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内容非常丰富。它主要包括战争观、战争方法论、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战争观与战争方法论，是毛泽东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民军队思想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军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原则和作战方法，是人民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战争观与战争方法论

战争观是人们对待战争的看法和态度，是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与观点;战争方法论是人们在认识战争规律基础上，依据战争规律确定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运用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战争方法论来研究和指导战争。

1．战争观

毛泽东的战争观包括战争的起源和根源、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战争的性质及对待战争的态度、战争的最终目的与消灭战争的途径等方面的内容。

(1)战争的起源和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起源于私有财产和阶级，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存在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战争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出现私有财产、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之后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不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而是由社会的必然因素决定的。原始社会初、中期，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常设的军事组织和专门的武器，那时部落之间为了一时的争夺生存空间或复仇，发生过一些暴力冲突，但这仅仅是偶然发生的现象，与实质上的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剩余产品出现，社会生产有了分工，形成了专门管理和分配的“特权阶层”，从而出现了私有财产，产生了阶级和阶级矛盾。此时，为了掠夺财产和奴役被征服者的暴力活动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实质上的战争开始出现。列宁简明而深刻地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而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列宁全集》第2卷，第204页)。“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2卷，第733页)。毛泽东对战争的起源和根源也作了精辟的概括:“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战争的起源和根源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认清战争的起源，才能理解战争的根源。私有制是战争的起源，私有制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压迫者阶级，为了贪图更多的私有财产，使以掠夺、奴役为目的的战争变成其经常性的职业。因此压迫者、剥削者阶级是人类战争的根源。列宁深刻地指出:“战争总是由剥削者、压迫者阶级挑起的。”当今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是霸权主义。

(2)战争的本质和目的。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他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话被列宁称为“至理名言”。列宁曾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即该国某个阶级在战时所推行的政治，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它在战前长时期内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不同罢了”(《列宁军事文献》第1版，第335页)。

毛泽东发展了他们的观点，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9—481页)。

战争是为着解决交战双方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有的战争都是为维护交战一方某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发动和进行的。“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就是战争的本质，换句话说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如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就是抗日战争的本质。由此可以看出，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无非是为了取得或维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3)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

分析战争的性质，采取对战争的正确态度，是无产阶级战争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究战争的起源和本质的继续。

战争在阶级社会中，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无论战争形式和战争规模如何，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胜负如何，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不依战争的阶级性质、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被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

列宁指出:“如果忘记一切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培植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847页)。列宁不仅提出处于帝国主义时代中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而且还提出了鉴别这两种不同性质战争的标准。指出:“决定战争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一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列宁选集》第3卷，第672页)。“战争和战争不同，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列宁选集》第3卷，第824页)。

毛泽东根据列宁的观点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5—476页)。毛泽东还指出:“战争的性质是根据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毛泽东对如何判定战争性质，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奠定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那就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方法是:对于正义战争的拥护，视情况而定。或者直接参加，如对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救国战争;或者给予政治声援和物质援助，如对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救国战争。对于非正义战争的反对，战争爆发前，应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极力阻止或推迟其爆发。战争爆发后，则通过声援、支持、参加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4)战争的最终目的与消灭战争的途径。

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始终不懈地反对战争，但它一分钟也没忘记:只有完全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才可能消灭战争”(《列宁军事文献》第1版，第25页)。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毛泽东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不仅指明了消灭战争的最终目标，而且指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例如，当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磨刀霍霍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建国纲领，毛泽东不畏风险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当蒋介石在谈判期间调动百万大军企图进攻我解放区之时，毛泽东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当蒋介石硬是发动大规模反人民内战后，毛泽东因势利导，将战争导向中国人民的全面解放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还指出:“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时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从而进一步指明了实现消灭战争的途径，必须消灭阶级，必须铲除产生和滋养阶级的私有制。战争是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战争也必然会随着私有制、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2．战争方法论

战争方法论，是要解决如何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确定战争指导规律，正确指导战争。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是毛泽东对战争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毛泽东指导战争的主要方法。

(1)必须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

所谓战争规律是战争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等诸因素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认识它，不能取消它，只能运用它，不能违背它。违背它必将导致失败。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战争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并说:“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研究战争规律，既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战争之中，对古今中外任何战争都起作用的规律。例如: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其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切战争都表现为进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战争指导都要求知彼知己等等。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都带有时代的、阶级的、国家的、民族的、地域的特点并有性质上的差别。如果不从各次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这些战争的特殊规律，制定正确的指导原则，就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研究并认识战争规律的目的在于正确指导战争。战争指导者为了正确地指导战争，不但要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而且还必须研究基于客观规律之上的战争指导规律。

(2)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基本方法。

第一，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战争指导者要驾驭战争，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善于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研究和认识战争规律的目的在于制定指导战争的正确方法。毛泽东把这种合乎战争客观规律的战争指导方法，称之为“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战争的客观规律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诸条件，以及敌情、我情、民情和国际环境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战争指导规律也需要随之变化而变化的。把握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可以确定战争的主观指导方法。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性质决定了能够采用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的指导方法;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确定了全面抗战的指导路线和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作战原则;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确定了“战争的人力物力来自前线”的指导法则。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同样是中国人民进行的正义战争，但由于作战对象的不同，就不能将战争的人力来源寄托在前线，美军的俘虏兵断然不能充实到我志愿军的队伍。

要做到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需着重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要熟悉敌我双方的情况;二是要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三是要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第二，着眼特点，着眼发展。

毛泽东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指导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7页)。

由于各次战争情况的不同，有时间、地域、性质和对象的差别，因此，就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所以，无论是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还是战争的指导规律，都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所谓着眼其特点，就是研究和把握战争的一般和特殊的规律，尤其要把握战争的特殊规律。所谓着眼其发展，就是对战争的认识，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的变化，武器装备的更新，时间、地域、性质上的差异等综合因素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战争指导规律。

第三，关照全局，把握关节。

全局是事物的整体和发展的全过程，局部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什么是战争的全局?毛泽东说:“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页)。反之，凡属战争全局中带有某一个方面和某一个阶段性质的都是局部。有全局就有战略问题，有局部当然就有战术问题。所以毛泽东又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页)。由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必须注重战略和战术的研究，既要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又要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多打胜仗。战争的胜败，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个阶段的照顾得好或照顾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照顾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创造了全局与局部辩证法的完整学说。一是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二是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而构成的。三是要注意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在毛泽东看来有两种局部的东西:一种局部性的东西对全局不起重大影响;另一种虽是局部性的东西，但对全局起决定作用。因此指挥全局的人要全局在胸，既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全局的各个方面和各阶段的相互关系上;又要将自己的注意力的重心放在对于指挥全局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之上。

毛泽东导演的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就是关照全局、把握关节的生动范例。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决策首战锦州，是实现“关起门来打狗”，将卫立煌集团4个兵团55万兵力，锁在东北境内就地歼灭的关键环节。而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的敌人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诚，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剩下的两个兵团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被我歼灭于沈阳地区。淮海战役打到第三阶段，剩下杜聿明集团两个兵团被我军围困于陈官庄地区，实施全歼指日可待。但此时毛泽东从全国战场全局考虑，令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就地休整待命，造成南线战局未定，使傅作义存有幻想而不作逃窜之举，以滞留傅作义集团55万兵力于平津地区。与此同时，毛泽东令我东北野战军打完辽沈战役后，先不作休整秘密入关，待包围傅作义集团后，再就地休整。这时才令淮海前线我军最后全歼杜聿明剩下的两个兵团，随后又进行平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战役与战役之间如此巧妙的配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全局上精心关照、运筹帷幄的高超指挥艺术，从而取得了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

(二)人民军队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把创建人民军队作为进行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和实现革命理想的最主要手段，强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建军的理论和原则。

1．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毛泽东从“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原理出发，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指明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确保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原则。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对我军的宗旨作了完整的概括:“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建军原则的核心，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我军在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长期斗争中，始终遵循这一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2．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

毛泽东根据我军的性质和建军宗旨，创造性地规定了我军的三大任务，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提出，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作战任务是放在第一位，但三大任务的执行不是平列的，因时因地有所侧重。例如:红军时期，我军执行的是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我军的三大任务称为三套本领:第一，打仗;第二，做群众工作;第三，生产。将三大任务中的筹款改为生产，是一个新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三大任务发展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

军队的战斗队任务，在三大任务中居于主要地位。在战争年代，我军要为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建国以后，要保卫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随时准备为粉碎敌人的入侵、武装挑衅和颠覆行动而战斗。因此，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在和平建设时期，战斗队的职能主要由训练来体现。训练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更好地履行战斗队的职能。

3．人民军队的三大民主

早在我军创建之初，毛泽东就着手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在连、营、团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长不打士兵，经济公开等项办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全面地说明了军队中的民主生活，他指出:“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的民主生活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有了不少新的创造。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中，把部队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个方面，称之为三大民主。

政治民主，即实行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这种民主运动实际上是部队中一种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主要是评党员评干部;经济民主，即士兵参与经济生活的管理，公开账目，防止贪污、浪费和干部侵占士兵利益;军事民主，即在战时通过火线开大小“诸葛亮会”，广泛发动士兵参与战斗方法的研究，在平时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三大民主是新型人民军队的生动体现。

4．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10月，毛泽东对我军政治工作作了系统的总结，指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0页)。这三大原则是我军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必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我军团结内部、团结人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的强大武器。

实行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就是要在军队中肃清旧军队官兵对立和军民对立的影响，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实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原则，就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争取敌军，改造俘虏，涣散敌人的军心和斗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页)。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号召必须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并明确规定“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34页)。我军的这项政策，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整个解放战争四年里，共歼敌807万余人，其中投诚、起义、改编的为177万余人，俘虏为458万余人，仅解放战争前两年，我军即融化了大约80万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转变为解放军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5．人民军队铁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建立、而战斗的，为了保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就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他认为纪律的意义在于执行路线的保证，是完成我军各项任务，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就要求部队对待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7年10月，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30年，在瑞金把六项注意改为十项注意;解放战争时期，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时期，毛泽东及时地总结了我军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所执行军事纪律的经验，于1947年10月10日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的规定:“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37页)。在同一天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要求全军指战员“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35页)。

6．人民军队的顽强作风和勇敢牺牲精神

作风是思想、意志、士气等精神因素在行动上的集中反映。它体现为经常性、持久性、一贯性，非长期磨炼不能形成。我军的养成教育，就是教育引导官兵通过经常持久的磨炼，以塑造牢固的不易改变的良好的战斗风格。

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在这种条件下，要能坚持下去，并夺取最后胜利，必须有一个顽强的作风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为此，毛泽东从创建红军起，就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作风建设;以清除自私自利、贪图享受思想，树立远大革命理想;清除怕苦怕累、贪生怕死思想，培养艰苦奋斗和勇敢牺牲精神;引导我军在长期艰苦复杂的环境中经受考验，培养一种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养成一种压倒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顽强作风。毛泽东把人民军队的作风建设与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方向结合起来，他指出:“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激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1日，转自1939年5月10日《新中华报》)。为此，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3页)。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必须“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人民军队的顽强作风和勇敢牺牲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三)人民战争思想

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指导战争的根本路线，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区别于其他军事理论的主要标志。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人民战争思想，不仅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而且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是革命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1．人民战争思想的含义

人民战争是指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正义性。即人民战争是为了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或掠夺的非正义战争。正义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

第二，群众性。即人民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解放自己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不是靠少数人进行的，更不是由少数压迫者、剥削者进行的。群众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重要标志。(www.daowen.com)

第三，组织性。即人民战争是有组织并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进行的，而不是群龙无首或一盘散沙。组织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农民战争，其中不少应属于人民战争的范畴。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使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战争政治目的贯彻不彻底;第二，发动群众不广泛;第三，胜利果实不能完全归劳动人民所有。所以，这些农民战争是一种不全面、不彻底的人民战争。只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后，人民战争才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成为全面、彻底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集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对人民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创立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相结合的新型的武装力量体制;制定了正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以武装斗争为主同其他战线的斗争相结合，进行全面人民战争的原则;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革命战争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2．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基础

(1)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把这一基本观点应用到中国革命战争，论述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等著名论断，从思想上武装了参加革命战争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

比如在抗日战争初期，正当失败主义的亡国论和悲观主义的妥协论者，为敌强我弱现象所迷惑的时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了一条真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8页)。他又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的困难的前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8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一方面，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才能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另一方面，也只有全军全民总动员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战争。因为动员全军全民参加战争，在政治上才能获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在经济上才能建立起革命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兵源财源上才能取之不竭;在军事上才能机动灵活地执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敌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2)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在战争中，武器是重要的因素，它是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它必须通过人的能动性作用于战争。即通过人在战争中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而起作用。人是能动的物质力量，武器如何先进都不能代替人的意志、经验和才能。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首先，武器是人制造的。人的智慧和知识始终驾驭着武器的发展，人能制造进攻性武器，也能制造防御性武器。有飞机就有高射炮和防空导弹，有坦克就有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导弹。两种类型的新武器总是交替出现。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3页)。不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这个原理是普遍适用的。

其次，武器要靠人去使用。恩格斯在《德国战争短评》中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毛泽东也说:“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7页)。恩格斯提到的“心”和“手”与毛泽东说的精神力量的“人心”和物质力量的“人力”，都是讲人的作用，武器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才能发挥作用。人不单是物质力量，而且是精神力量，它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人力、人心和武器稳固地结合在一起，不但能创造出新战法，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而且也会创造出敢打敢拼的奇迹。

第三，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实践活动中对武器有反作用，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要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但是，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当人的主观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去指导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时候，又能改变条件，创造条件，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即使是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弱者，也能打败武器装备占优势的强者，而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毛泽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4—455页)。

(3)战争的正义性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基础。

正义战争是革命的、进步的战争，它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战争的正义性是唤起民众、激发民众参与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革命战争的目的与民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它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必定胜利。非正义战争则相反，因此，它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最终必定失败。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非正义战争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尽管战争发起者采取蒙蔽手段，或者煽动民族仇恨，或者煽起宗教狂热，驱使人们为他们去卖命，但终有一天会被识破，造成众叛亲离、难逃失败的结局。所以，非正义战争是不可能实行人民战争的。

(4)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人民战争，就其参战成分而言，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2页)。在中国农民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首先充分肯定了古代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毛泽东认真分析研究了自秦朝陈胜吴广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止，总计数百次农民起义，特别是几十次著名的农民大起义，然后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亘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胜利。

毛泽东在肯定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的同时，又在理论上严格区分了古代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论证了农民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古代农民战争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古代农民战争史，乃是一部古代农民战争失败史。这是一个严峻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页)。

我国的革命战争，从星星之火开始，逐步形成燎原之势，最后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

3．人民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正确统一领导，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障。统一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政治领导，就是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使之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领导，就是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教育人民、引导人民群众批判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武装人民的头脑，树立必胜的信念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组织领导，就是建立党对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各级党的机构，这些机构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党中央对战争统一领导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

实行人民战争必须要有正确的领导。纵观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未能使人民获得彻底翻身解放。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很重要一条原因，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

(2)深入发动群众，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的成功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一是倾注极大的精力抓好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教育提高。动员是教育的过程，也是组织的过程。为此，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人民群众的各个阶层，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使人民群众懂得革命战争的目的和自己的责任，从而激发他们投入战争的热情和责任感。二是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在领导战争的过程中，要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着想，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将动员人民参与战争和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翻身农民自愿投入战争。三是实行正确的统战政策，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作战对象，及时调整和制定正确的政策，把尽可能争取过来的阶层和人，争取到人民一边来。如抗日战争期间，将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及时调整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争取了地主、富农中的开明分子、蒋介石营垒中的有民族气节的上层爱国分子以及大批海外侨胞，使他们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不同程度地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从而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日寇和投降日寇的汉奸卖国贼。

(3)实行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创造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它是为了适应实行人民战争的需要。不同的历史时期，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体制;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人民自卫军三结合体制;解放战争时期，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体制;新的历史时期，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与预备役部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三结合体制。

实行人民战争，采用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对于建军、作战、开展群众工作都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一是有利于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进行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每到一地，即帮助人民建立武装组织，不但组织以本地干部为领导的民兵组织和自卫军，而且还组织与斗争形势相适应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产生新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我军由抗日战争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120万人，后来又发展到解放战争时的400万人，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机制完成的。二是有利于迅速提高人民军队的军政素质。我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它的成员的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民。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民兵组织、地方部队、地方兵团再到野战军。这样，当他们成为野战军的一员时，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为迅速提高全军军政素质打下了基础。三是有利于协调一致地执行作战任务。野战军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地方军则固守在一定区域内，在民兵协同下执行作战任务;民兵通常不远离家乡，或配合正规军作战，或单独开展游击活动，保卫生产，保卫家乡。三者各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地整体活动，是战胜敌人的有力举措。四是有利于稳定后方。由于有地方军和民兵固守在一定区域内，就使后方相对稳定。如果对敌斗争任务的需要，还可以实行“主力地方化”，将主力部队的相当部分，分散执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等任务，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

在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中，人民军队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毛泽东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骨干，就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就不能使人民群众的斗争得到有力的支持;就不能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和战略后方;就不能使人民战争生动活泼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就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4)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形式相结合。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87页)。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不经过武装斗争，是不可能推翻有几百万军队维系的强大的反动政权。仅靠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文化的斗争，就想让敌人自动放下屠刀，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中国革命用血换来的结论。

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靠武装斗争还不够，还必须与其他战线、其他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对敌斗争的整体效应。毛泽东指出:“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因此，必须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条战线的斗争，包括与敌人政治谈判斗争和争取敌军、瓦解敌军的斗争，紧密地配合武装斗争而展开。例如:解放战争前的“重庆谈判”，起到揭露美蒋反革命两手的伎俩，争取社会各界、教育全国人民的作用，使人民对蒋介石的反人民本质引起警觉。随后的“北平谈判”，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企图取得喘息机会以便卷土反扑的阴谋，使人民在精神上作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准备。在解放战争激烈的军事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又将瓦解敌人的工作加以密切配合，争取了大批敌人的起义、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内，也精心组织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多条战线的斗争。如抗日战争期间，蒋管区农民的抗租、抗捐、反抓丁、反恶霸的斗争;城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左翼文人在文化战线上的反蒋的民主爱国斗争等。形成波澜壮阔的对敌合围之势，从而使敌人陷入处处被动挨打的困境。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加速了敌人的灭亡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

(5)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是实行人民战争的依托，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是团结人民的中心。如当年的以瑞金和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犹如灯塔一样照亮了人们的心，指引着人民斗争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大众向往的革命圣地，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奔向革命。军事上，它是战争的依托。人民军队在根据地内如鱼得水，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有效地歼灭敌人。又是军队战斗后休整、补充和训练的基地。经济上，它是提供战争所需财力物力和各种战争保障的后勤基地，保证军队的生存和发展。

毛泽东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理论，并付诸于实践。例如: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和朱德等率领起义的部队会师井冈山，依托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把井冈山燃起的星星之火，燎原到全国各地，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6)实施灵活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对人民战争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创造了人民战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过程中，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指导战争，实施灵活的战略战术，使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体现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战略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是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的总结，它揭示并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十分精彩的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

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一是阶级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办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二是科学性。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军事战略和策略的体现，正确地解决了战略与战术、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歼灭战与消耗战、强与弱、优与劣等一系列辩证关系，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三是求实性。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本点，也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显著特征。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指出:“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当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2页)。毛泽东还指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7—1268页)。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论断，奠定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即战略上，敌人是纸老虎，我们要藐视它，并敢于战胜它。在战术上，敌人又是真老虎，我们要重视它，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2．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毛泽东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他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这是毛泽东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防御概念作的科学概括。

毛泽东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其基本精神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后发制人。战略上的后发制人，是指不首先挑起战争，战略上不打第一枪。而敌人一旦挑起了战争，就应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去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这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指导原则。二是攻防结合。毛泽东强调:要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做到防中有攻;同时，要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三是持久胜敌。是指在敌强我弱、举国迎敌的条件下，坚持持久战。通过持久战，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关系，扭转战争局势，最后战胜敌人。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是辩证统一的，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必须采取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毛泽东指出:“‘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6页)。

3．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兵家公认的原则，然而真正加以辩证地认识和运用，却并不多见。而毛泽东将两者统一了起来，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是对立统一的。他说:“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6页)。“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页)。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只有善于保存自己，才能有力量消灭敌人。在这里，既要反对片面强调消灭敌人而不注意保存自己的蛮干行为，又要反对片面强调保存自己而不努力消灭敌人的逃避行为。毛泽东还深刻地指出:“保存自己”的‘自己’概念是全局的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的小整体概念，更不是个人的概念。为了整体的保存，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局部的不保存和牺牲。在战争中，一部分担负阻击的部队，就是以少抗多，不让敌援兵靠拢，保证我主力顺利歼灭被围之敌，担负阻击敌援的部队，要发扬“人在阵地在”的勇敢牺牲精神，即使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这种部分的牺牲就是为了保存整体。

战争的多数场合，消灭敌人是优先考虑的原则，是第一位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但在特定条件下，保存自己上升到第一位。比如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能与敌人硬拼，需要后退，需要摆脱敌人，这时保存自己就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等待时机更好地消灭敌人。

4．歼灭战是基本的作战方针

歼灭战、消耗战与击溃战，是从消灭敌人的客观效果衡量的不同的概念。歼灭战是指消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作战，消耗战是逐渐消耗敌人力量的作战，击溃战是打跑敌人迫使敌人溃退的作战。毛泽东在指导战争中，为我军确定的作战方针是歼灭战。毛泽东指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的影响”。他更形象地比喻:“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7页)。

实行歼灭战方针，并不排斥必要的消耗战。在战役的总体指导上，以歼灭战为主，而以消耗战为辅。例如:辽沈战役第一阶段首战锦州时，担负塔山地区和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国民党军队东进和西进两路援兵的部队，是执行消耗的任务，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使国民党援兵在逐渐消耗的过程中无法前进，以保证我合围锦州守敌的部队打好歼灭战。战役的歼灭战在战争总体上又是起到战略上消耗敌人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抗日战争中，日军就是在被我们逐渐消耗下崩溃的。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庞大的军队，也是在我们一系列的战役歼灭战后，力量逐渐消耗，最终形成807万军队被我消耗的结局。因此，将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上的歼灭战结合起来，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歼灭战与其他方向上的消耗战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具有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的具体体现。

5．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原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都十分强调的一条原则，毛泽东也极为重视。他认为，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既能全歼，又能速决;既能使我迅速转移兵力各个歼敌，又不致因敌援军云集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7页)。

在敌我力量对比我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使我军由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战役战斗上实行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实现以多打少，以强胜弱、速战歼敌之目的。然后转移兵力，再击他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变为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因此，要把主要兵力、兵器集中用于主要作战方向，反对军事上的平均主义。如果主次方向发生了变化，集中使用兵力、兵器的方向也应随之改变。至于集中兵力的程度，则视情况而定，以有把握歼灭敌人为原则。各个歼灭敌人，就是在向敌人发动进攻时，为形成和保持真正的优势，要拣弱的打，先弱后强，由小到大，逐个予以歼灭。

6．慎重初战，不打无把握之仗

这条战术原则不仅适合于人民战争，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战争，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如果盲目地去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必将导致战争的失败。这对于初期极为弱小的人民军队而言，关系尤为重大。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7页)。并指出:“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5页)。

作战胜利的把握是建立在事先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2页)。“准备”的内容，包括人力、物力，包括对敌情的侦察和了解，包括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时机和作战方向的选择，包括兵力的部署和展开以及作战方法的确定，包括预作几套作战方案和临机处置的措施等。准备的立足点，要从最困难处着眼，要充分估计到最困难、最复杂、最危险的情况可能发生，并预作好应对的处置方案。这样，万一在作战过程中，遇到困难和危险，才能做到从容自如，解困排险，争取最好的结局。

7．三种作战形式密切配合并适时转换

人民战争所实行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作战上是通过多种作战形式来实施的。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历来是我军的三种传统的作战形式。它们虽然各有其不同的作用和特点，但又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整体。毛泽东指出:“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第422页)。因此，正确运用三种作战形式，是战争指导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主要作战形式的转换问题，对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方式的特点问题，以及三者相互配合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着大量的精辟论述。

根据战争不同情况，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下，毛泽东善于巧妙地灵活地同时运用三种作战形式，但又有主有辅，互相配合，并视情适时转换三种作战形式，充分发挥了三种作战形式的整体作用，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顺利发展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指导战争的灵活机动性，故又称之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样式的演变，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必将随着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并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增添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