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逢乱世
元末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六月,年仅14岁的明宗之子妥懽帖睦尔即位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改元元统,是为惠宗,史称顺帝。
据《元史·顺帝本纪》及《中国通史》第七册第四编第六章第七节《皇位争夺与统治的衰败》等史料记载,顺帝在位期间,前期因过去几代积弊已深,其年少不更事,将朝政委于奸相伯颜,自己则“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由于权臣与宗王之间的相互倾轧,吏治、钞法败坏,官场中买官卖官、贪污腐败成风;农业生产因各种繁重的徭役等受到了严重破坏;另因元宗室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亲王勋臣岁赐过大,不断递增的宿卫、佛事、布施等费用开支浪费惊人,导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日愈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一方面向民间增加各种苛捐杂税,税额比起元初多出几十倍,有的如商税等,竟超过了百倍;另一方面大量印行交钞,结果造成物价飞涨,使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严重威胁着元政权的统治。
直到(后)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已长大成人的顺帝虽然醒悟了奸臣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罢免了其中书大丞相之职,后来也承认自己登基以来“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意欲励精图治,重振纲纪,先后派出了一批朝廷大员任宣抚使分道巡视天下,以纠察各地官员、改革弊制。
然而,由于吏治废弛的根源就在朝廷,官场腐败已积重难返。各路宣抚使实际上也是贪官污吏,去到各地只是借机勒索,给当地又增加了一重灾祸,人民控诉他们“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元朝的统治,从内到外均已动摇,行将崩溃了。
除了上述政治、经济危机外,还有两大原因导致了元朝最后由天下大乱直至灭亡,这就是天灾与人祸。
据《元史·顺帝本纪》及卷五十一《五行二·稼穑不成》等章的不完全统计,从顺帝继位的公元1333年至沐英出生的公元1345年的12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水患,如黄河、淮河缺口及暴雨引起的水灾,就发生了19次。另有旱灾14次,蝗灾3次,瘟疫大流行3次。其中因灾而致“民大饥,人相食”之类的记载,仅在“稼穑不成”一节里竟达3次之多。旱灾波及两淮包括沐英家乡的有3次。(www.daowen.com)
天灾肆虐,人祸频接。12年间,规模不等的各民族起义,如广东朱光卿、河南胡闰儿、四川韩法师、湖南瑶族蒋丙等发动的起义达到了12次,平均每年1次。其中蔓延到沐英家乡的有彭莹玉等组织的白莲教起义。
元至正五年即公元1345年,沐英诞生于世代居住的定远县积善乡(今城西乡官塘沐村)。其曾祖沐十一,祖父沐百一,父亲沐超,母亲顾氏,[1]均为朴实的乡民。从历史上看,当地多旱,土地贫瘠。更因其位于皖东中心,西连淮南,北接凤阳,南通合肥,东邻滁州。历代社会动荡、战争频发,打着各种旗号的军队及散兵游勇南来北往,无休止地征派夫役、勒索军需,百姓因此受害最深。
沐英出生后的几年间,江南各省包括其家乡在内的各地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各地因灾无法生存的各族人民爆发的起义,如方国珍、刘福通、徐寿辉等发动的起义,其规模、影响均超过了昔日。定远一带,郭子兴利用白莲教组织的红巾军起义,因有了后来成为其女婿的朱元璋的参与,队伍不断壮大,正与元军进行着艰苦的战斗。
在这动乱的年代里,沐英一家全靠做佃农的父亲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过着半饥半饱、担惊受怕的生活。其8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不久,因元军追击从徐州败退回定远与郭子兴会合的红巾军彭大、赵均用残部,沐英母子居住的村庄“居室毁于兵”[2]。母亲携带其外出避难,离家不远,便又病故,扔下了孤苦无依的小沐英。
沐英流浪至朱元璋营帐前,因朱元璋也出生于贫苦农家,幼时屡遭磨难,不禁分外同情其悲惨遭遇,加之当时义军军官有收养孤儿为义子的习惯,便收养了他。
从此,小沐英时来运转,在军营里顺利成长,并深得朱元璋的宠爱。直至20多年后,朱元璋在封其为西平侯时,还深情地回忆起“尔当是时八岁而逢难,罔知存活。朕怜其孤而且幼,特抚育如儿。夜卧同榻,数番鼾睡于朕怀……今也不忘尔孩童之状,以吾无异于尔父,蒙蒙儇顽于左右。俄而思起若是,犹动首育之心”[3]的感人情景。更为难得的是,朱元璋的夫人马氏也非常喜欢小沐英,与同时收养的已故朱元璋兄之子朱文正、姐之子李文忠等一视同仁,“爱如己出,后太子诸王生,恩无替焉”[4]。
可以说,这是沐英不幸中的大幸,是其结束悲惨命运的人生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影响并决定了他的一生,即将报答朱元璋夫妇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升华为“忠君报国”这一儒家道德的最高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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