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散文和我的评说

1《春天的十二条河流》：弥漫与尖锐

《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贵州人民出版社《夜郎自大丛书》）弥漫着不失真切、真挚的感情，熊育群的心境保持着对世间万物的敏感体察，这样的敏感在今天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不用说是在文章里弥漫四散了，即使是有心情捡拾碎片也很难得。书里，我们还可以时时读到一些尖锐的思想和追问，这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个把自己当作有思想担当的“文化人”的心理自觉。这种感情的弥漫与追问的尖锐，构成了他散文作品的一种基本结构形式，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写作追求。这一点，《生命打开的窗口》很有代表性。这篇怀念母亲的散文既有情真意切的感伤，这种感伤就是一种人间真情的弥漫。但同时，文章的基调又同常见的亲情散文有着很大差异。这就是作者明确地、坦诚地把自己在追忆母亲时的心路历程坦露出来。怀念之情如此浓烈，而眼泪却不能适时奔涌而出。这不是因为冷漠，也不是因为忘恩，这很可能是一个现代人，特别是奔波于功名之中的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正常”反应，一种对人类基本感情反应的迟钝与遗忘。熊育群抓住了这种感觉，并把它尖锐地表达出来，在不断地自我追问中完成了对母亲的怀念。让人想到加缪，但无疑又是一种具有独特个人感情与发现力的表达。熊育群是一个可以把任何事物都“精神化”的写作者，这比拟人化的技巧性处理在难度上要高很多。放在篇首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是一篇颇具楚湘风格的散文，句法烂漫，气氛浓烈，行文还不失一点古怪和感觉。巫师与白鹭在故乡这个水乡泽国里原本就是互相可以沟通、充满灵性地存在。在《悲情白色鸟》中，“我”深情而又执著地要去听懂鸟的语言，通过对想象的描述，借以表达一种悲悯的感情。

熊育群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他需要、寻找、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诗人的生命情状，但熊育群把这种行者无疆的状态用于散文写作中，由此可以逃脱世俗的烦扰、事务的重压，保持心灵世界的本真。《复活的词语》里的荷泽，《客都》里的客家人聚集地，《桃映的舞者》里的原住民生活，等等，熊育群紧紧抓住眼前所见到的日常事物和奇特景观，他对它们的描述从来都不是客观而全面的介绍，他总是寻找那些与灵魂有关的因素，在自然、历史、文化、人情的氛围弥漫中，再一次拿起灵魂追问的尖刀，写下自己强烈而独特的感受。我很感佩他能有这样一双独特的眼睛，用灵魂的色彩过滤世间万物，正是这样一双眼睛，再加上他的表达能力，使他的散文具有了独立的存在价值。

2《走读浙江》：文化浙江的图谱

我对王旭峰的《走读浙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们学习历史的观念有一个先天的问题，总是由远及近，由大到小地学，历史无非就是两门课，即世界史和中国史，而我们生活其中、最为亲近的区域历史，如社区历史、城市历史和省区历史，常常被忽略和省略。应该看到，当下文化界，地域文化研究渐成热点。在文化建设渐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旅游产业日益兴隆的今天，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走进大中城市的书店里，以省为界的文化读物常常被放置到抢眼的位置。

王旭峰的《走读浙江》是一部历史书籍，写作的框架是严格的中国历史发展线索。但这部历史书自成特点，一是作者专注于“文化浙江”的主题，二是以浙江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为主要叙述对象，三是文化散文的笔法。总体上看，作者借助于大量的历史资料，得力于对文化人物，特别是对文人墨客天然的理解和亲近感，使《走读浙江》连串成一幅“文化浙江”的历史图谱。从自有人文足迹的原始社会开始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上下五千年的浙江人文历史在书中尽显。在每一个篇章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按历史学的分期进行归类，一条浙江文化历史的长河，波光闪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自古就是人文荟萃的浙江，为作家的写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也是对写作者综合能力的挑战。讲普适的世道人心容易，谈身边的是非纷纭很难。

作为一位小说家，王旭峰力避历史叙述可能出现的呆板和拘谨，以灵动的笔法，将驳杂的史料从人文与地域的角度进行从容叙述。史料在作者笔下灵活调用，每个篇幅都不长，但基本上全面地勾勒出了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历史贡献和久远的影响。更为可取的是，作品既满怀对历史人物的情感认同，又能保持冷静的历史眼光，浙江历史文化的宝藏娓娓道来。王旭峰没有套用大文化散文的写作笔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过度释义的解读。因此，《走读浙江》给人阅读印象，是史料应用较为可信，篇幅比例较为均衡，没有无谓突破。细致、真情、熟稔、客观、冷静，是《走读浙江》给人最集中的阅读印象。

地域文化从来都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背景和可靠资源，作家的创作越深入，地域文化的背景在作品里就越会得到彰显。鲁迅的浙江农村、老舍的北京民间，都是他们为人津津乐道的创作特征。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都是他们各自创作历程中最不可缺少的根基和策源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其中的含义，应该包括对生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所散发出的文化气息的认同与提升。作为一位小说家，王旭峰已经在她的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作品中，体现出对于地域历史的浓厚兴趣以及题材开掘上的自觉。《走读浙江》是她这种研究与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如此丰富、深厚的文化背景，一定会为她今后的创作，包括小说创作，带来丰厚的回报，迈向新的境界。

3《暗处的花朵》：不必怒放的心灵之花

在我眼里，程青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说家，读过她的一些小说，觉得她既不主流，也不另类，是一个把写作当作生活方式来对待的人。所以她不那么急促地想要说话，也和文坛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她的写作可能不那么发力，但说出来的话，可听，可近。任何急巴巴地想要推销自己的思想，表演自己技巧的写作，总是让人可疑。

《暗处的花朵》是程青的散文集。小说家的散文，是没有说完的话，属于意犹未尽的产物。当然，可能也是换一种姿势来说话的方式，就像一个演说家也同时擅长聊天一样。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点滴，那是一些没办法直接进入小说的内容，但又常常让人产生倾诉的冲动。其中有记忆中的童年，也有当下的天伦之乐，有感情片断的意绪表达，也有生活情景的舒缓描述，有居家的情趣，也有远行的感慨，有内心的隐秘涌动，也有读书与写作的思考。这是一种心性的写作，是一种健康的表达。可以看得出，程青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和生活，以女性的矜持口吻描述世相的时候，传达出的是一种个性与成熟相匹配的语调和节奏。直观、感性的东西始终是其中的主调，适度的思考和并不气势逼人的评述又给人特殊的感受。

一个人会面对一个寻常的事物发呆，结果却引出一大堆感想。这些思绪难免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发起，但只有写作者可以捕捉到它，成为心迹中的一次真切的印痕。一个对象能否承载那么多想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还没有这样去想的精力或“闲情逸志”。比如《古代的爱人》这篇散文里，一尊摆放在客厅的陶制小人，作者没有从“出土文物”的角度去描述，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可以依赖的“爱人”来遐想。借着这点遐思，把自己的情爱观作了一回倾诉式的表达。这也可是一个女作家的擅长吧，她避开了思想锋芒，绕过了“文化”的丛林，直接把那些富有质感的幻想、意念、情感传达出来。在《泡吧》里，作者又把“泡吧”这种行为臆想为“爱人”，可以“钟情”、可以“迷恋”却不可以“依赖”。有时候，她会面对自然发出自己的感慨，如《南方，南方》、《草原上的醉与醒》等篇什；也有时，又如一个平凡如常的人努力把世俗的生活说得津津有味，如《天天童年小事记》、《搬家记》、《我家的另类青少年》等等，伦理亲情淡淡道来，透着心气的平和。当然，我们也能从作者的笔下读到她对文学的思考和看法，对小说的态度和感情。如此，就合成了一个在生活和创作方面都拥有充分积累的创作者较为完整的心灵轨迹。这些文章不那么宏大，也不突显“文化”，所以不具备振聋发聩的冲击力，但它们的平和、从容和安静，又是一种没有矫饰、作态的自然状态，读来让人可近且可信。

网络时代的写作在概念上已经发生新变。作家对写作的垄断地位渐拆解。“写手”可是一个比作家更多庞大的队伍。但总有一些人的写作注定是要坚持的，这种坚持就在于，他们的笔触总是指向心灵，表现生活，耐心地说出自己心中的喜悦与隐忧，这种写作也更多的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它发生了一些变异，但一定不会被时尚替代。程青的写作应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坚持和努力。

4《乡村记忆》：复活乡村风景

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的根，乡村也是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里最重要的题材根据地。自鲁迅以来，乡村景象在中国小说里就是最重要的风景线。但近年来，中国文学里的乡村景象有很大变化，农民仍然是文学里最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形象，但乡村景象却不那么明晰了。劳动的场景，乡情的流淌，饭场的景象，这些略带田园风光的乡村景象从追求深刻、内涵、寓言的文学里消失了。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乡村里的那点被知识分子“象征化”了的“精神”。在这种时侯，读者仍然有读到“朝花夕拾”般温暖的乡村风景的阅读要求。前几年，新疆的刘亮程，用他的散文把一个叫“沙湾”的地方写活了。他那些散文果真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然而，偌大的中国，千万种姿态的乡村景象，刘亮程一个人是无法承载和完成的。人们还在寻找着，在这一寻找过程中，我们读到了刘家科的散文集《乡村记忆》。

很明显，《乡村记忆》是一部回忆之书，但这种回忆不是对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乡情的追念，也不是对童年、乡土的一味抒情。这是一部透着感情、含着意味的理智之书。之所以用“理智”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作者追求的根本，是要通过自己的散文，复活乡村里的传统风景。刘家科几乎是把乡村生活的“关键词”一一列出，然后逐一进行条分理绪的描摹。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发点，这就是平铺在平原之上、运河之畔的“小码头村”。二十几户的人家，和文学有什么关系呢？刘家科把它带到了自己的天地里，他曾经属于这里，现在，他用笔做镜头，把小码头村拉到书桌旁，进行了一回既含着情意，又不无理念色彩的描写。作者用“记录的理念”这个词阐释自己创作的心态，是有道理的。

小码头的生活在刘家科这里被拆分了，他按照自己的要求把它们一一抽取，然后以乡村风景的系列描写方法进行艺术处理。比如第一辑里的文章，“骂街”、“吹牛”、“闹洞房”、“出殡”、“抓阄儿”，等等，无不是乡村风景里的一个个侧面。这些景象在一个北方农村里派生出多少人情世理，才是作者紧紧抓住不放的。而第二辑里的那些文章，又多是乡村里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景、道具。“收麦”、“看青”、“砍草”、“卖茶”、“年味”、“龙须面”，等等，一看标题就知道意象所指。而第三辑“旋风”、“听雪”、“连绵雨”等等自然景观，第四辑里各色乡村人物的叙述描写，又透出作者要对乡村风景作全景化、立体化描述的追求。

一个小小的不起眼儿的北方小村落，被刘家科纷纷然写成一部“大书”。这当中，有几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和作者一起回答的。即在纪实与虚构之间，作者是如何处理的；在怀念与分析之间，是如何把握的；在“小码头”的小世界与中国乡村的大世界之间，作者是如何游走的。那些人物是真实的吗？是先有主题想法然后虚拟人物呢，还是先有人物故事接着才往一个主题上靠拢呢？这点区别看上去不大，但还是很致命的。因为以上这些二分法设问，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问题，即《乡村记忆》是一种怀旧的乡土写作还是一种借寓式的文人写作。作者更主要的是要在念旧中抒情，还是在理性分析的同时留下感情的伏笔。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文坛上，以表达情感为主体的散文正被边缘化，“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正成主流的散文创作走向。刘家科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读过《乡村记忆》，我认为刘家科最成功也是最恰当的一点，是他的这些散文大多带着“文化人”的反观眼光，但作为叙述人，他始终不是站在现场之外的冷眼旁观者，尽管他不是参与者，但无疑他把自己摆到了这些场景之中，没有刻意要去超越的要求。这保证了全书数十个篇什难得的、统一的朴素风格和亲切笔调。他似乎没有想对这些场景、人物、事件做“文化剖析”，选材本身和组合形式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但这些散文仍然流露出知识分子写作的痕迹，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刘家科对“乡村记忆”的理性整合和拆分所致，他也有意识地突出其中一些场景、故事里包含的整体特征，让人觉得这些静态的生活场景并不是“小码头村”独有，而属于中国传统乡村生活。

刘家科这些散文很好地处理了大与小、新与旧、情与理的关系，就作者表现出的才分而言，这种写作方法也是分寸得当，恰如其分的，这显示出作者创作的聪明之处。当然，我觉得他还可以在散文中多尝试一些方法，在艺术上，主题开掘上多用心力，以使自己的创作能迈上一个新的层面，打开乡村生活更为广阔、深厚的天地。

5《最后，眼睛总是湿的》：不为人知的幸福(www.daowen.com)

都说生活五彩缤纷，人们的追求却总是趋同。共同的幸福目标已经被文学家和艺术家描述得诱人难解。可总有一些人，想创造“不合时宜”的思想，表达独属于自己的感悟，传达孤独中的幸福感。读赵奇的《最后，眼睛总是湿的——一个画家的自语》，让我产生如是印象。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心灵独语，但很显然，作者在寻找一种对话的姿态，虽然通篇没有一个哪怕是虚设的谈话对象，但他的倾诉也是渴望得到呼应的过程。能与之共鸣，这既是艺术家本人的幸福，也是阅读者精神上的一次愉快旅程。我很意外，在今天，无论艺术还是生活都那么无遮无拦地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规律”和“成功捷径”的时候，还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考虑一些远离这种喧嚣的问题。这些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是没用的，但对一部分人来说却是如此尖锐、复杂，直逼事物的根本。作者本人并没有在道德上的优越和知识上的自负，总是带疑惑追问一些看似早已不存在的问题。骨子里的那份自信和执著却是我们透过文字可以读出的。这真的很难得。

赵奇是一位画家，这本“自语”可以说是他艺术创作的碎片式感言，也可以说是他对艺术、艺术史、艺术与经典、艺术与生活的理解和记录，更可以说是他精神深处的絮语。全书没有分类，没有章节，有点兴之所至、“无题”而作的味道，它的统摄，是一个艺术家如何去寻找生活的本质，如何寻找艺术的纯粹，如何戴着生活的、艺术的“脚镣”跳舞。思想的闪光随处可见。比如，书中第30页的一段就深得我心。他说：“创作这个词现在我很不喜欢，它包含的意思里有作者很强的自负。那是一种没有疑惑的状态。”在赵奇看来，“谈文学说‘写作’就好；谈绘画说‘绘画’就好。”不是对生活和艺术都充满敬意甚至敬畏的人，不会有如此认真的思考。赵奇是在文学上有着很深造诣，在艺术上有过太多甘苦的实践者，这部漫长的“散文”，看似是絮语式的自说自话，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根基来自于作者本人成长的生活经历、广泛的文学阅读和丰富的绘画实践。没有系统的理论概括，却随处可以看到真知灼见。

我特别欣赏作者以一个艺术家的态度对两个人物的思考和言说，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杨靖宇，另一个是鲁迅。赵奇本人是创作过（我还只能用“创作”这个习惯了的词）《靖宇不死》的画家，是从鲁迅小说里找到过灵感，为《铸剑》、《奔月》的人物作过绘画的艺术家。但他对这两位人所共知的人物所作的思考，却已经超出绘画的范畴。关于杨靖宇牺牲细节的追究，对杨靖宇这个名字在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异过程的探究，读来让人心动。杨靖宇“有时就是一个地名，一种替代地名的符号”，赵奇关心的是符号背后可能存在的集体遗忘，是这种遗忘背后英雄主义的精神被忽略的焦虑。在赵奇眼里，鲁迅也有符号化之后被慵懒搁置的危险。作者本人曾为自己工作在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机构而骄傲，但他现在最感担忧的，是名号、招牌确立之后，如何能使鲁迅精神得以发扬。作者在描述这些现象、表达这种忧虑的时候，并没有出于道德优先权的义愤，他面对现实，心态平常，把这一切都当作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来探讨，给人强烈的好感。

一个人首先对生活充满热爱，对先贤大师充满敬畏，对艺术心怀挚诚，才有可能发出真切的声音。赵奇并不作高头讲章，也不炫耀知识，同样也不鄙薄同行。他把自己也带到这样的局限中，不过，他的确愿意做一个清醒的思考者，是否抵达可以说服世人的真理彼岸，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没有那么大雄心，但他对生活和艺术充满虔诚，他的眼光独到，态度非常苛刻。他拒绝假，害怕噪，杜绝有名无实。赵奇在书中引用过米开朗基罗谈雕塑的话，大意是，任何雕塑作品如果从山坡上滚落下来，掉落的都是多余的部分。雕塑就是一个质朴的、浑然一体的作品。读到此处，我们就会想到著名的雨果雕像，也会联想到在城市街头见到的众多浮华的雕塑。同时，这样的比喻对我们思考艺术创作（还得说创作）的本质特征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出于敬畏之心的质疑是一种自己也在困难中的追问，赵奇要写的不是“唯我独醒”的批判书。这在根本上暗合了现代哲学的思想精髓。他在书中也提到一些类似的哲学家、思想者的名字，可见其受到的影响。难得的是，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能在夏夜里手捧一本《董其昌》，即使不读也是一种幸福，这样的人对生活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样的人，“眼睛总是湿的”，作者的题旨或许就在此吧。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位成熟的、更是诚实的艺术家对生活、文学和艺术认真思索之后写下的感言，它们可能还不完全成形，但其中的新鲜生动和本真的冲击力与穿透力，足以吸引我们阅读，如是，这本“自语”就不会是一次漫长的独白，而是友人间无规律的对话，一种沁人心脾的幸福的交流。

6《微雨独行》：散文的性情

李清明君赠我散文集《微雨独行》，说句实话，繁忙的事务让我常与其封面相见，却难得有闲翻读。忽一夜，窗外微雨绵绵，心静之中便想看看此君在说些什么，于是打开这本淡雅的书来读。不料却一路读下去，颇有收获。

人人都有一颗散文的心。作为一种文体，散文从来是最不固定的文体，我也很不情愿以“散文家”称朋友，凡为文者，可以没做过诗，可以没写过小说，但人人都写过散文。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散文的随笔《脆弱的文体》，其中就散文文体谈了这样的看法：“广义的散文是一切用优美文字写下的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一切不可归于小说、戏剧、诗歌和理论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被划入到散文的行列。日记、演讲录、墓志铭、回忆录、书信、作家的创作谈、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札记和随想录，都有可能被当作散文来阅读。散文和别的文体最容易在界别上发生模糊。鲁迅的《故乡》是小说还是散文，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杂文是散文还是言论，‘小说的散文化’、‘散文化的诗歌’，历来都是文学研究者要面对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散文，一个可以囊括一切‘美文’的文体，关于散文的言说，就很难在一个目标下讨论。”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自己对散文的这点看法，“散文，既可以是出师前的动员，也可以是父亲的背影；既可以是对白杨的礼赞，也可以是对荷塘月色的欣赏；既可以是领袖的一篇演说，也可以是普通百姓的一封家书；既可以是面对黄河的合唱，也可以是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倾听。所有这一切无疆域的奔驰，都取决于是否能表达出令人战栗的真切感情，是否把持住了那一份脆弱的真情，是否体现了人类智慧的尖锋。”

的确，散文的成败取决于写作者的性情，散文的品质规约在写作者的心灵疆域之内。造作，是散文的天敌，也是散文最容易被“入侵”的病毒；真情，是散文的要义，也是散文最应当坚持的真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各类文体都在革命，而鲁迅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最繁盛的文体是“小品文”。这里的小品文，既有鲁迅杂文那样的匕首投枪，也有周作人的闲适文字，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处在今天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小品文”的种类自然是千姿百态，各见所长。

李清明的《微雨独行》是他个人多年来创作的“小品文”结集，其中关涉到个人现实与心灵世界的方方面面，“心”、“世界”、“觉悟”、“生活”、“道”，是其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他的这些散文，可谓是一篇篇的“小品文”，通常都是两三千字的篇幅。从内容上看，李清明喜欢在文章中“讲道理”，一篇一个主题。为了讲好这些道理，他喜欢从名人名言或经典故事讲起，逐渐引申到自己的话题上来。说他讲道理，他却从来不板面孔，不耍态度，不做道理的终结者，他总是怀着谦卑的态度，看着别人的“道理”，引发自己的联想。他最大的本领，是把别人讲的大道理讲成人世间的小道理，或把别人的小说法，放大成人生在世的普遍道理。

李清明的散文里袒露着温暖、柔和的心。“常怀感恩之心”、“吃亏是福”、“宽容乃大”、“知足知止”，这些看似别人说过千遍的道理，李清明仍然要通过自己的感悟来说一遍，既是对人间朴素道理的认可，也是一种切近的、深入的分析与讲述。怀着一颗善心，努力将人间的暖意传达给读者。他强调“巧诈不如拙诚”，要求自己做人学会“忍韧”，做事“不失原则”，希望人生在世能“学点妥协”。李清明特别把善解人意作为自己做人的重要法则，“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崇尚失败的英雄”，“过河拜桥”，“储蓄人缘”，这些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他为自己提出的做人准则。

在大散文盛行的背景下，李清明孜孜以求地在“小品文”的天地中跋涉。他的心很细，总是在观察人间常情之不易；他是静观者，体察着世间的冷暖；他又是参与者，事事总把自己摆到道理的前台去发问和考验；他理解人世间的种种行为和感情，同时又在强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这热情是通过对父母、家庭、朋友的爱来体现的；他对世事持冷静的态度，这冷静是因为他凡事都要问问自己究竟能做到多好和多少。他的善处处体现，凡引言，都是以尊敬的态度对之，没有调侃，甚至也没有质疑，他是因信才讲道理的。这样的文风在今天显得很不容易。

李清明是个勤奋的写作者，在热诚地生活的同时，他阅读、思考，写下了堪称丰厚的作品，他是个有心人，诚如评家所言，在这个“喧嚣的世界”，秉持着一颗“沉着的心”。

7《苏联祭》：一个“青年”的心灵史

对“苏联”这个词汇，中国人的敏感一定仅次于有过“苏联”生活经历的俄罗斯人。同时，“苏联”，也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作家都格外关注的国家。因为，苏联意味着太多说得清或道不出的内容。纪德有过《访苏联归来》、罗曼罗兰写过《莫斯科日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有过“苏联”这个令他不快的沉重意象。不过，纪德和罗曼罗兰无论如何都是“他者”姿态，昆德拉把苏联当成是闯入和打乱捷克生活秩序的“外来者”。只有中国人，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读过苏联文学、唱过苏联歌曲、背诵过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片段的中国人，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文学理想托付给苏联的“中国青年”，才会把“苏联”看成是一个让他们热血沸腾、无比灿烂的所在。二十世纪末“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之后，“苏联”情结再一次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王蒙，一位写过《青春万岁》的作家，一个始终关注着政治、文化潮流的知识分子，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是再正常不过了，他的声音，可以代表一代中国人对苏联的感情，他的笔力也能够表达出大多数中国人对苏联的印象、回忆和反思。正因此，当我看到醒目、扎眼的书名《苏联祭》以及它的作者“王蒙”时，第一感觉就是，写这样的书，的确非王蒙莫属。

我特别认同书的最后由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作出的评价，他十分准确地把握了一个中国作家面对“苏联”时的感受：“1984年他（王蒙）第一次来到我国，那时，这是苏联；二十年后，他第二次来到我国，这时，它已不是苏联，是俄罗斯。他两次访问的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看过他写苏联与俄罗斯的文章后，我明白了——实际上他访问的不是苏联，也不是俄罗斯，他访问了第三个地方——就是他本人的青年，他的爱情，他的‘桃源’。”事实的确如此，我遇到的曾在五六十年代流过青春期的中国作家，大都会表达出比游览欧美国家更强烈的造访俄罗斯的愿望。我知道，对这一代人来说，去俄罗斯寻访，与其说是想看一个超级大国的风貌，不如说就是想去怀旧，去捡拾曾经阳光灿烂的青春，那可能是由手风琴、红场、革命语录、“喀秋莎”、“山楂树”等意象组合而成的心中“桃源”，是把青春、理想、爱情、奉献的情感基调重新调到最高处的强烈愿望。王蒙的《苏联祭》可以说是这种“怀旧”与想象的代言书。

随意捡拾《苏联祭》中的字句，都可以看出“苏联”在王蒙心中的分量和意味。“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P21）“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P54）“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及至恐怖。”（P55）“那时候（五十年代——笔者注）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P86）这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也是他们至今无法排释的情结。正是这种特殊的心理积淀所致，当王蒙踏上苏联时，他寻找的实际是自己曾经在想象中、在梦中已经去过多次的地方。他来到俄罗斯，一样是在找寻那些没有改变或已被改变的心灵印迹。所以，“内心体验”比之“开眼”更让作者揪心。即使苏联再辽阔、再广大，在王蒙这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就是高尔基、保尔·柯察金和“喀秋莎”生活的地方。这是一种类似于朝圣，又比朝圣多了几分亲切的旅行。问题是，王蒙找到了这样梦想了吗？我能看出的是，不管王蒙在苏联、在俄罗斯看到什么，他的眼光都不是批判的，冷峻的。心怀敬仰，充满理解，是他这些文字的基调。所以，他看莫斯科，不但觉得像北京，而且觉得“大气”。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俄罗斯大地上的一切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一个人不是带着感情去看世界，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别是，“苏联”的文学、歌曲、电影这些“非物质文化”，对一位中国作家的打动甚至超过了有形的自然风光。很明显，与苏联相关的艺术已经成为作家深入骨髓的一部分，面对“世纪印象”这样大得无法下笔的题目，作家想到的是苏联和苏联的文学。因为苏联的文学“表现的是真正的人，是人的理想、尊严、道德、情操，是最美丽的人生。”（P175）我也很留意王蒙在面对俄罗斯时的感受，在我看来，作家仍然是在用“苏联”的眼光来看“前苏联”的新气象。他并没有从政治上做过多的评价，对这个“改名换姓”的心中偶像一如既往的感情依然没变。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王蒙这些文字不是一次写成，前后的时间跨度从“苏联”到俄罗斯，但他的感情没变，看世界的眼光和出发点没变，所以所有这些文字，用《苏联祭》来统称，形成一部完整的关于“苏联”的“祭奠”是恰如其分的。苏联完结了，但心中的理想没有沉沦，因为还有中国，正如作家所言，“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P175）心中的愿望和前行的道路仍在。对于许多怀有“苏联梦”的中国人和不懂苏联但心中仍然怀着理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本有益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