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礼后兵，大战白石江

明太祖建元洪武后，地处西南的原元朝云南行中书省，仍在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统治之下。他是元世祖忽必烈五子、原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对元廷忠心耿耿。元亡后，他仍遣使臣绕道西蕃至塞外与残元互通消息，并奉远居蒙古的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的宣光年号，执臣节如故。^[1]

此时的云南，由元初赛典赤父子治理，曾一度出现过的繁荣早已不复存在。阶级和民族矛盾日愈突出，宗王与行省、土官之间的斗争不断加剧；在广大农村，大量土地被豪右、寺院僧道兼并，人民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农业经济一蹶不振；在军事方面，经过天历云南兵变、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夏国明玉珍军的打击以及蒙古贵族将领之间的内耗、腐败，其战斗力已非昔日可比。由于各民族土官尤其是与梁王有世仇的大理白族段氏、麓川傣族思氏以及昭通彝族奴隶主等预感到梁王的统治随着元朝的灭亡行将崩溃，便乘机扩充地盘，保境自雄，不再听令于梁王，故梁王所控制的云南行省实际上只剩下了滇池地区及滇中、滇东一带。

此时，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未对云南用兵，主要是北方残元尚未完全肃清，有后顾之忧。另外，明玉珍建立的夏国据于四川，难以让道。黔、桂一带也未完全平定，道路险阻，未便出兵。当然，朱元璋也考虑到了“欲以兵取之，恐劳师费财，重伤吾民”^[2]。故耐心等待时机，不断遣使招抚，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的归属。

从洪武元年至十四年（公元1368～1381年）九月，太祖确实仁至义尽地做了最大的努力，先后多次派元降臣或正式命使臣前往云南劝谕，其中较重要者就达5次之多。

一为立国的次年即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遣元降臣、广西平章阿思兰等前往昆明会见梁王，但被拒绝。^[3]

二为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复遣使往谕，诏书辞情恳切。其中有云：“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已朝贡……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愿中外人民咸乐其所，又虑汝等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往谕，咸使闻知。”^[4]但再次被梁王拒绝。

次年六月，太祖派汤和等攻克四川，夏亡，明玉珍之子明昇降。此前，广西已基本平定，本来太祖完全可以乘机移得胜之师，分兵两路向南、西方向夹击，云南当可一鼓而定。但是，太祖仍坚持其本意，收兵回京师。直到洪武五年春正月，第三次派其宠信的“江南二儒”之一的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王祎再谕梁王。因王祎极富口才，多方晓以大义，梁王心生动摇。不料节外生枝，时值残元使臣脱脱至滇征粮饷，欲联兵拒明，得知此事，迫梁王杀害了王祎，劝降之事又再次告吹。^[5]

太祖仍未动怒，两年之后，即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八月，第四次遣故元威顺王之子伯伯致意梁王。此次太祖已知梁王与大理段氏有隙，不再如以往那样客气，于劝说之中提出警告：如仍不归服，将另遣使者赐段氏王号，合兵加讨，届时悔之无及，^[6]但梁王仍不予理睬。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九月，太祖第五次也即最后一次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谕梁王，但才至云南境，便被同行的被俘梁王使臣铁知院等杀害。^[7]

屡次招降未果，两位使臣被杀，太祖仍隐忍未发。延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朝内地因朝廷颁行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废弃了逃亡地主官僚的土地产权，听民开垦种植，若属荒地，三年内免一切租税，官给耕牛种籽，奖励种植桑、果林木，兴修水利，建立预备仓等救济机构，使生产力日益发展，社会日趋稳定繁荣。边患也因几次征剿，歼灭了大批残元有生力量，加之逃往塞外的元顺帝父子及较有实力的宗王也相继死亡，残元的威胁已大大减轻。同时，随着明朝声威的远播，东南亚、西洋诸国以及朝鲜、 日本等国均络绎不绝地前来朝贡修好。在这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太祖认为时机已成熟，终于决定以武力消灭一直与其对抗的梁王，平定残元据守的最后一个行省——云南行中书省。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太祖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师30万出征。行前，太祖亲授方略，令师至湖广后，分兵两路：一为偏师，北上经永宁（今西川叙永）、取乌撒（今贵州威宁），以牵制部分元军及当地受元朝袭封的彝族土官武装；一为主力，自湖南经贵州进兵曲靖，并特地强调：“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8]

明军离开南京，“楼船蔽江，旌旗亘天，水陆兼进，星流电迈”^[9]，抵达当时的湖广布政使司首府武昌。明军按照太祖的部署，派都督郭英、胡海洋等分兵5万，继续乘船经重庆，由泸州改陆路南下永宁，^[10]主力则经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于十二月进入普定（今贵州安顺）。在普定，明军遇到了元彝族土官安瓒部的阻击，击溃，生擒安瓒。安瓒被释放后，以“马、粮、毡、刀、弩、牛、羊万计助军”^[11]。至普安（今贵州盘县）及元曲靖路罗山县，明军击败当地守军后派兵驻守。罗山县后为平彝县，今为富源县，与当时毗邻的普安、普定等地同属云南行省。其地形势险要：“西通滇户，东锁黔关，北连安彝（当时安氏彝族聚居区），南距苗僮（当时的苗族、僮族聚居区）。千山攒聚，一线羊肠，滇之喉舌也。” ^[12]其地既失，曲靖门户洞开，这对明军极为有利。

关于这一战略要地为何少元兵防守，据（明）张洪《南夷书》记载，是因梁王初闻明军伐滇，以为是由四川经毕节至乌撒的滇蜀旧道而来，故调兵于乌撒一带防堵。后又命右丞观音奴打听贵州方向的消息，其至普安，为明军俘获，投降后“密受约束以归”，向元军统帅司徒平章达里麻谎报：“汉兵自蜀江来，贵州路不足虑也。”因此，元军再增兵乌撒，仅以少量军队驻守罗山，遂被明军轻易攻克。

据（康熙）《平彝县志》卷三记载：明军占领该地后，曾在城西40里处山上驻兵休整，置平彝千户所，沐英还“树坊其上，名曰‘定南山’，坊迹石址犹存”。

继之，明军继续向西挺进，直逼仍有10万元军防守的滇东重镇曲靖，展开了入滇以来第一场重要战役——白石江大战。

关于这一场战役，也许因其场面惨烈、意义重大，故几乎所有涉及明代云南史事的历史文献无不提及，区别仅有详略的不同。其中，较详细而又生动者，当数《李修云南通志》及《滇史》这两部均为明人编撰的巨著，今综合摘录如下：

（行军途中）英谋于友德曰：“云南兵屯曲靖，必意我军深入疲劳，且以程计之，谓未能猝到，彼必懈惰。我若兼程以进，出其不意，掩其未备，此批亢捣虚之术也。曲靖一破，余可传檄而定。”友德然之。^[13](www.daowen.com)

于是倍道进师，未至白石江，忽大雾四塞，诸将请待雾散进兵，傅友德不可，曰：“雾散敌得备我，不如速渡。”乃冲雾及江而止。顷之雾霁，则两军相望。达里麻见之大惊，以为神兵飞至，仓皇失措。江阔仅里许，其浅处可涉也，众咸欲进战。英视其阵曰：“我师远来，形势既露，固利于速，然及济所伤必多，宜多方以诱之。”乃整众鸣鼓，作欲济势，达里麻悉拥精锐陈岸。英曰：“敌在江边，不得渡，可使善游者千人，将旗帜钲鼓，从上游先渡，循山而出其阵后，吹铜角以张声势，于山木岩谷间树旗帜为疑兵，彼必大惊，反兵转战，乘其隙渡江夹攻之，破之必矣。”友德用其谋，达里麻果惊惧，急撤阵后军以御之，岸上军心动而阵乱。友德趣师渡江，以猛而善泅者数百人先之，长矛蒙盾而渡，以长刀仰砍岸上军。敌气夺，却数里而后敢阵。我师既济，人百其勇，整列进战，矢石炮铳齐发，呼声震天地。战数合，英复纵铁骑捣其中坚，连斩数百人，出入其阵，敌众披靡，遂大败之。达里麻走陷淖中，生擒之，并俘甲士二万，马万匹，横尸十余里，遂破曲靖。友德悉纵使降者各归本业，夷人喜加额，而军声益振。^[14]

这一场声东击西、快速穿插、大获全胜的战役，受到了后来的史学家、军事家们的高度评价。其中，《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作者谷应泰这样深刻指出：“若夫曲靖之战，沐英决策，冒雾疾驱，兵临白石，宁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轸所以克也。”因此，才取得了有如春秋时晋国大将军先轸所指挥的城濮之战的胜利。同时，他还将这一战役与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战役做了比较，认为它们极其相似。比如：“临江结阵，退不能止，此苻融所以死也。”意即沐英这一战术，与著名的前秦皇帝的弟弟苻融战死军中的淝水之战一样，都是趁隔水对峙的敌方阵脚后移时，果断渡河出击而取胜的。

另外，沐英那年九月离开南京，十二月即进入云南，“甲高熊耳之山，马饮昆明之水，路逾万里，时才百日”。进军如此迅速，一点也不亚于以风动神行、善于长途奔袭作战著称的东汉光武帝时的建威大将军耿弇以及曾使突厥闻风丧胆的唐太宗时的猛将李靖。其用兵出神入化，大败元军，“军若惊飙，彼同败叶”，即使唐代另一位名将薛仁贵在世，也当“咋舌称神”，北宋名将杨老令公也将“望尘罗拜”，此“沐氏父子所以威行万里也”。

至于沐英后来平定及安抚整个云南的历史意义，更是“不独贝金象齿来自殊方，抑且金马碧鸡入参侍从”，即不仅使异邦也臣服进贡，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云南边疆又实现了与全国的统一。^[15]

这一场战役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有趣而又有学术价值的“谜”。即此次大战中的江流，是否真的就是白石江？引发这一疑问的，为明末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十二日，他自当时的霑益州到达白石江古战场，描绘了附近的地理环境并针对白石江之战提出质疑云：“初从岭头下瞰西坞，有庐有畴，有水潆之，以为必自西而东注石幢者……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指地上低洼之处）无异也。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16]

徐霞客主要是因见眼前的白石江太小，便怀疑沐英当年夸大了战功，同时还批评有关史书记载有误。

这里，徐霞客在质疑别人之际，他自己却同样有失误，即只看到这一疑问中的表象——江流与史志记载不符，而没有调查是否与其他江流相混，怀疑沐英，更是主观武断，过于轻率。

笔者认为，白石江之战中的江流，并非当年徐霞客看到、至今仍横流于曲靖城北的白石江，而是纵贯于城东的南盘江，沐英也没有谎报军情或夸大战功。

依据为如下六点：

1.实地考察。2001年冬，笔者以曲靖城北横跨白石江江面上的公路桥为起点，驱车东向考察了约5公里。但见江北为自然形成的河埂，河埂两边都长着高大的白杨，中间为可容微型汽车行驰的便道。沿途江流宽窄基本一致，至多20余米，根本称不上“江”，而是沟渠或小河。岸边白杨，多高过江宽，其中一株自然倒伏于对岸，刚好为桥，人轻易能过，可见其之狭窄。再观察河床，如因明初至今时过境迁，江宽已非昔日可比，则今日的江流一侧或两侧，必遗宽阔的河床及河岸线。但今日的白石江，两岸高耸为埂，河床与水面为一，河北岸埂下千顷平畴，表明古今河道因地形所限基本一致，也就不可能像季节性河流那样会有大的流量变化。据此，可以断言，白石江大战中的江流，绝非这样一条完全没有什么防御作用的普通小河，其必另有所指。

2.诸多史志记载的江宽，大大超过了此白石江，除前述《滇史》已载外，《李修云南通志》卷九也载“江间仅一里许”。士卒渡江时，《明史》本传所载是经过挑选的“善泅者”，《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则为：“以猛而善泅者先之”，会泅水但不“善”者尚不易渡越，可知已宽达500多米的江流，还深且急。当时为冬季枯水季节尚且如此，若逢雨季更可想而知，这充分说明，决战之地，不会是在今天这条小小的白石江上。

3.再看各种版本的古今地图，尤其是（咸丰）《南宁县志·山川全图》，江宽及流量大大超过白石江的南盘江，为曲靖地区的主河，自北而南流经曲靖城东部，而其支流白石江是由城西北向东与之交汇成“”形，刚好使曲靖城位于横竖线相交处的左下角，处于两河的护卫之下。也就是说，无论明军从东或北面攻城，首先遇到的障碍不是小小的，被徐霞客形容为“坳堂”的白石江，而是水面宽达500多米的南盘江，按一般军事常识，守城元军只可能据险设防于南盘江，而不应为今天的白石江。

4.　（咸丰）《南宁县志》卷一《地理·潇湘江》注释处引《一统志》云：“按交河、八大河、潇湘江、南盘江实一水也……盖随地而异名也。”对照明人张洪距这一次战役仅25年即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著成的《南夷书》^[17]中片断：达里麻得知明军是从贵州方向来后，忙仓皇布阵——“将行交水（即交河）以拒守”，“蓝玉兵至交水，昏雾不见人，乃命衔枚从上游绝水而渡，即其垒，始呼噪驰入，斩馘殆尽”。可知尽管此役中人名等细节有异，但地点“交水”即南盘江却是完全正确的。

5.　《明史》卷四十六《地理七·云南·曲靖府》载：“南宁……北有白石江，流合城南之潇湘江，又东南合左小江，亦谓之南盘江，下流环云南、澄江、广西三府之境，于罗平州入贵州界。”

这里，明确说明了“此”白石江其实就是南盘江，“彼”白石江即徐霞客所见之“坳堂”，也即笔者所考察的原为南盘江的支流的那一条小河。在历史上，可能二者名称曾一度在史志上相混。但通过对上述史料的分析及实地考察，“白石江大战”实际是在南盘江干流上展开的，徐霞客及古今一些学者，未加注意识别，以致讹传。

6.明初，政治清明，政纪、军纪极严，一般将领不敢欺上。何况沐英为太祖养子，“天资忠孝”，一生都对养父忠心耿耿，欲报其知遇、宠眷之恩（详见后章），根本不可能，也不敢在其亲自部署，委以自己重任的平滇战争中谎报军情，冒领军功。徐霞客对其之非议，显系受自身所处时代即明亡前夕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现实影响所致。

综上所述，关于明军平滇首战白石江大战，建议史学界今后统一改为“南盘江大战”，以还历史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