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领域工作的发展到一定层次，政府、社会组织等都需要得到专业性的支持和服务，这就迫切需要一大批专业性中介组织，提供政策解读、咨询研究、项目指导、评估、培训等服务。这些专业中介组织的多少，成为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管理创新能力的标准。

近年来，社会自发发育了一些专业中介组织，通过多年发展已经在社会领域极具影响，如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上海恩派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他们主要为政府提供咨询，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为社会领域人才提供培训等服务。再如，美好社会咨询社（即ABC：A Better Community）是中国公益界首家完全由志愿者向中小型NGO提供免费公益咨询服务的组织。这些来自埃森哲、BCG（波士顿咨询公司）、贝恩、正略钧策、北大纵横等国内外专业咨询机构的年轻人，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帮助了不少草根NGO。

在专业中介组织这一领域，社会组织评估机构将成为重要的发展空间。对社会组织、项目进行评估，政府有要求^[17]，捐赠人有要求^[18]，公众有要求，将成为社会管理流程中的必要环节。当前，社会组织评估主要是民政部门主导，评估委员会主要由高校专业力量组成，评估的程序性、规范性较强，但是由于这些专家不长于实务，所以在具体评估中也易产生事实不公平的结果。有的地方开始探索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如上海自2010年开始积极探索委托第三方机构承担社会组织评估，如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近两年来共承担了40家市级行业协会、47家区级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近年来，一些专业的评估机构纷纷组建，主动向各级民政部门拓展业务。特别是当前，捐赠人日益对于捐款方向的明确、对于公益组织运作的透明化提出更高要求，公益项目的评估也是大势所趋，这就需要更多公信力强的专业评估组织。这类评估目前尚未形成广有共识的指标体系，但已有一些社会组织专门致力其间，有的引进国外的评估指标体系在国内试点，有的拓展项目总结完善机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如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社工系等）在理论层面进行设计，今后相应专业机构的市场空间将会很大。

【注释】

[1]如英国的“大社会”改革。2010年5月11日，英国保守党与自民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无疑，联合政府所共同承诺和信奉的“大社会”执政理念已开始对政府治理方式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006年卡梅伦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大国家”和前工党政府（1997—2010）是一个“控制怪物”的批判。2007年11月8日，卡梅伦正式启动“合作运动”，本质在于削弱国家的权力，增强国家所缺少的灵活性和活力，注重公民治理，繁荣社会。这与自民党注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自民党主张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到英国公民手中，反对国家对于个人事务过度的干涉。保守党与自民党在限制国家权力上不谋而合。

[2]潘跃，周亚军．民政部承认6成社会捐款流入政府及垄断慈善组织［N］．人民日报2012－2－16。

[3]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

[4]2000年，上海市黄浦区等6个区的12个街道开展了依托养老机构开展居家养老的试点工作，政府购买服务进入实践领域。

[5]深圳市残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社会民生与高新产业辅助发展的和谐科技事业，促进残障人士的社会参与及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企业。

[6]至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7]此类探索屡见不鲜。1999年初，北京朝阳区潘家园松榆里第一居委会自发筹办了“时间储蓄”，组织低龄老人（60岁左右）义务照顾高龄老人（75岁以上），并为服务者发放《低龄老人服务卡》，用于记载服务时间和服务内容。持卡人步入高龄，将在该居委会范围享有相等时间、相同质量的服务。1999年6月，南京鼓楼区出台并实施《社区助老服务储备制度》，以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模式推行助老服务“时间储蓄”。规定年满16周岁，有常住户籍的社区居民均可成为服务志愿者，领取助老服务“储备卡”，在管理机构安排下就近为老年人无偿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凭卡存入或支取服务时间。同时规定，服务志愿者所持“储备卡”上的服务时间可以转让给自己年迈的父母。

[8]“中途宿舍”是临时安置刑满释放人员、青少年的生活场所。它集容留、疏导、排解等过渡性服务功能于一体，目前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中途宿舍”：(www.daowen.com)

[9]NPI公益孵化器模式为“政府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民间公益组织受益”。孵化器的使命是专门培育新的有创新性的社会组织，发现和支持有潜力的社会人才。特别是对初创的中小型社会组织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包括办公场地、办公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

[10]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ed NGO，GONGO）主要是指与扶贫、教育、儿童、妇女等社会发展领域密切相关，由政府自上而下设立的社团组织。

[11]2009年起，北京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通过认定，至今30余家单位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

[12]2011年6月，广东一周之内连发增城新塘镇大敦村、潮安古巷镇两起外来人口打砸烧事件，此类事件近年来频现。

[13]2012年2月，包括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深圳市打工者中心、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务部、时代女工服务部等在内的10余家劳务工NGO先后遭多个基层部门先后上门检查。紧接着，就是房东以各种理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搬迁。

[14]2012年11月26日，上海青文服务中心负责人卜佳青在卫生部受到时任副总理李克强接见。

[15]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中提出，从此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重视。公共领域意指，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16]如近年来福建厦门的PX项目引起的散步事件，四川什邡反对钼铜冶炼项目、江苏启东反对排污工程等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17]2011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全面开展社会组织评估的实施意见》。

[18]2010年西南旱灾后，曹德旺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对赌协议”，给云南灾区10万户农民每户发放2 000元，差错率不能超过1%，超过将返还30倍罚款。曹德旺因此被称为“史上最苛刻的慈善家”，打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对于捐款的监管将成为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