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重视但靠传统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中，蕴含很大的事业空间。那些政府必须要管，但管又管不好，或管的成本特别高的领域，是社会领域的发展空间。如果社会组织介入这些领域，政府的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因此发展空间也很大。社会组织从中找到社会问题的更好解决之道、公共服务的更好提供之径，将会取得良好的共赢发展态势。

［专家观点］

社会组织的本来功能是组织社会。组织社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普通群体互动、互助，培养一种互助的理念。让大家意识到，其实很多事情不需要别人，只要自己组织好就可以解决；二是在和其他部门谈判的时候代表某个群体的声音。因为很多问题都会涉及利益和机会的分配，政策制定的过程应该是谈判的过程，寻找一些大家接受的政策和发展方向。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一是，在决定政策的时候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但目前在国内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机制，管理社会是政府垄断的一个功能。

中国NGO发展中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有关部门对这个功能有深深的担忧。现在可以看出，在上海和深圳这些政府能够购买服务的地方，几乎都是纯粹的社会服务类的组织。我们坚持社会组织组织社会不是威胁社会稳定，而是稳定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首先需要大幅度改变的不是这些资助方，而是那些接受资助的民间组织。因为很多时候，那些比较弱小的机构能够找到一个资助方已经很困难，它们尽量要维持这个合作关系。不管和资助方的合作顺利不顺利，它们自己就认为这个关系是个上下级关系，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对资助方的一些本来不合理的要求也接受。事实上，大部分资助方是愿意接受建议的，NGO与资助方的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谈判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中国项目首席代表　博盟Michale Busgen

1．维护稳定

当前很多地方的维稳模式受到诟病，成本高，效果差，社会影响不佳。如何更好地维稳，成为各级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标。当前此领域的探索，共治模式、专业手法成为亮点。因1996年、2005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期、二期工程先后建设而动迁的施湾农民上访逐年增多，并产生了对立情绪，2009年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启动针对96户重点访民家庭的“维稳妈妈”家庭专业社工服务项目，通过专业力量和多方合作，使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更多上访妇女选择通过“维稳妈妈”实现有序维权，通过自助服务来解决生活问题。这一“专业力量和柔性力量”融合的模式，受到上海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妇联总结提升这一模式，推出“开心家园”家庭心理辅导项目，把影响覆盖到了全市。再如，贵州遵义市委统战部发动企业家“士绅”阶层，以民间方式处理民间产生的社会问题；贵阳市和谐促进会发动各界知名人士，以会员捐款的方式，为该市维稳提供基金，并亲身参与化解社会矛盾，被当地民众称为贵阳的“太平绅士”。

2．城市管理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管理，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实行自治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探索。上海市的应急救援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官方救援机构，凭借其发达高效的信息网络和强大有力的资源支持承担了即时灾害的主要应急救援工作。然而在日常应急知识培训和演练方面，政府无法实现基层社区群众的全覆盖，由民间志愿力量作为官方救援力量的有益补充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做法，上海也已经开始有相应的组织，如2009年成立的上海音速青年志愿服务中心，现有资深领队50余名，在册青年志愿者400余人，网上会员则达30万人，积极开展深入学校、社区、户外大型活动的消防、安全、救援、救护、救灾等培训服务及协助处置突发事件等活动，普及自救互救的知识和技能，一旦需要，也可以成为应急救援的民间辅助力量。北京市丰台区永善社区“社区环境秩序劝导队”，以党员志愿者为主，利用居民人熟、地熟优势，共同治理周边环境以柔克刚化解矛盾纠纷。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仲伟超成立上海杨浦区中原城市小区协管服务中心，以民管民，以老乡会等方式，重点针对市容管理的难点区域进行劝导。当然，做得不好也会弄巧成拙，如某地成立“城管志愿者队”，多以外来人员为主，本意为解决外来小贩乱设摊的问题，用柔性手段管好市容，但因为团队管理者素质不高，使团队混入了一大批社会闲散人员，从而导致所谓的“市容志愿者”与小贩群殴的恶性事件。为了破解小贩和城管之间紧张的“猫鼠关系”，2012年初，广东惠州开全国先河成立“流动商户之家”，已登记入“家”的流动商户有4 283户、16 001人，如今，流动商户如有诉求，可直接前往流动商户之家反映。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会定期到流动商户之家、工作站和工作室接访，听取诉求和建议。

3．社区治理

在现代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社区自组织作用，通过社区、社团、社工联动，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管理、社区民主自治和社区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要课题。社区成为重要的成长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自组织等在社区承接政府项目，参与社区服务，帮助街道、居委会等传统社区组织提升能力，推进社区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单位等的社区融入，丰富社区关系，塑造社区文化。在上海，很多社会组织已经取得基层街道社区的信任，开始在社区实践公益梦想。上海华爱社区管理中心于2003年成立，是上海最早参与社区治理的民间组织，至今已经受托管理了浦东新区潍坊科普中心、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卢湾区打浦桥社区文化中心等7个社区服务机构，其专业化、制度化的运作，激活了社区参与，降低了运维成本，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得到了政府认可、市民好评以及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自此，基层街道社区引入第三方力量进行社区服务机构托管开始普及。如杨浦区延吉街道将延吉七村睦邻中心委托上海延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托管，把社会工作理念引入社区，努力塑造良好的社区关系；闵行区莘庄镇引入7家公益组织落户，政府腾出1 350平方米的配套用房用于社会组织培育孵化，鼓励各职能部门将部分具体的社会事务转移给专业社会组织。

［延伸阅读］

江西南昌：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民主管理

2010年12月30日下午，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广润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一场由广润门老年协会举办的冬季养生讲座正在进行，来自街道10个社区的40名居民兴致勃勃，大家不时说出自己的困惑，互相交流心得体会，气氛十分活跃。

“近年，由政府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成立的社会组织在南昌如雨后春笋，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了社区的民主管理，维护了基层的和谐稳定，实现了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南昌市民政局副局长严平对记者说。

“四谈”、“三进”、“三评”，让邻里更和睦

2004年10月16日，是西湖区广润门街道白衣庵社区居民难以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南昌市首届社区邻里节在这里创办；这一天，也是社区居民程国达老人70寿辰，之前一年成立的豆豉巷50号楼院管委会为程老举行了祝寿庆典仪式。

从此，社区内凡是60岁以上老人过生日，就由管委会牵头，子女出资，楼院居民义务帮厨，大家聚在一起，以自助餐的形式在休闲广场举办生日贺寿活动，使居民接受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育。

“6年多来，由于楼院管委会的努力，党员主动带头，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彻底告别了过去‘一墙之隔不往来，擦肩而过不说话，楼上楼下不相识’的尴尬。社区内讲文明爱卫生的多了，乱丢乱抛垃圾的少了；互助友爱的多了，邻里纠纷少了；崇尚科学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互相关心的多了，互不往来的少了。”管委会主任杜光钰笑呵呵地说。

“‘四谈’即社情民意‘天天谈’、骨干力量‘月月谈’、和谐楼院‘季季谈’、社区工作‘综合谈’，推动了社区民主管理。”广润门街道主任刘益鸿说。

所谓社情民意“天天谈”，指社区干部利用每天上班时间，带着居民住户登记本和民情日记本到各自责任区走访驻地单位和辖区居民，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掌握辖区动态，要求每名社区干部全年对责任区内居民家庭至少上门一次。

骨干力量“月月谈”，即“两长一户”（楼栋党小组长、楼栋长和骨干户）每月开展“月月谈”活动，反映楼院存在的问题，协调解决的办法。

和谐楼院“季季谈”，指街道和社区干部在每季度的最后一个周六，在楼院与居民开展谈心活动，倾听他们的困难以及关注的热点问题，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在该街道市容卫生管理进楼院活动中，居民群众反映楼院垃圾放置点少、社区绿化少、楼院清扫保洁次数少。此后，街道为所有楼院添置带盖垃圾桶，见缝插针在楼院休闲广场增添各色花卉，并为楼院长期配备保洁员，2010年又投入80余万元推动市容环境卫生保洁，彻底改变老城区卫生脏、乱、差状况。

社区工作“综合谈”，指每年年底，社区党支部都会组织楼栋党小组长、楼栋长、楼院管委会成员、街道挂点干部、片警、居民代表、工商所、环卫所、房管所等单位代表召开一次社区工作评议会。

近年来，通过“综合谈”活动，共征集社区发展的建议5 000余条，并在驻地单位的支持下，基本构筑了“生活服务圈”、“卫生服务圈”、“文体活动圈”和“劳动帮扶带”为一体的“三圈一带”社区模式。

“三进”指社会组织进社区，邻里活动进楼院，“快捷通”服务进家庭。在每个社区至少培育1个以上的社区社会组织，把文明户、骨干户和居民中具有各种爱好和专长的人员都纳入其中，使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民主管理的有效载体。

广润门街道健全驻地单位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工作的激励机制，采取“群众选、社区推、综合评”的方式，每年开展评选优秀楼栋长和“十佳楼栋长标兵”，评选“十佳楼栋单元长”和文明户的“三评”活动。

“三三四”工作制的推进，创建了36栋“和谐楼院”，树立了160名热心楼院工作、居民认可度高的模范，参与社区民主管理，促进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社区自治，让居务、事务、财务公开

2010年8月18日下午3时许，南昌市东湖区环湖路57号庭院——公园街道环湖路社区办公室所在地，“2010年移风易俗”协调会正在进行。与会的有社区干部、楼栋长和居民代表共25人。

社区副主任吴苏琴首先宣读了《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整治丧葬陋俗的通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达成共识，坚决支持市政府关于整治丧葬陋俗的行动，争做文明市民。

自此，环湖路社区开始形成文明出殡的风气，并逐渐带动东湖区乃至南昌市丧葬陋俗的改变。

“像这样以协调会、评议会、听证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议会承诺制、协调会责任制、听证会公示制等制度，极大地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共同建设文明和谐社区。”南昌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杨航深有感触地说。

杨航说，社区协调会为社区各方面解决矛盾、实现和睦共处发挥了较好的协调作用；社区听证会就社区建设的重大事项和社区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广泛听取社区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社区评议会是由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干部进行综合评议。

据东湖区民政局副局长周劲辉介绍，东湖区每年对社区干部进行民主评议，采取现场询问社区干部熟悉社区居民家庭情况、满意度测评及问卷调查、考核谈话等方式，对社区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考核结果作为街道办对社区干部续聘、解聘、奖励、调整岗位的依据。

青云谱区岱山街道江联社区是原来的企业职工住宅区，“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原来单位的许多福利已不复存在，一些居民很不适应，尤其对社区环境和治安问题反映比较强烈。社区成立了居民小组和7人组成的业主委员会，倾听居民意见，迅速投入100多万元，整治环境和完善治安基础设施，还成立了由党员组成的义务治安巡逻队。(www.daowen.com)

青云谱区京山街道象湖园社区有1 900多户5 000多人，社区组建了多支以党员为骨干的志愿者队伍，做好居民的教育和服务，特别是在10多名单亲家庭和困难家庭的孩子中开展“大手牵小手，一对一送温暖”的帮扶活动。

“健全以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和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自治机制，在社区内进行爱心帮扶解决贫困家庭居民的切实困难，组织党员志愿者进行治安巡逻等公共事务，实行居务、事务、财务公开和错时制办公，社区民主管理的进一步延伸，增强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岱山街道办副主任艾宙琦说。

网上民主议事，让信息化手段进社区

2009年下半年以来，西湖区丁公路街道恒茂华城社区QQ群论坛上出现了这样的帖子：宠物粪便必须自行清理，不准乱扔乱抛，影响卫生；注意不让宠物在汽车轮胎边、大楼过道、楼梯口、电梯里大小便；遛狗时必须用绳索牵引，约束爱犬，避免伤人，尤其是避开老人和小孩；按规定办理饲养证，每年定期进行疫苗注射，以防狂犬病发生……

2010年1月17日，恒茂华城社区党支部活动室，社区干部、片警、物业经理、社区居民代表召开以“爱我家园，争做文明养犬人”为主题的协调会，将QQ群网上论坛的意见形成了文明饲养宠物倡议书，建立恒茂华城爱犬协会，文明饲养，相互交流，互相监督，呼吁恒茂华城社区全体养犬人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人人争当文明养犬人，为把恒茂华城社区建成文明、和谐、健康的绿色花园小区而努力。

恒茂华城社区是一个高档小区，社区内高楼林立，有高层建筑19幢，居住居民3 900余户，共1．5万余人，其中还有外籍人士。社区内青年人士居多，大部分为经济收入中上的白领阶层，这些家庭人员文化程度较高，基本上都有电脑，大部分人都喜欢上网。平日里，大家为事业而早出晚归，邻里之间虽然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彼此之间互不相识，也没有交往，关系十分淡漠，社区教育也无从开展。

传统的在小区张贴通知，让居民走进课堂接受社区教育的模式，现代年轻人不易接受。这是摆在街道和社区干部面前的一个难题。如果建立一个社区QQ群，则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实现与小区居民的交流，而且可以通过QQ群，开展社区网上教育。

在区政府与街道的支持和帮助下，恒茂社区设立了第一个QQ群平台活动室，社区申请了一个QQ群号码，并专门印制了“恒茂华城社区QQ信息平台”宣传卡，将社区QQ号码、社区电话等信息一并印上，发放到每家每户。

该社区还制定了《社区QQ群管理制度》，明确了创建QQ群的宗旨，居民入群的条件和程序，《QQ群成员规范准则》、《QQ群管理员制度》、《退群制度》等，完善了QQ群进行社区教育的检查和反馈制度。

在社区QQ群共享栏内，设有政策法规专栏、计划生育园地、法制园地、社区服务园地、生活百宝箱、社区公告栏、党建工作园地、全民创业服务园地、好人好事园地等。同时还设立了社区论坛，居民可以在论坛上自由发表意见，社区根据居民普遍关注的话题开辟专栏，让居民学到感兴趣的知识。

社区QQ群开辟的网上学堂，定期聘请专家学者通过网上视频向在线网友开展健康教育、亲子教育和法制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活动。

——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1月5日，记者任江华

［延伸阅读］

北京朝阳区的国际化社区治理模式

朝阳区是北京市境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根据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北京市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共107 445人，其中居住朝阳区的最多，有6．2万人，占57．7%。如果将在朝阳区工作与旅游的境外流动人士计算在内，则朝阳区外籍人士占北京市外籍人士的比例为60%以上。外籍人员来自全球各国各地区。除了我国的港、澳、台人员外，亚洲、欧洲、北美洲的人数较多，英语是境外人士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随着社区规范化建设的推进，朝阳区在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健全地区管理委员会制度，进一步理顺职能部门与街道的关系。如：将大街绿化、保洁等工作移交给专业部门管理，对工地安全、人防安全管理实行“费随事转”等。二是构建两级为民服务体系。在街道层面设立“为民服务大厅”，在社区层面设立“社区服务站”，综合协调行政、市场、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各方面资源，打造社区便民生活“一刻钟服务圈”，不断提升、规范社区便民服务网点，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三是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建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培育和发展草根社会组织，采用委托式经营、项目化管理模式，不断探索社会协同工作机制与社区服务项目化、社会化运作的模式。但是，在国际化社区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

社区管理行政色彩浓厚，社区自治力量不足

我国的社区管理一直实行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但长期以来，居委会承担政府事务过多，实质上成了政府的“腿”，影响了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发挥。社区服务站的成立与运营，分担了许多原来由居委会承接的工作，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有些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责不清，再加上交叉任职，以及同样的任务不同的工作视角，使得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责往往难以厘清。另外，传统街道－居委会体制，使街道与居委会在多年合作中形成了路径依赖，双方互相习惯了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模式，较少思考是否存在更合适、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对于国际化社区中的境外居民、境外机构、境外单位，不管是街道还是社区的工作者，都希望了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服务，通过服务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很多，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挑战是语言，新进社区工作者中有一部分通过了国家英语四、六级，但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很少，年长的用英语交流就更困难，有针对性的多语种服务更是奢谈。第二个挑战是境外人士处于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尤其是高端公寓的智能管理又为境外人士与社区的交往设置了一道屏障。尽管可以请求物业的协助，但第三方的转达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不够直接、深入。第三个挑战是社区居委会传统的入户工作方式在国际化社区寸步难行，一方面是楼门进不去，另一方面是即使有机会进楼门，因为文化习惯不同，境外人士保护私人空间的意识比较强，难以接受工作人员入户。这几个挑战影响了社区了解境外人士需求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当前的社区“政府功能”还没有弱化，居委会自治功能没有强化。这使得许多境外人士感觉与其本国居住的社区差别较大，他们普遍反映现在居住社区的居委会工作方式比较生硬，对其产生了不信任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境外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融合。

社区服务设施未尽其用，按需服务任重而道远

2008年6月底之前，朝阳区各街道、社区依据《朝阳区街道系统建设国际化、开放型窗口社区工作实施方案》和《朝阳区街道系统建设国际化、开放型社区达标标准》，完善了社区的双语标志、公共服务设施、接待场所等相关硬件设施建设。而文明社区、星级社区、和谐社区、安全社区、国际安全社区的创建，使得奥运后的社区硬件服务设施更加齐备。有些社区的办公、活动场所等比街道的还要好。但是，配备有形设施、制定规章制度并不难，难的是制度落实，按需服务。

街道与社区都有对于设施使用情况的统计，但暂未发现有街道或社区对设施的使用效率进行专门分析。设施的使用制度与流程可能并不为广大社区居民和组织所知晓。比如，街道图书馆与社区图书室，平均每天不超过20人次，境外读者大概一周左右一人次，而且读者管理还是“年月日和签名”的传统登记方式，没有读者阅读偏好、借阅频次的统计，更没有广泛的需求研究与分析，以及更进一步的专业而人性的社区图书管理。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社区图书馆是社区交流的平台，几乎每个家庭都会经常使用。相较而言，尽管我国各社区目前均有自己的网站或博客等，但与社区成员总数相比，参与者还是少数。不少网站有浏览统计功能或设计网站修订反馈调查问卷，但少有社区对浏览对象、浏览原因、关注重点、需求收集的效度与广度、修订意见进行切实细致的分析，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与行动。

各窗口单位、街道服务大厅、社区服务站都有能用外语交流的工作人员，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窗口，还有的设置了境外人员服务站，而且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与工作流程，进行规范化社区建设。但这些服务主要还是“守株待兔型”，针对性与动态性不够，对于外国习俗与文化了解不够。知晓国际礼仪、理解国际文化、提升服务品质，不仅是窗口工作人员的职责，而且也是每一位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社区服务提供者以及社区居民与组织的职责，否则中国形象、北京印象、朝阳印象都会大打折扣，影响中外居民的社区融合。比如，曾有外籍志愿者正在上英语课，有参观团体径直走入课堂，如入无人之境，高声喧哗，甚至不顾课堂需要，擅自拉开窗帘摄影留念以做宣传。该外籍志愿者非常生气，明确表示：以后只要是社区的宣传性活动，一概拒绝。本来她已开始融入社区，但因为这一事件处理不当，使其改变看法，中断志愿活动，大大打击了她服务社区的热情。

社区动员有名无实

社区动员包括街道，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社区成员三个层次，社区成员包括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与社会单位三个主体。总体而言，目前多样化、多层次、因人而异的动员及激励措施还没有建立起来。

社区动员的前两个层次依靠行政的力量，动员效果好一些。但如何遴选有能力的专业工作人员，动员与激励他们热爱社会工作，专心社会工作，创新社会工作，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在志愿服务方面，尽管每个社区、每个街道都完成了考核指标，但其实只是花了时间和精力寻找并录入志愿者的注册信息，系统中存在的仅仅是数据，与社区志愿者队伍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而那些名副其实的志愿者尽管已成立了志愿者联盟、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分会等组织，有了志愿者注册系统及培训、激励等管理制度与措施，但是，他们对于志愿者的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志愿服务管理混乱，条块分割，缺乏协调；志愿服务项目运作管理不规范，短期行为多；志愿者队伍的招募、培训、管理等缺乏统一标准。总之，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集参与、反馈、评价、奖惩为一体的社会动员与志愿服务体系。

社会组织是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推手，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发挥机制。朝阳区是一个相对重视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的地区，但囿于我国现有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与法律制度，社会组织的参与有限。以境外人士为主的社会民间组织，如台湾同乡会、韩国人联合会、外媒记者协会等，如何通过他们了解境外人士的需求，如何通过社区民间组织与其交流合作，发挥本土与涉外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敏感、艰难却重要的问题。

社会单位是社区的一个重要主体。目前的现状是社区期望社会单位的支持，但对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挖掘不够。为动员社会单位参与社区建设，街道与社区成立了许多协会，如酒店协会、餐饮协会等，基本做法是将本辖区同行业的单位集中起来开会，说明一下情况，少有后续活动，自然也就难有积极的经营与运作。

目前，有的街道已经开始考虑社会单位的需求与利益，联合社会单位的店庆促销等活动实现双赢；有的街道针对企业需求开展人力资源培训。但总体而言，对社会单位的需求与利益了解不够多、不够深，尤其是对涉外单位，更是知之甚少。

专家指出，创新国际化社区建设要以存量盘活、增量添彩为基本准则，尊重社区之间的差异，以实现每个社区一流的服务管理水平、中外成员和谐相处。首先，社区建设和治理要构建起社区内体现党、政府、社会三者有机统一的治理结构，形成涵盖党组织、政府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流动人口、各类群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同时，引入契约合作模式，打造多元化、项目化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志愿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公共服务，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有效节约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减轻政府公共服务的压力，扩大公共服务的提供范围，扩大公民的选择权。也可以减少政府的寻租设租行为，把官民关系转化为生产者—消费者关系，公共管理转变为公共服务，寓管理于服务。最后，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紧密结合，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骨干”的“互动”发展模式。

——《国际化社区治理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作者：王名、杨丽，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刊于《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4．流动人口管理

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是城市发展的难题，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普遍存在外来人口犯罪、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的社区管理等顽症^[12]。近年来，一些服务外来人口的组织发展迅速，如在上海唐镇等地开展服务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在上海莘庄工业园区开展活动的“善因公益”、上海农之梦青年公益服务社等；南都基金会更是走上农民工教育的第三条路线，建立民办的非营利学校——新公民学校。流动人口管理，直接涉及社会稳定，政府高度重视，而从事这一领域，政策风险较大，必须有高超的走钢丝的技巧，既要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教育、维权等切实服务，也要积极开展党团建、政策宣传等工作，若稍一失矩，很容易受到政府的质疑和管制^[13]。因此，融合城市外来人员诉求和政府的需求，引导外来人员融入城市、提升素质的社区发展模式，值得社会组织去探索实践。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建立省级异地务工人员社会服务组织。2012年5月，广东省江西、河南、广西务工人员协会在广州分别挂牌成立，作为输出地在粤服务的重要平台，负责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沟通协调、政策宣传、就业服务、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的公共服务。此外，团中央近年来大力推动驻外团工委建设工作，例如在上海目前已建成11家省级驻沪团工委、37家地市级驻沪团工委、97家县级驻沪团工委。

5．预防腐败

在某些党务工作的领域，社会组织也可能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对于“透明国际”这个全球最大的民间反腐NGO——它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会——中国人并不陌生。每年由它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只要一出炉，总会在国内引发热烈讨论。在许多很在乎国际眼光的中国人眼中，它往往令人不舒服——从1995年至今的15次排名中，中国一直在70名左右徘徊，排名不高。但这只是硬的一面。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一系列反腐举措——国家惩防体系建设、建筑行业廉政公约、北京奥运反腐、反商业贿赂法、财产申报制度——背后，都有着“透明国际”力图影响的身影。为了能进入并影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在中国取得正式身份之前，“透明国际”已经默默在中国耕耘了将近十年，更像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