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连年不息，国君、诸侯为了保卫和开拓疆土，都急需要有一些文武兼备的人才，出谋划策，因此在古代设教是文武并重的。《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记载：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简称作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射、御二项旨在培养保家卫国的武备人才。后世设武科举，在选拔人才时有骑射内容，就是继承古代的传统。孔子虽然一生从不谈“怪、力、乱、神”之类内容，但却注重武备，主张弟子六艺兼修，练习射、御之术。据《列子·说符第八》云：“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看来他身体健康、劲力过人，有乃父叔梁纥之雄风。孔子的门人子路，更是一位具有游侠气质，能“搏虎冯河”的猛士。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一直为贴身护卫，常为孔子解困。由此可知，我国古代这位大教育家孔子及其门下，并不是文质彬彬，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也是具有尚武精神、注重武备的。

　　射，最早出现于远古人的狩猎活动，目的是为了捕获猎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或保卫自己不受野兽的侵袭。从夏朝开始，它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有了较大的发展。相传在大禹时期，发明了用紫铜制造的镞(箭头)，杀伤力远远超过了远古的石镞(石头打制的箭头)。由于弓箭的改良，也促使射击的技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所以从夏、商直至先秦时代，各国的国君、诸侯在培养自己的武士时，十分重视射箭训练，成为一项重要的军事内容。传说月中嫦娥的丈夫后羿，就是位神箭手。据《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相传尧时天上“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于是后羿持“彤弓、素矰〔zeng增〕”，“射九日”，并第一个提出“合弓矢而教之射”的训练方法。在夏、商时代教射、习射的机关叫“序”，《孟子·滕文公上》云：“序者，射也。”它不仅是军事训练的内容，也成为教育学生的一项科目。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战国初年魏文侯手下的谋臣李悝〔kui亏〕曾制《习射令》，鼓励在他镇守地的民众习射，以捍卫疆土，并打败过来犯的秦兵。在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魏氏射法》、《望远连弩射法具》、《蒲苴子弋法》等，元人脱脱、阿鲁图《宋史·艺文志》中记载的《射经》、《神射诀》、《弓诀》等，都是专门讲射术的，遗憾的是这些专著大多散佚了。

　　《史记·周本纪》中的养由基，《列子·汤问篇》中的飞卫、纪昌师徒，都是先秦时的神箭手。汉代刘向《列女传·晋弓工妻》云：

　　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发之，左手不知，此盖射之道也。

　　东汉人袁康《越绝书》中说：“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婴儿。”赵晔〔ye夜〕在《吴越春秋》中详细地记载了先秦时神射手陈音教导越国兵练习射箭的技巧。我国古代社会，从西周时起施行“礼制”，提倡等级名分，所以对射箭活动也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礼射按照等级排定为四种或四等，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前三种用于天子、诸侯与大臣间祭礼、酬宾、宴乐，唯有乡射适用于民间，后来衍变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娱乐方式。

　　御，原意是指驾车，后来发展为专指骑术。商、周时代，在战争中以兵车为主力，驾车技术的水平高低，会严重影响战争的胜负，因此御术不仅成为军事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教育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自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后，骑兵开始大量出现，用之于战争中，并逐渐形成取代兵车的趋势，因此注重骑术是势在必行的。由于当时军中的武车士、武骑士，不仅会驾车、骑马，而且会射击，所以又称射、御为骑射。先秦时期，各国学校中就以射、御教育贵族子弟，后来因为战争规模扩大了，又频繁发生，逐渐将射、御之术发展到民间，成为武装民众以备战争之需的重要军事措施和教育内容。

　　东汉人郑玄注释《周礼·地官·保氏》说，御术有五种，名曰“五驭”，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这说明当时要求的驾车内容相当丰富，水平也很高，不仅要求驾车者能适应战争需要，能在大道上行车，还能按照田猎的要求在曲路上追赶猎物。托名商末周初时吕望(即姜太公)撰写的《六韬·犬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武骑士”的骑术：

　　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gou够〕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敌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

　　这些武骑士不仅骑术很精，能在艰难险阻的地形上纵横驰骋如履平地，而且还能骑在奔驰的马上拉弓射箭，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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