈孤立，最终灭亡，从而长久地巩固了明朝政权的稳定与南北部疆土的完整。

接着，明军又奉太祖诏令，协助文官设立了相当于原云南行省省署的布政使司以分治各府、州、县，相当于元初大元帅府的都指挥使司则总领军事，中庆路则改为云南府，继续作为云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进军云南至肃清昆明外围残敌，建立了明朝地方政权机构的这一重要过程中，傅、沐、蓝三位将军尤其是年仅37岁的沐英，立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这是众多史籍乃至民间口碑一致肯定的。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如清乾隆年间云南赵州（今大理凤仪镇）举人师范（字端人、号荔扉）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滇系·艺文》部分，竟说沐英入滇，“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此说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附和，如清末民初，袁嘉谷在其《滇绎》一书卷三中，不仅转引师范之说，还将沐英与元忽必烈入大理后，命姚枢搜访、保存图籍一事对比，谓沐英焚书，“得失霄壤矣”。今人有的也倾向此说，如《昆明市志长编》　　（1984年3月版）卷三《古代之三》之（六）《沐英焚毁图籍之说》载：沐英入昆明后，“将公文、档案、历代图籍接收过来。而接收过来的大量档案、图籍哪里去了？据师范《滇系》、袁嘉谷《滇绎》说，被他认为那是少数民族自己建立国家的历史文献，一把火都给烧了！沐英焚书之事，如可能属实，果然如此，他实为昆明文化史上的罪人”。其余明确下结论说沐英焚书的学者及著作还有，此略。

笔者认为，沐英在平滇2年（公元1381～1382年）、镇滇10年（公元1383～1392年）期间，不仅未焚毁上述文献图籍，相反，因保存了这些珍贵资料，使其子沐春及几位文臣得以编写出一批重要的地方志书，为云南的文化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兹分述如次：

一、明初，法纪森严，除军纪早有规定，征战中不得肆意破坏、杀掠外，每有大的军事行动，太祖总要在行前重申军纪、告诫将士：“诸将克城，勿肆焚掠、妄杀人”^[28]，“毋掳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29]。如有违反，必严惩不贷。有的即使在今天看来是些小的过失，竟也杀无赦。如其猛将胡大海子犯了禁酒令，按律当斩，诸将虑其父拥兵在外，力劝太祖，太祖却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其子被杀后，因胡大海后来殉职，遂绝后。^[30]在和平年代，太祖执法之严，也依然如昔，就连其亲属也不例外。如洪武末年，其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顺便带了些私茶，竟也被依法处死。^[31]焚毁图籍典章等，比这些过失严重得多，一向遵纪守法、谦恭谨慎、忠于养父的沐英，绝不至于此。

二、明军每攻取城市后，都有规定封存府库图籍并派兵守护。如前述《滇史》卷十所载，沐英入城，秋毫无犯，收存图籍等，犹如徐达克大都后“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32]。既如此，就不可能再随意“焚毁”。

三、据大理州文联汇编的《大理古佚书钞·西征平大理纪略》记载：沐英攻克大理后，派其部将、义弟李浩扑灭战火，“幸段氏藏书全存，余（李浩）命五百战士，清理所存字画藏书，遍收得两百余驮”。该书《三迤随笔·自跋》章又载：这一批珍贵史籍“得五千余（册），皆蒙、段、元历代抄卷。经典多属诸清平官、王室记事。除中有蒙段两朝记事中选历代史志千二百册，余于十九年（即洪武十九年）入朝解运京都，四百余册库簿交西平侯，余皆为余保存于幽香阁”。由此可证，沐英不仅没有焚书，反而还尽了保存之责，大理的如此，昆明的必也同样。

四、据《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记载：“《云南志书》六十一卷，洪武十四年既平云南，诏儒臣考定为书。”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省志》、（洪武）《云南志》则记载得更清楚：“初，云南既平，上命儒臣考校图籍及前代所有志书，更定而删正之，通六十一卷，至是始成。”

“儒臣”为谁？即当时谪居昆明，但受到沐英父子礼遇的程本立、王景常、平显^[33]等。“前代所有志书”，正是沐英保存的那些“图籍”。以后，云南陆续出版了大批志书及各类图书，其中如沐英之子沐春、沐晟主持修订的《云南图经志书》，程本立等3人编撰的《云南志》以及仅限于云南人著述、多达100多部（集）的著作如各种版本的《云南通志》、《滇志》、《南诏通纪》、《南诏野史》及各府、州、县志等，莫不取材于此。这无可辩驳地说明，沐英不仅没有焚书，而且还将其保存完好，并用于当世，促进了云南地方文化的繁荣。此举非但没有受到师范等人的肯定，反而还被其毫无根据地指责，真可谓典型的“颠倒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