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族之说失于误解

部分学者及沐氏汉族后裔认为沐英是汉族，主要有如下三点理由：

（一）正史未载沐英为回族。

（二）南京江宁区沐英墓、云南呈贡王家营沐氏墓群从地表建筑到墓中出土的随葬品等，说明为汉族葬仪。

（三）沐英故里定远县后裔以及云南部分后裔为汉族。

笔者认为，此说之误，为局限于表象，完全脱离了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忽略了深层的社会原因所致，现分别辨识如次：

1.记载沐英传的正史主要为《明史》及相关文献资料，而《明史》虽为清人所编撰，但依据的资料仍出自明代。而明初沐英时代，明廷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是一方面予以一定的宽容对待，一方面“仍然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规定了一些约束办法，并引导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儒家思想融合”^[21]。如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禁“胡服、胡语、胡姓”等等；同时，对朝廷的回回官员一概不注明其族属，如与沐英同一时期的蓝玉、胡大海，还有稍后的郑和等，均全为回回，但《明史》对其族属只字未提，显系有意回避。如果不是后来在云南晋宁月山发现著名的“故马公墓志铭”上载有郑和父、祖均为“哈只”，即穆斯林赴麦加朝觐后获得的荣誉称号的话，一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族属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汉族或其他民族了。同样道理，因为沐英为朝廷重臣，明人文献中首先不提其族属，清人继之，故正史尤其是《明史》中不载其为回族，便丝毫不为怪了。

2.南京江宁区沐英父子墓，云南呈贡县王家营沐洋、沐崧等沐氏后裔墓地，地表上原有神道、各种石雕像群、享堂等，墓内也曾出土过很多金、银、铜、铁、玉、瓷、陶等随葬器物，显然已非回族葬俗。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如有的学者据此便下结论：“墓中既有神道器物，已不能说明沐英是回回人。”^[22]

因在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下，不仅西域人的语言、服饰、姓名等改变为汉族的，甚至“西域人的丧葬、祭祠、居处等等，处处皆仿效华俗，与中国同化，回教徒亦复如此”^[23]。

另外，在封建社会，凡为人臣，生死皆属朝廷，连一般官员致仕即退休均称“乞骸骨”。何况沐英死后，最高统治者要以“王礼”厚葬，亲属不仅不能，亦不敢拒绝，反而还应视为恩宠与荣耀。故除葬礼葬仪汉化外，连祭祀也完全从儒家说教而为。如前述《明史》卷五十记载，明廷建成功臣庙后，“死者塑像、生者虚其位”，沐英位居正殿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五王之后，列第六位。

这一套丧葬礼仪制度，不仅国人必须遵从，甚至连信仰伊斯兰教、来华友好访问，受到明廷隆重接待，但在国内病逝的堂堂一国之主，也是如此。如苏禄国（今菲律宾南）东王一行于永乐年间访问明朝，在返回时病逝于山东德州。至今其墓完好，圆形的封土堆高达6米，百米长的墓道两侧排列着石刻文臣、武将、镇墓兽、华表等，全为汉族葬式。可是，当地温、安二姓回族，皆为当年守墓的东王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后裔，为分别取其祖姓名首字即“温”、“安”二字为其姓氏^[24]。

由此可见，仅凭墓葬形式或葬俗，不考虑当时社会的某些特殊性而判断墓主人族属等，既片面又有误。

3.沐英故里安徽定远县及和县、巢县等地沐氏后裔确为汉族，云南滇东北、滇西、滇中等地也有很多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后裔，这种变化绝非为自然的“融合”，而是受清初就开始的残酷的民族阶级斗争的冲击及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迫害所致。

据定远县定城清真寺黄义全阿訇介绍，历史上，定远一带的回民屡遭劫难。如明末清初，因沐氏家族仍在坚持抗清即遭报复；清雍正时，怀远、六安等地回民再次遭清廷镇压后，当地官府还在街上竖“永不留回碑”；以后，受西北回民起义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又被清军及曾国藩湘军迫害。多次灾难，使回民人口锐减，劫后余生的大部分回民被迫改变了民族成分或回民原来的生活习俗，有的方面则受汉文化影响而明显淡化，直至今日尚有遗留痕迹。比如，丧葬时穿戴孝服等等。就连停放于清真寺里的“经匣”^[25]，经黄阿訇指点，笔者方看出匣面竟然宽窄不一，两头上端盖沿略呈弧形，有点像汉族的棺木，而云南及国内大多数回族聚居地方的则统一为纯长方体。黄阿訇对笔者说，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证据之一，他已经改回原状一个，另一个近期内再改。

云南沐氏后裔因沐英十二代孙黔国公沐天波在清顺治年间迎永历帝入滇，并联合张献忠余部共同抗清，受到了清军及吴三桂部的残酷镇压。特别是沐天波护卫着永历帝退入缅甸后，其余沐氏后裔失去了依靠，更是隐姓埋名，四处逃亡。凡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往往为避免暴露原来的身份与族属，被迫融入了所在地区的民族。如逃往汉族地区的，则变成了汉族；逃往彝族地区的，变成了彝族（后有详述）；逃往回族地区的，后因大理杜文秀起义失败，又再次逃亡。有的结局仍如上述，但也有一部分因远离大理政权中心地带，或如前述逃至境外回族聚居地区的，就一直保持了回族族属。这也便是沐氏家族同为一回族先祖，后裔却是多种民族，其中包括汉族后裔的悲壮由来。

云南沐氏回族后裔，一直坚持认为沐英就是回族；而汉族后裔，有的已不知其先祖原为回族，以为从来就是汉族；有的因祖上代代口碑相传，或根据自家的种种特点，认为自己过去就是回族。现任楚雄州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的沐家荣副研究员的家族，堪为这一部分后裔的典型代表。

据沐家荣回忆，在少年时代，常听到奶奶深情地叮嘱：“我们家是黔国公的后代，你们兄弟几个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另外，其祖上是从经济、生活条件较好的玉溪迁至当时较偏僻、贫困的楚雄双柏县山区的，这显然与时局动荡，如清末回族受迫害有关。其家族中，有的是祖传银匠，有的擅长经商，几个兄弟深目高鼻，性格刚直，具有道地的回族特征。因此，沐家荣现虽已为汉族，但他坚持认为其家族祖上一直是回族。

可以说，沐家荣家族族属的变迁，折射出整个沐氏家族的族属变化过程及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不难理解作为回族的沐英为何会有汉族后裔以及不能以此为据而误解其为汉族了。

【注释】

[1]意即早上看到人家炊烟升起，急忙赶去要饭。

[2]《皇陵十三问》附录《皇陵碑文及注释》。

[3]意即水上之木为船，亦为沐。(www.daowen.com)

[4]《昆明市志长编》卷三《古代之三》。

[5]（康熙）《云南府志》卷十八《艺文》。

[6]关于黔国公人数，史志及有关著述记载不一。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载九国公，清王崧《道光云南志钞·明黔宁世家》载十国公，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沐氏家族所得朝廷优遇一览表（一）（二）”载为十二国公，今从后者。

[7]（道光）《宝庆府志·氏族表》。

[8]该志称沐英原姓穆，与“木”同音，因此说更无依据，且影响较小，仅限于定远部分回民中，故不再列出论述。

[9]字文英。

[10]（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七《黔宁王神道碑》。

[11]《苗族简史》还附载墓碑照片，“黔国先茔”四字较大也清晰，但书法较差且“黔”字及照片说明文字“黔国公沐英”句有误——沐英从无此封爵。

[12]《李修云南通志》卷十四《国朝程本立黔宁昭靖王庙记》。

[13]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46页；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02页。

[14]林黎明、孙中家编著：《中国帝王陵寝》六《明太祖孝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5]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八《人物碑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6]（埃及）穆·福·阿卜杜勒·巴基编、马贤译：《圣训珠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出版。

[17]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八《人物碑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8]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八《人物碑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774页。

[20]《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诸侯之祭，牛曰太牢”。

[21]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第五章第二节二《明朝伊斯兰教政策的主要内容》，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沐英论二·沐英为回族说质疑》，载《云南史苑类稿》。

[23]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46页。

[24]仲跻荣等著：《郑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38页；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497页。

[25]回民抬亡人遗体的木制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