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昔阳经验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大寨、昔阳经验能否成为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把大寨、昔阳经验神秘化、绝对化，当成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凡是按大寨、昔阳经验办的，就认为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是没有按大寨、昔阳经验办的，就认为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标准下，不少人被扣上“反大寨”和“走资派”的帽子。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大寨、昔阳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

周恩来总理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即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们还要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农民学习。但是，这绝不是说，就可以把大寨、昔阳经验作为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

大寨、昔阳经验是他们实践活动的总结，是属于主观的认识。而路线正确与否，不是凭主观认识如何判定的，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尚且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寨、昔阳的经验又怎能作为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呢？倘若把大寨、昔阳经验当作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必然违背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危害。人们只要回顾一下这些年来农业战线上大搞所谓的“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七斗八斗”、“割尾巴”、“穷过渡”等所造成的恶果，就可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大寨、昔阳经验也必须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大寨、昔阳经验同任何事物一样，也不应当成为“禁区”，也必须对它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否认大寨、昔阳经验可以一分为二，就否认了大寨、昔阳经验的内部矛盾，也就使大寨、昔阳经验没有生命力了。这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表现。(www.daowen.com)

大寨、昔阳经验中既包括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又包括只适合于本单位的具体经验；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错误的教训。周恩来总理概括的大寨的三条基本经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过去学习，现在仍然应当学习和发扬。但是对于大寨、昔阳的具体经验，则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味盲目照搬。应当看到，这些具体经验中，有一些东西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违背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有的甚至就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比如领导班子中批“五种人”的经验、除批判民主派、走资派外，还批判了老好人等等，这种所谓坚持“斗争哲学”的经验，简直成了“整人哲学”。既然大寨、昔阳经验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东西，怎么能够作为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呢？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那就不能坚持正确路线，恰恰是执行了极左路线；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批了社会主义。

最近，昔阳县委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九个问题，纠正了过去推广大寨具体经验中的错误。这就说明，大寨、昔阳经验不是一成不变的，还要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过去先进不能证明永远先进，还要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先进可以在实践中转化为落后，落后也可以在实践中转化为先进，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否认这一点，把大寨、昔阳经验看成十全十美的、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东西，那就使先进经验僵化半僵化，甚至走向错误的地步。

大寨、昔阳经验要在实践中发展，最重要的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它要求从生产方式、活动方式到人们的思想方式，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必须来一个深刻的变化。因此，一切过去的经验都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需要有新的发展和创造。即使是像大寨这样的先进典型，也必须依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创造新经验，使之适应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大寨、昔阳才能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发挥新作用。

（本文发表于《山西日报》1979年10月19日，发表后引起较大社会反响，曾被中央党校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展览收展，并被沈宝祥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