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明黔宁王沐英传》:回族身份确凿

《明黔宁王沐英传》:回族身份确凿

时间:2024-02-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该书后在战乱中散佚,至光绪时,回族举子唐晋徽等找回了一个抄本,经重新修订而成《清真释疑补辑》。以上及未能一一列举的著作及篇目,在涉及明代回族时均众口一词、无一例外地说沐英为安徽定远的回族。在回族民间传说中,沐英养母马皇后是回族。沐英故里定远县其母亲墓前的石雕(二)嫡妻冯夫人为回族。

《明黔宁王沐英传》:回族身份确凿

二、回族之说不容置疑

关于沐英为回族之说,全国几乎所有的回族学者、伊斯兰宗教界人士都予以了肯定。

早在清雍正时期,任职清廷翰林院四译馆之回回馆的南京人金天柱所著《清真释疑》一书就明确记载了沐英为回族。该书后在战乱中散佚,至光绪时,回族举子唐晋徽等找回了一个抄本,经重新修订而成《清真释疑补辑》。该书下册仍收录了常遇春、沐英父子等人事略。[13]

近一个世纪以来,以著名历史学家、回族学家、教育家白寿彝先生为代表的回族学者或专治回族史的汉族学者及其著作,凡提及沐英,均一致认为其为回族。现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作者及书目如下:

——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明代)附卷之五《黔国公沐英传》。

——李松茂先生所著的《回族史指南》第三编二之(三)《明代回族研究》。

——李兴华、冯今源编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明代与回民之关系》。

——杨惠云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第592页《沐英》。

——余振贵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第五章第一节之一《回回将领对明朝建立和巩固的贡献。》

——与沐英同里的安徽定远县杨启辰教授所著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第一章第三节二之(四)《安徽回族》。

——魏德新编著的《中国回族姓氏渊源·回族姓氏》第80页《沐》。

——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第二章第四节《明代云南回族中的杰出人物》。

以上及未能一一列举的著作及篇目,在涉及明代回族时均众口一词、无一例外地说沐英为安徽定远的回族。这一结论,有的虽是互为影响作出,但大部分为各自独立作出,绝非人云亦云。

在伊斯兰宗教界,对沐英回族族属的认定,与学术界完全一致。最权威者,莫过于祖辈就与沐英同里且对当地回族历史与现状均较为熟悉的安徽省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定远县政协常委、县城定城清真寺教长黄义全阿訇。他对笔者这样介绍:“定远历史上就多回族,现全县多达近3万人。我自幼就听回族群众,尤其是祖父、父亲说沐英是回族。世代口碑相传,与白寿彝先生等学者的观点一致。其本来就是回族,要什么证据!证据就是他的籍贯的回族口碑与全国回族学者的学术观点相互印证。”

除此而外,沐英为回族的依据还有如下五点:

(一)其养母马皇后为回族。在回族民间传说中,沐英养母马皇后是回族。近年来,这一说法在学术界里已得到认可。如云南民族大学纳为信先生在《中国民族》2002年第9期发表的《明孝陵随感》一文中提及明孝陵建筑:“明楼的六道拱门与挡墙滤水孔都呈伊斯兰建筑艺术。此外,明楼以上建筑物的装饰雕刻不见人物鸟兽,这也是伊斯兰建筑装饰的一个特点。”作者指出“图案暗示他们的宗教属性”后进一步论述:“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是回族,史学界早有说法,已故史学家吕振羽先生特别提到‘露了马脚’的典故出在她身上。当时汉族妇女时兴裹小脚,回族妇女则不然。一天,马皇后出宫,风把长裙吹起,露出大脚来。”

另据明末太常张岱亲身参与的一次孝陵祭祀目击记载:“先祭一日,太常官属开牺牲所中门,导以鼓乐旗帜,牛羊自出,龙袱盖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缚牛蹄……”[14]这里,牺牲仅有牛羊,没有皇室祭祀规格“大牢”中可以有的“豕”即猪,充分说明了马皇后的族属。虽然这一祭祀已汉化,但在儒、佛、道教盛行的明代,身为皇后已属不易,应予理解。(www.daowen.com)

沐英故里定远县其母亲墓前的石雕

较能说明马皇后伊斯兰教意识的,莫过于其将生死归于“前定”的认知。此事载于《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后妃》,谓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马皇后病危,“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谓帝曰:‘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伊斯兰教义认为,真主先定人之死,后定人之生,谓之“前定”,死乃“归真”,故对自己及亲人的死亡,皆能从容处之,并不过分悲痛。马皇后最后拒医而亡,足见其此基本信仰的坚定。

沐英故里定远县其母亲墓前的石雕

(二)嫡妻冯夫人为回族。在云南部分沐氏后裔的传说中,沐英夫人冯氏为回族。笔者起初不以为意,以为无据可证。后经查“皇明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西平侯,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沐公神道碑”[15],涉及沐英婚姻时有载:“初,娶冯氏,故追封郢国公国用之女”。又据杨惠云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361页及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第五章第一节记载,冯国用即又一名与沐英同里同时代的著名回族将领。值得注意的是,《定远县志》卷五已明确指出,沐英所娶之冯氏,是朱元璋夫妇看到“英年日富”时,“为娶妇于功臣(指冯国用)之家”的。这说明了沐英原本就是回族,故马皇后才有意为自己一手养大的义子也娶一回族媳妇,这是一般回族母亲为儿子择媳时的一种特殊而固执的心理,直至今日皆然。这种情形如有破例,只可能是儿子自己已先于母亲的介入,与其他民族女子感情已深或定了终身,母亲才无奈地、被动但有条件(如要求对方必须随教、随口〈指随回族饮食〉)地接受。

(三)回族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清真寺为其神圣的宗教活动场所及精神家园,凡为回族,均对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与敬畏的感情,并将能为其建设发展尽一分力视为莫大的“色瓦卜”(功德)。又因圣训曾云:“谁在大地上为真主建造清真寺,真主就在天堂为他建造同样的寓所。”[16]故建造者除了宗教感情外必定还是一位坚信并追求两世吉庆者。

沐英在戎马倥偬、军务繁忙的年代,亲自指挥、建议兴建了西北几处著名的清真寺,堪为其原本就是信仰坚定的回族的又一重要依据:

1.据青海“凤凰山天方后裔墓志”[17]介绍,元初,有一位穆圣后裔即古土布兰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前来青海传播伊斯兰教,去世后由西宁王索来蛮为其修筑墓殿并立碑纪念。该墓殿规模宏大,“栋宇逼青云,楼台出银汉,金碧辉煌,风景幽雅,即为湟中寺墓之始也”。在西北曾远近闻名,影响巨大。后来经元末战乱,墓殿、寺宇陈旧破损,亟待修复。

沐英建议兴建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洪武初年,沐英西征经此,亲自指挥并参与了修建。至今,保存于寺内的民国36年(公元1947年)重立的“墓志”有载:“自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征西将军沐英采材集工,大起栋宇,重修寺殿。建崇楼、立经阁,内壁绘成西域三十六国志谱。宋祥兴柏八株,擎天奇观。明洪武御制碑二座,述文源流,凤台造极,麟河环门,博览山川之雄秀,倾慕人群之造就。”[18]如果说,沐英修建圣裔墓殿是属于保护名胜古迹,还不足以说明其民族宗教感情的话,那他在西北还建有多处清真寺,恐就应另当别论了吧!

2.著名回族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李松茂教授在其所著《回族史指南》第三编二之(三)《明代回族研究》一节中提及,“沐英西征期间,曾扩修西宁凤凰山伊斯兰教先贤墓,建议修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经查杨惠云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第386页,该寺“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约1380年前后)”。公元1380年即明洪武十三年,正是沐英率陕西军出塞之时。“本为两院,由大寺正院和碑亭院组成。碑亭院在大寺正院对面临街处,内竖高达丈余之石碑,载大寺敕建过程;院内辟有一室,专陈列朱元璋所题百字赞及后来历代皇帝所颁圣旨等”。该寺后经历代重修,成为青海全省及邻近省区的“海乙寺”,即清真总寺,现为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据马通所著《中国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四章(三)记载:“大批回民来到临潭始于沐英”,这与沐英在洮州(临潭在元、明时为洮州)修建了至今犹存的另一座清真寺(又名清真华大寺)有关。因为洮州自古为西北重镇及物资集散地,汉、藏、回、羌及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一直在此从事商业贸易。沐英西征平洮州后,在其东南另筑新城驻守并修建了这座清真寺,完全是为了方便当地各族穆斯林群众及屯垦的回族将士的宗教生活需要。

4.在今临潭西门村,还有一座“新城西门清真寺”,也为“随沐英征西被留戍新城的回族将领敏大镛等创建……现占地面积2 660平方米”[19]。沐英在战时如此热衷于修建清真寺,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他的伊斯兰宗教感情和回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如为非穆斯林民族官员,绝不至于如此!

青海省西宁市凤凰山大拱北(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尖、圆顶建筑”在我国特指伊斯兰教著名先贤墓),沐英征西时修建

(四)沐英在云南期间,从生到死,在涉及其饮食习惯方面,均只见牛羊,不见回族讨厌的猪。如据《李修云南通志》卷九《国公》及《国朝献征录》卷五《黔国公沐英传》中,均提及沐英有空时常到文庙与师生同坐一堂,“烹羔羊食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则记载了定边大战结束后,沐英还师昆明途中,“所过城邑,百姓争持牛酒,出郊迎劳,英慰谕而遣之”。也许,连百姓也知沐英为回族,故在肉食上已作了选择。《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九《黔宁昭靖王庙赋》则记载时人祭祀沐英所用之牺牲为“羔羊”。本来,回族一概不建家庙及以食物献祭的,此纯为其他民族所为,反映出人民对他的爱戴。至于有的还以太牢即大牢祭祀,因其不一定指“牛、羊、豕”,还可单指牛[20]。故从其饮食乃至地方的祭祀上来看,沐英显然一直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生活习俗。至于《明史》卷五十《功臣庙》载,洪武初年祭祀沐英在内的21名功臣时有“豕”,那也系朝廷所为,是无法抗拒的。何况当时沐英还在世,庙中“生者虚其位”,仅象征性而已。

(五)据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地方志学会主办的《史与志》2004年第1期所载《滇缅边境邦隆回教百年沧桑见闻录》一文记载,清末云南杜文秀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回民起义军残部逃亡至临沧地区境外缅甸萨尔温江东岸佤邦所属之邦隆。当时,其地势险峻,森林密布,“有土城一座,城外筑有壕沟,城内共有四百余户,概为回民,为云南‘杜乱’逃来之后裔,秩序森严”。所居者全为参加过杜文秀起义的元、明、清各朝回族将领的后裔,计有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之后,明都督明恭之后,杜文秀大理政权大司藩、大司祯、大司戎、定南将军、定西将军之后。当介绍至沐英之后时,该文云:“沐英,洪武帝御赐为云南主席(镇守使),他的后裔也到邦隆居住。”由此可知,沐氏后裔经过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杜文秀起义失败两次劫难,凡逃至边远地区又有回族聚居者,均顽强地保留着回族的族籍。

青海省西宁市凤凰大拱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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