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是我国的近代史时期。当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政治日趋腐败，导致殖民主义列强对华侵略逐步加剧。中国从古老的封建社会逐步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挑战。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学习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科技，使我国近代军事思想既有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根基，又有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色彩。

(1)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我国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威胁，两广总督林则徐开始收集外国军事资料，研究敌情，提出了组织民众，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在近海和陆地歼敌的作战方针。战后，魏源等有识志士，总结了清军战败的教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战略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方针。尽管这些思想并未被清政府所采纳，但是却代表了我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方向。

(2)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统治阶级中有远见之士，如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提出了“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筹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西式武器装备。并且在“练兵与制器相为表里”的方针指导下，着手整顿军队，创练新军，加紧筹办海防，使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具规模。他们还按照“用人最为急务，储才最为远图”的方针，着手兴办海军、陆军、船政等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此外，又参照“西法”，拟定了《北洋海军章程》。随着西式武器陆续装备军队，引起了作战样式和战术的变革，如步骑和步炮协同作战;海军独立作战和陆海协同抗登陆作战;战斗队形由密集向疏散发展等，标志着我国近代军事思想已经形成。但由于受朝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的束缚，新建军思想并未能从根本上改造清军，加之清政府的腐败、妥协，最终仍然导致了中日甲午海战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失败。

(3)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已认识到我国“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决心摒弃改良主义，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了由联合会党为主转为争取新军为主的武装斗争方针。孙中山在如何建立一支资产阶级军队问题上，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最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绝对必要性，提出了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使之成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思想，是我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后，把我国近代军事思想推向新阶段的标志。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也开始影响到我国，如保定军官学堂潘毅等人编译的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等，试图以新的军事思想影响我国近代军事思想。但是，只有到了以总结辛亥革命战争经验，全面吸收外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成果为内容的新型军事著作《兵学新书》问世后，才真正标志着我国传统兵书被资产阶级军事著作所代替。我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代表作有《海国图志》、《兵学新书》、《医时六言》、《兵镜类编》、《曾胡治兵语录》、《军事常识》等。

(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www.daowen.com)

由于我国近代军事思想家深受我国近代诸种客观条件和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在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一些不同于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明显特点。

(1)师夷长技，重整军备。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朝的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我国军事技术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洋务派官僚的倡导下，开始学习和引进外国军事科学技术。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汉阳枪炮厂等30多个军工(局)，仿造西式武器装备，建造蒸汽舰船，使清军的装备得到了改善，组织体制和编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8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改造旧式水师，到18世纪80年代初，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已初具规模，并在沿海建设了部分基地和要塞。陆军经过几次变革，也按照西方模式编成步、骑、炮、工、辎等兵种。同时，还聘请了外国军事教员，指导军事训练，讲授西方军事科学技术。随着新的军兵种的建立和西式武器的装备，在作战样式和战术原则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

(2)依靠民众，积极备战。针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主张动员依靠民众，整顿海防，积极抵抗。林则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相信“民心可用”。他在向朝廷上书中说:“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上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惧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彼见处处有备，自必不敢留。”因此，他亲自察看海口形势，安设木排铁链，添置炮台，购买西方各国火炮，整顿水陆官兵，严格训练，积极备战。这种积极抵抗列强侵略的思想，虽因清政府的腐败、妥协等原因未能得到贯彻，但在我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确实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3)避敌之长，救吾之短。针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擅长海战等特点和我国军队屡次失利的教训，有些爱国之士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翁传照在他编撰的《医时六言》中明确提出:“欲求胜敌，必先筹所以避之。避，非怯也。”“避其长以救吾之短，安吾短以废敌之长。”“敌有千里镜、电气灯，我则焚五色烟、五里雾，以迷敌眼。敌不轻易放炮，我则每放一枪，连放大纸爆，以乱敌耳。敌所恃唯枪炮，我则长以参短，短以参长，疾趋而前，短兵相接，以忙敌手”。另外，他还提出根据不同敌人创造新的制敌方法。李蕊在《兵镜类编》一书中说:“兵事争短不如避长”，“反我之短制敌之长，此法更善”。“反字中有无穷妙用，必审实长短所在。有所长必有所短，亦有所短必有所长。善于反即善于制变化之妙，总在一心，岂可安于短而唯长是爱乎。”这种以短制长的辩证法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4)以弃为守，诱敌入险。近代军事思想家根据时代变化和作战对象武器装备占优势的特点，强调改变战法。如李蕊《兵镜类编》中指出:“守城之法今与古异，古人以战为守，今人当以弃为守。”他所说的“以弃为守”，是指先躲避敌人的炮火，减少伤亡，待敌入城，不能发挥火力时，用短兵巷战歼灭敌人。翁传照进一步提出“守城不如守险”，因为“城有形而险无形，城明险暗，城少险多”，守险更有利于消灭敌人。这种斗暗、斗险的思想对于以弱胜强来说，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翻译了一批西方军事书籍，如《海防新论》、《水师操练》、《克卢布炮图说》、《爆药纪要》、《水雷秘要》等，对当时学习研究西方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技术，起到了推动作用，使我国近代军事思想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