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击吐蕃

洪武初年，明军平定陕西后，散居于青海西宁、甘肃、四川甘孜、西藏昌都一带的西蕃原元朝宣慰使及土官归附了明朝。但至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上述西蕃中的川藏部不服明朝统治，邀杀已归附明朝的乌思藏（当时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使臣巩哥所南，掠其辎重，接着又“剽截我使人，寇掠我边宇，上（明太祖）命宁河王邓愈为征西将军，以英为副，总大军伐之”^[24]，“直抵昆仑山（甘肃酒泉南之祁连山），值霖雨浃旬，馈运弗继，英与士卒同甘苦，病者医治之，士皆感悦，效死大战”^[25]，“俘虏万人，马五千，牛羊十二万”^[26]，同时择地派兵驻守，一切布置妥当，方班师返京。

此役自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四月至十月结束，虽时间短，但极其艰苦，连主帅邓愈都在回师途中累死。未等沐英抵达，太祖即颁发了赐封沐英为西平侯的诏书，这一份诏书与一般由臣僚代为起草的官样文告并不相同，完全以抒情叙事为主，充满了父子深情，看来为太祖亲自撰文。诏书开头抒发了“思亲恋旧，实人事之常”及处世之难易、苦乐的感慨，接着深情回忆了昔日抚育沐英的情景，最后谆谆叮嘱：“尔当思幸逢之初会，休忘释难之恩”，并祝其“永为多福吉哉”^[27]。可以想见，沐英受封西平侯后，一定会激起更加奋发、努力回报养父朱元璋的决心。

甘肃临潭沐英饮马泉

以后两年间，即洪武十一年至十二年（公元1378～1379年），沐英均驰骋往来于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的西北地区，为防止西部边疆的分裂，使其养父朱元璋能专心治理久经战乱，正在休养生息的中原内地。(www.daowen.com)

这一期间，其文治武功主要为：洪武十一年秋八月，青海、甘肃一带的叛乱土司几次南下骚扰，商道受阻，太祖首次任命沐英为正职征西将军，率都督蓝玉、王弼，统领京师及河南、陕西、山西兵进讨，收复朵甘^[28]，“降其万户乞迭加，平其部落，俘获无算”^[29]，接着乘胜攻占洮州十八部族三副使占据的纳麟七站之地。次年春，沐英再次率军追歼逃亡的三副使之一的阿卜商，擒斩参与叛乱的土官阿昌、失纳等，并在东陇山筑洮州新城及派兵驻守。明太祖获知此事，予以充分肯定：“洮州，西蕃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30]，同时下令建洮州卫，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卫力量。在继续发起的追击战中，沐英生擒了另一重要副使瘿嗉子，并派人押送京师处死。^[31]

这一场平定西蕃的战争，“尽擒其魁，俘斩数万人，获马、牛、羊数十万。 自是，群番震慑，不敢为寇”^[32]。由于建立了洮州等卫所，无事屯垦，有事可迅速出击，不必劳师远征，另因后来明军又恢复了河州卫、西宁卫，增设了岷州卫等，使主要交通沿线卫所相望，可互为援应，终使“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33]。

更重要的是，明太祖深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除使用武力外，还得施行仁政，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故在战争结束后，“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特地开设了茶马司，建立茶马市场，让官方、民间自由贸易，活跃了当地的经济；而对任何入贡者，均回赐大大超过其价值数倍的茶、细布等贵重物资，致使“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34]。西北边疆从此太平、繁荣了一段时期，这都与沐英前期的“威服”，即用武力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从事经济建设的稳定环境密不可分。

在这一场征西战争中，沐英不是单纯地攻城夺地，专事杀伐，除立卫所、兴屯政，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外，影响最大，至今还在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中津津乐道的是：沐英在多穆斯林的甘青地区，成功地推行了一系列尊重当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民族政策，即如本书首章介绍的于战争间隙修缮、扩建了各族穆斯林视为圣地的西宁凤凰山清真寺及圣裔拱北墓殿，建议朝廷建造了现居青海各清真寺之首的东关海乙总寺，同时在洮州另建了两座至今犹存的清真寺等等。这使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多种少数民族如回回、东乡、保安、撒拉、部分蒙古族等有了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这对于增进各民族团结，以及通过认真执行民族政策配合安抚地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明智之举，堪称沐英在西北文治中最具民族特色、最有深远影响的部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