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众的世界里唯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

“一个连欲望和冲动都不是自己的人，也没有性格，就像一个蒸汽机没有性格一样。”

——约翰·密尔

随大溜也好，从众也好，依旧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被这种从众心理影响着，只是被动和主动的区别而已。

被动就是，父辈们在晚辈求职和婚姻方面不遗余力地展现着他们的“深思熟虑”，然后抱团一起给孩子们进行洗脑和施压，让孩子们按照他们认为的那条“美好之路”前进。

主动就是，当我们面临着学业的困惑、工作的瓶颈、人生的艰难时，我们会本能地选择退缩、妥协和放弃，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宁可拿时间来舔伤口，也绝对不愿意探出头求生存。

看起来，“被动”与“主动”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相似点，但其实，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求安全”。

从众是因为安全。

从众去考公务员，是因为公务员的待遇好、工作清闲、没有下岗的风险。这样一来，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比其他需要奔波的人更加安全，无须担忧社会的波动和经济的不景气。

从众去选择条件好的人家，是因为条件好的人家经济有保障，只要有了婚姻的事实，就可以将自己（暂时或者永久地）置于一个“抗通胀”的安全区域。如果儿女有出息，还可以演绎一个“鸡犬升天”的故事。

从众去选择跟大多数同事一般，宁可忍受着工资低廉的工作，扮演着可怜又可恨的廉价劳动力，是因为留在即便已经糟糕透顶的公司，总比离职后面临失业来得保险。工作再糟糕，每个月也总会有糊口的工资。(www.daowen.com)

安全啊安全，以为跟别人做着一样的事情，就可以高枕无忧？却不知道，他们在选择从众的那一瞬间，已经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拱手出让给了他人。

蜂拥去考公务员的人，除了那些极少数真心为了“治国”鞠躬尽瘁的人外，其他人都将自己后半生的选择权交给了这个职位，以及决定着这个职位未来走向的“体制”。

想嫁入豪门的人，将选择权交给了夫（妇）家。对方经济条件的优越也就证明了婚姻生活中经济的严重不匹配。没有经济对等，就很难有话语权。当一个人丧失话语权后，又如何能够获得平等权？经济条件的失衡很自然让你在婚姻生活中地位不对等。失去了权益的一方，又怎么可能拥有对等的选择权。

选择窝在糟糕工作单位的人，将选择权交给了无良的公司和雇主。继续掩耳盗铃麻木地工作着，不愿意正视自己的职业失败，渐渐成为被动的工作者，不求上进，只求苟延残喘活着。新的工作机会也好，新的职业发展也好，都不可能被自己抓住。他们能有的，只是看雇主的脸色，亲手把自己推到了任人鱼肉的境地。

其实，“从众”远非仅仅只有这些表现，更多的“从众”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加不经意，更加微妙。

我们爱说着跟别人立场相似的观点，附和他人看上去高端的言论，生怕一开口表达不一样的观点，就让别人嘲笑自己见识浅薄。我们喜欢追求别人认可的时尚，跟风时尚达人推广的那些神奇物品，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为时尚的落伍者、别人口中的“土鳖”。我们相信所谓的社交名言，模仿着所谓的“社交高手”的为人处世方式，生怕一旦背道而驰就成为社交场合的“不合时宜者”。我们相信别人口中的“经验之谈”，用“别人都是这么做的”给自己的跟风正名，生怕一质疑就走不了捷径，甚至会失败。我们竭尽全力执行着大众所认可的那些“价值观念”，生怕一个闪失就让自己成为他人口中的“怪人”。

是啊，我们有这么多的生怕，于是不得不去寻求“安全”。跟着大众走，不知道结果，却一定很“安全”。就算出错，也会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出错。即便真的倒霉，也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抱怨，抵消自己犯错所带来的内疚感。

选择独自做出判断，就意味着很可能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就意味着很可能需要背负极大的压力、默默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就意味着很可能自己要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就意味着很可能一旦失败后就面临成千上万人的嘲笑。

所以，随大溜是容易的，妥协是方便的，从众是最安全的，而做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是艰难的。

密尔说过：“人类的认知、判断、有区别的感觉、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等能力，只有在做出选择时才能够得到运用。一个出于习俗而做事情的人，并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他也没有锻炼自己的辨别能力，没有追求什么是最好。心智和道德与肌肉的力量一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够得到提高。一个让世界或者他自己的那部分世界为他选择生活计划的人，除了类人猿的模仿能力之外，并不具备任何其他能力；而一个为自己选择计划的人，运用了他的所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