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苗族之说纯属附会

说沐英为苗族的一为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苗族简史》编写组编撰，贵州民族出版社于1985年10月出版的《苗族简史》；二为同年出版的《湖南民族研究》杂志第3期所载马少侨《沐英、蓝玉的历史功绩及其他》一文。

二者所持依据主要为湖南省城步县扶城至今遗有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始立，清康熙年间重立的“黔国先茔”墓碑^[11]以及（道光）《宝庆府志》、（同治）《城步县志》载沐英、蓝玉为当地苗族。马少侨文中还据此解释说，扶城有“黔国先茔”，有“蓝玉故里”，“黔国先茔”“合葬着沐英的祖父母。沐英本姓李，而扶城蓝氏和李氏，‘均青衣苗种’。故沐英和蓝玉的民族成分都是苗族”。至于沐英何故长于安徽定远，《苗族简史》第四章第四节解释为“童年时随其父寓居”。马少侨文则为：元末至正初，城步苗人杨留总、吴天宝起兵反元，沐英、蓝玉的祖父辈参加了起义，“童年时代的沐英和蓝玉，就是在这次斗争失败后跟随祖父辈被流放到定远去的”。

对于二者此说，笔者认为纯属附会，不足凭信。首先，学术界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二期的杨秀实《论沐英兼及蓝玉的族属问题》一文，已针对“黔国先茔”碑，（道光）《宝庆府志》、《蓝氏墨谱》、元末城步苗族起义始末等一一提出了质疑，并以充足的论据，即各类正史如《明太祖实录》、（隆庆）《云南通志》等大量明代文献资料以及对湘西苗民起义、安徽社会背景的分析，论证了“……沐英家族自祖、曾（祖）以来就是世居皖北的贫苦人家”，“在元末的大动乱中，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北的沐英一家是真正在到处避兵，故而《明史》称他‘少孤，从母避兵’。只是皖北一是赤地千里、灾疫流行；二是血雨腥风，无处可以逃避这兵燹之灾。继父逝世后，沐英的母亲亦悲惨死去，惶惶无所依的一个8岁幼童沐英，为朱元璋和马氏所收养。应该说，过硬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均这样明确地记载了沐英父母的情况和太祖、马后收养沐英的始末，从这中间不管怎么甄别和推敲也丝毫看不出他们一家来自湘西的信息”。作者最后作结论道：“……将沐英、蓝玉说成是城步籍贯的苗族是缺乏可信的史实根据的，（道光）《宝庆府志》，（同治）《城步县志》，“黔国先茔”碑和《蓝氏墨谱》均离所论主角年代太远，故事的视角虽是多方面的，且编得绘声绘色，但不足以立论推翻《明太祖实录》、《明史》和（隆庆）《云南通志》。笔者认为，史学工作者只有以严肃求实的科学态度去占有材料，去伪存真，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正如江西乐平县也有“黔国公祖茔”一样，湖南城步的“黔国先茔”也显系冒姓攀宗者所为。理由仍如前述：既是祖坟，为何与其时间较近，感情应最深的沐英父子及前几代后裔，在朝廷允许追封三代黔宁王时不立祖茔，以尽儿孙孝道，偏要等到100多年后的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沐朝弼在镇云南时才立。如果说连“天资忠孝”^[12]的沐英及其后几世孙都不知祖茔在何处，那其八世孙沐朝弼又怎能得知？何况沐朝弼在沐氏家族中为表现较差的一个，尤其是对长辈不孝等情，均见载于《明史·沐英》中，他怎会不辞辛苦，亲临当时交通不便、偏僻边远的湘西城步去为连姓名都不知的先辈去尽孝呢？(www.daowen.com)

再次，由于《苗族简史》及马少侨论沐英的族籍依据除“黔国先茔”碑外，主要就是上述清代的当地志书记载。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既然城步为沐英这一显赫名人的故里，如此光耀乡邦的盛事，那在沐氏家族生活、掌权的整个明代的当地志书中何以只字不提，直到清末才见载呢？联系也同样是清代的《蓝氏墨谱》竟将原本就与沐英同为定远籍的蓝玉，也说成城步人，并且还以与沐英先祖关系密切来分析，更加证实了杨秀实推论的正确：即因蓝玉虽也是名人，但因死于国法，有明一代未得平反，故直至清代，“城步苗族强宗蓝姓为攀附蓝玉而不得不既制造《蓝氏墨谱》，也制造了‘黔国先茔’碑”，即也才敢借沐氏的声望来抬高自己，以巩固本族的地方势力及种种既得利益。

另外，据笔者在定远调查时得知：明初，县城西北二里清澄湾，今更名为清水湾，曾建有沐英祖墓。当地《沐氏家谱》有载云：“此墓坐北朝南，有一条百米长的墓道，墓道两旁站立石雕文臣两个，武将两个，石人、石马两个，独角兽两个，石龟两个，均精雕细刻，栩栩如生，可与凤阳皇陵媲美。墓道南端即墓门牌坊，碑长六尺，宽三尺，上书御制：沐氏三代黔宁王，……墓南三里是故里——官塘沐。”

这里，最重要的是一处墓地，竟标明“三代黔宁王”即沐英父、祖、曾祖的合葬之地。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里确实埋葬着沐英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二是沐英8岁父亡后，即随母避兵，母又死于途中，因当时天下大乱，后来根本不知，也无从查找先祖的原葬地，只好在其出生地，即距官塘沐不远的清水湾按封建礼仪建此三代纪念墓，以尽人子之情。不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充分地说明了沐英自其曾祖父起籍贯就是这里，绝非湘西城步，其族籍更非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