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短评快

以下文字发表于《文艺报》、《羊城晚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都是对当下小说新作的点评。

1《天火》，阿来，长篇小说

《天火》是作家的另一小说《随风飘散》的接续之作，两部小说共同构成《空山》。是对一个藏族村庄机村历史变革的叙述与描写。《随风飘散》里的鞭炮炸开了一个乡村世界的稳定秩序，《天火》里的大火则使这个世界在燃烧中变得风雨飘摇。多吉是一个毫不隐瞒的纵火者，他的反复纵火引来的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全体机村人究竟如何生存的抉择。多吉是罪犯还是救世者，是精神病人还是清醒的牺牲者，这是一种力量的比拼和较量。历史在这里被明白无误地引入了，权力和纵火之间的角力，让机村这个小小的村落变得面目全非。这可能正是阿来小说世界的特殊构成，历史的风云席卷着整个世界，即使是看上去偏远、安宁的地方一样要改变秩序和颜色。

2《报告政府》，韩少功，中篇小说

这是一篇故事情很强、极具动感的小说。这种阅读印象和作家的长篇小说形成了强烈反差。再一次展示了作家小说叙述故事的能力。而且，小说故事本身的吸引力和意义足够让人读下去，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在监舍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伸向一个外延不断扩大的世界。始终执著于人物故事，不再看到作家或叙述人的议论，虽不必看做是作家小说路径的转变标志，却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创作动向。甩开思想的包袱和文体实验的刻意，本色地讲述一个人间故事，成熟作家仍然显示出高超的、不动声色的技巧。

3《搞错了》，戴来，短篇小说

戴来总是能够写出一种细微的心理感觉，让人能看到某种尖锐的心灵反应，在平淡的故事躯壳下，也许你不会看到热血沸腾的情景，却能感悟到随时可能崩断的神经震颤。她的小说留给人的突出印象，也许不是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而是一团既熟悉又陌生的心理感应。我读她从前的小说，发现她经常喜欢让人物通过接打电话互相表白来作故事的开头，以此让互不关联的地域与人物在同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里发生关联，以表达自己飘忽不定的意绪和感情。

短篇小说《搞错了》有着相对固定的场景，这是发生在同一个家庭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小说性”很难概述，这仍然体现了戴来小说的特点。家庭里两代人因为“小说”而发生抵牾是最突出的矛盾，不过，等到故事跑到医院里，等到几个男人在电梯里发生心理上的猜测和好奇，直至小说结尾那个“搞错了”的质疑发问，才会知道，戴来又想在平淡的生活表现下，在无奇的故事当中，找寻她自己固执地要表现的那种“心性”的东西。读她的看上去散漫不经的小说，其实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阅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此决定了小说的效果。

4《水龙》，王雨，长篇小说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是现代乡土文学的典范之作，无论其中的故事有着怎样的曲折，人物经历着怎样的遭遇，作家内心的那种对故土的热恋，通过浪漫的笔调流溢出来，成为一幅轻灵热烈的图画。读王雨的长篇小说《水龙》，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这是一部以长江三峡为背景，以重庆开埠为中心的作品，作家描写和表现的是清末民初重庆古城的风云动荡、世事变幻和悲欢离合，这些描写本应用来表达一种历史悲剧的主题，但我们的阅读却始终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感受。

一个乡土气息甚浓的少女水妹和一个在峡江上穿梭的汉子水龙，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我相信，在作家内心的构想和本来的设置中，这对青年男女会以纯朴、情爱的方式，与他们生活的山水一起构成一幅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因为小说一开始定下的英雄救美的基调是一个有力的暗示，为了确定水龙和水妹之间牢不可破的情爱关系，又加入了青梅竹马的因素。但有趣的是，《水龙》并没有演绎成一部浪漫的乡村爱情故事，作家不断地往其中添加材料，使小说朝着提示社会历史风貌的方向转移，为了把地域历史和社会风云更多地展现出来，作家加进了众多人物，如成敬宇、赵嫱、关明灿、紫薇等，在人物关系的组合和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让他们和水龙、水妹发生恩怨纠葛，努力让故事复杂化，让情感多样化。

应当说，作家的这种努力得到了实现，众多的人物一方面让近现代重庆城里的社会动荡和命运沉浮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展现，船运、银行、工厂、书院、会馆，都是小说故事展开的场景；商人、市民、军人、职员，都有机会走到前台表演。与此同时，巴山蜀水的风土人情，从雾都火锅到三峡风光，作家的乡土情结在小说里得到了充分表达。

也许正是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要求，使作家在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定位与处理上，总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变化。比如纯朴的乡间女子水妹，到后来变成了一个知书达理、出国留学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现代女性，这种性格的分离使她拥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与乡土有关的“水妹”，另一个是颇具有现代味道的“东方宝萍”。这两个名字在小说里不断地转换着出现形式，反映出作家创作时的复杂心态。同样的，水龙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粗犷汉子，关于三峡的古诗词他自幼就可以倒背如流。出于对乡土的爱恋，作家并不愿意把小说写成纯然的善恶冲突和美丑对立。围绕水妹的爱情归宿，水龙和成敬宇这对冤家并没有像一开始暗示的那样正面冲突，反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成了一对“把兄弟”，即使那个人面兽心的成豁发，晚年时也是怀着愧疚悄然离去。客观地说，作家对人物故事的处理时有矛盾之处，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他在乡土浪漫的抒发和历史现实的揭示之间游走的一种心态显现。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创作理想，因为基调一旦确立，谁不想让自己的艺术呈“多声部”的合唱呢？

无论如何，那份乡土浪漫情怀仍然是小说的主调，而且由于作家对故土山水的亲近和熟稔，这种情怀得到了本色、完整地表现，使小说风格得以显现。

5《镇长九斤》，黎晶，中篇小说

黎晶是一位有从政经历的小说家，不断地在小说里表达自己对“政治人物”的理解，是自然不过的。中篇小说《镇长九斤》直接面对一个最基层的权力者，通过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描写，表达作家对人性与身份的理解，有如一则鲜活的故事，有一点传奇，有一点荒诞，但作家想要表达的，可能是传奇和荒诞背后的温暖。

在我的印象中，小说家笔下的镇长、村长，通常都不承担什么积极的意义。许多小说里，村长、镇长都是些麻木的、粗野的，甚至是妨碍百姓正常生活的角色。黎晶笔下的王九斤，也有粗野处，但其中最大的矛盾，不是他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冲突，而是他的个人品性与社会行为之间的相反性，这种相反性不是一种性格分离，而是一种品性与行为的不规则，作家所要做的，正是对这种不规则的阐释。不能说这样的立意多么独特和有新意，因为小说家都在努力描写表象之下的人性真义。但作为对一种现实生活的阐释，黎晶的题材选择不无胆大与冒险。

王九斤显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他最大的能耐是喝酒，他最后的结局是死在酒杯前。可矛盾之处在于，酒是王九斤最大的事业，“金酒王”，是他造福卧牛河镇老百姓的最大法宝。小说的荒诞在于，为了酒，王九斤甚至不惜去冒丧失做男人的权利。当作家为人物确立了这样一种荒诞不经的性格逻辑后，王九斤所有的行为就带上了奇异的光泽。小说另一点用心在于，王九斤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县委书记白玉明的眼睛来呈现的。小说还引入了另一条线索，即王九斤宽厚地对待曾经想搞倒他的人，暗示出他性格中的善良。

黎晶显然是一个专心于现实的作家，王九斤身上并没有太过复杂的东西，王九斤身上的所有的特点，特别是他怪诞的“献身”方式，可以说作家事先设定了的，这可能是他对“政治生活”的一种体悟的形象表达，直接地、彻底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包括那些表象生活中，还包含着一些很容易被忽略，误解了也实在不为过的内涵。是的，王九斤这个人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表象的，他的喝酒谈不上豪情，他的情色与爱情无关，但作家竭力想告诉读者的，是这样的人物生不伟大，死不光荣，但仍有一些微弱光泽值得说出来，也值得让人记取。其实，对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物，即使到最后他死了，从不能算“因公死亡”到最后万人空巷送行，在读者看来，都不至于触目惊心，感天动地。整篇小说营造的氛围不是悲壮，而是荒诞。但作者的用意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

对一种表象生活、对一类肤浅人物做并不刻意追求深度的理解，从中表达一种基本的善意，这样的写作，谈不上多么精彩，但也不无可取处。黎晶更擅长营造小说故事的戏剧性，意义这个词似乎并没有专门的修饰，主题有没有力量，作者的用心能否实现，全要看读者对故事本身的认知程度了。在我看来，如果作者能够对故事的荒诞性加以适度收敛，着力于探求人物故事的内在张力，在人物语言、行为、心理的叙述和描写上力求精致，那么，他的写作就会更大程度地超越故事性，而增添更多的小说意味。

6《大年》，郭文斌，中篇小说

作为男性作家，郭文斌的小说有着少有的细腻，这种细腻是直接进入心灵当中的。他把小说当成一件传达人间温暖的事情，那种温暖短暂中透着永久，细微中含着大爱，脆弱中藏着坚韧。他的小说味道很中国，很民间，那些人物的语言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深言大义，平淡话语营造出的却是一种很让人回味的氛围。他的小说不那么尖锐，不太见锋芒，他关注的是人世间最可珍视的那部分人间感情。

《大年》是一篇讲述穷人也要过年，穷人的过年一样幸福甚至更加值得幸福。穷人的孩子盼望过年，明明、亮亮兄弟俩就是这样的乡间儿童。小说透过孩童的眼睛，让过年的气氛弥漫四溢。对联、上坟、拜年的迎来送往，灶台上热气腾腾，让生活流溢着说不出的幸福。小说里有一个情节，灶台火光映照着父亲的脸庞，“那个美啊！”小说这样感叹道。孩子们已经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中，父母还在忙碌着，这场景果真十分感人。小说里的一些细节，如“父亲”为亲友写对联发生的情景，都透着一股善良的暖意。这也是郭文斌小说的一个基本母题。郭文斌特别喜欢用儿童视角来叙述故事，因为这更可以传达他心中的那种澄明、脆弱，有点像美丽泡沫闪闪跃动的善良和暖意。

7《彩虹》，毕飞宇，短篇小说

如果一种感情或感觉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而作家却用文字让我们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小说的意义就确立起来了。《彩虹》不是什么“重大主题”的作品，甚至连“爱”、“孤独”这些词都没有出现，但故事本身却让我们感觉到了芸芸众生中，有多少难以寄托的感情和无所皈依的心灵。一个短篇可能没有爆发点，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感情的线索时时牵引读者的心，故事背后的味道尽显。这正是我们对短篇小说所期待的。

8《一一之吻》，万方，短篇小说

如作者所称，这是一篇“陈述”故事的小说。其实小说故事本身并没有特殊之处，二女一男之间的争风吃醋，两个女性的字还是“代号”式的“一一”。这种传统的小说写法之所以让人觉得有趣，是因为作者对自己着力表现的主题并无遮掩。在寻找爱的途中，人人都不易，都是失意者。但大家都会归于平静，生活里还有很多内容和色彩。

9《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徐坤，中篇小说

人生的希望、尊严是一种小说主题。对美的追求和展现的欲望同样是小说关注的内容。徐坤在展现这种美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其中的尴尬和无奈。而且这往往还是故事的结局。但重要的是过程。小说的收束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故事的转折。作者捕捉的这一点主题很有意味。

10《林老板的枪》，杨少衡，中篇小说

《林老板的枪》让我联想到了广东作家吕雷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我脑子里冒出两个奇怪的词：“南方政治”、“闽粤文化”。这两个极不可靠更不规范的词用来表达这样的含义：在多数北方作家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写得惊心动魄、黑白分明之时，来自沿海的南方作家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政治考验。在这些故事里，是非的界线、黑白的区分不是完全能够用眼睛判断清楚的，一种如履薄冰的脆弱，一种需要即刻做出正确反应的考验，使这些看上去不那么严肃的故事里有着深刻的政治命题，原则的坚持与把握和工作的灵活与主动有时候仅只是一墙之隔，政治家的智慧水准和道德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

县长徐启维和全县“首富”林奉成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利益合作与利用，又是一种政治摩擦与较量。我们读到了一个老套的故事，“林老板”想用一切手段获得县长徐启维的特别关照，他最拿手的“枪”法是用少女宋惠云“套牢”徐启维。徐启维时时有进入林奉成“射程”、掉入钱色陷阱的危险。我们看到的却是徐启维一次次的自救，并十分智慧地化险为夷。在“控制”与“反控制”的角逐中，县长徐启维是最终胜利者。他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对诱惑的抵御，他最高的智慧是把自己和林奉成明晰地划分为两类人，一方面依靠自律保持清白，另一方面又适度容忍林奉成的过失行为。尤其是他到公安局“捞”出林奉成，迫使林用善事回报的举动，表达了一种政治原则与行政智慧在一个县长身上的体现。小说的结尾，徐启维惊叹于“中弹”危险的心理活动，是这篇小说主题表达的某种隐喻。小说描写的大多是世俗生活的游戏场景，没有什么慷慨的“响词儿”，却表达了与张平等作家的“政治小说”相近的主题。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南方文化的一种有趣闪现。

11《狗年故事》，刘兆林，短篇小说

以动物为题写小说，又不是寓言和儿童文学，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俄罗斯文学中以狗为题材的小说名篇至今仍为中国读者乐道。鲁迅小说里还有一篇题为《鸭的喜剧》的小说呢。当然，“丧家的乏走狗”是鲁迅关于狗的最著名的言论，“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也是鲁迅看狗时的著名说法。在《鸭的喜剧》里，鲁迅讲了一位俄国诗人来中国养鸭和蝌蚪的故事。研究者也常会对鲁迅这篇小说的题旨作出阐释，通常都会把动物的寓意落到“人”身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不管写什么，文学始终就是人学，《狼图腾》也罢，《藏獒》也罢，说到底还不是关于“文化”的争论吗？鲁迅在那篇关于外国人来中国养鸭的小说里开篇就讲道：“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那是一个外国人居住北京时的感受。由更具《野草》味道的“寂寞”情境，引出了一段关于人与动物的故事，是这篇小说营造的氛围。写作总是要受限制的，动物能说话，那是童话和寓言，动物只以动物身份出现，就必得有人来出场，赋予动物以寓意。

刘兆林的《狗年故事》以“我”为叙述口吻，讲述自己和妻子养狗的故事。在狗年和猪年交替之际，夫妻俩从一个“修车师傅”那里买来一只狗。最后的结果是，这狗不治而死，“人”为狗流下了眼泪。其中传达出的情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我”和“修车师傅”之间，因为狗而建立了一种打通陌生、互相体谅的关系。小说并没有宣扬“人不如狗”的观念，这是这篇小说把握的分寸，小说重点写的是人的心境。在狗处于生与死的过程中，人一方面体味着狗的温顺与善良，一方面则对狗的生命给予真切的担忧。狗在这篇小说里也没有被符号化，没有被寄予更深的内涵。这同当下流行的“动物小说”有所不同。这不同一方面让人觉得这还是一篇本色的小说，它就是一则家庭故事，不过正好和动物有关，一方面又觉得作者的题旨似乎没有更用力地开掘，使其意义更深更广。于是，小说就有点散文化的特征，因为作者落笔时重在写情，而不是寓意。这也是这类小说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鲁迅的《鸭的喜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篇散文而已。

无论如何，作者试图寻找和触摸人类感情中的“软肋”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不把动物过分的“拟人化”，也是一个分寸得当的选择。但这不过是人世间万千事件里并不重大的一个，作者抽出来表达一下它引起的内心波澜无可厚非。但终究，文学仍是人学，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们期待那些正面写人的小说吧。

12《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廖韦佳，长篇小说

《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是一个涉面很大的书名，其“当下性”一眼即可看出。作者廖韦佳是一位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叙述在中国出生、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经历，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主题。小说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在“80后”的作者中，阳光、向上，在青春灿烂的阳光下闯荡人生的独立自强，仍然是新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基调。

对作为文学现象的“80后”，人们有一种固定印象，他们是叛逆的，冷峻的，对现实秩序充满怀疑，他们的成熟有时令年长者都感到惊异甚至难以接受。他们不想与传统发生联系，给人一种精神上处于无根状态的印象。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及其作品，也的确带给人们这样一种阅读上的冲击。不过，随着年轻一代文学人才的不断冒出，这样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这部《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就是这样一个信号。小说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当代中国青年正以蓬勃旺盛的青春活力，展现着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崭新形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佳琦，是一个只身前往美国求学的青年女子，她和她的同龄朋友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艰辛，但这种艰辛伴随着独立、健全的人格发展；她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看取社会、人生和世界，但她们并不偏执，而是充满着理解、同情，她们的成长不乏风雨，但都是在阳光下的灿烂开放，向上的势头，青春的活力，健康的气息可以让人随时感受到。她们的身上，体现着新一代中国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是健全人格、美好感情的培养和积累过程。东方式的亲情、友情、爱情感染着读者，让阅读成为一种审美愉悦。近年来，我们已经读到许多这样并不“扮酷”的文学作品，代表着新一代中国青年的价值取向，预示着青春文学的新气象正在形成。

作为一部以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求学成长为题材的小说，《星条旗下的中国宝贝》让人联想到“海外”题材创作的时代变化。从五四以来，表现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奋斗、漂泊经历的创作屡见不鲜。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创作，让人读到的是一个受欺压的弱小民族在世界另一端遭遇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在这样的创伤和痛苦中，激发着要求自尊、自强的强烈意识。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正以迅猛的发展速度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尊重。新一代中国青年正以满怀信心的姿态走向世界。我们可以从这样一部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中感受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正以更加自信、开放、自豪的姿态面向世界。不言而喻，这样的百年巨变历经无数沧桑，今天的中国人正在以崭新的形象与世界“对话”。青年一代作家书写的个人成长史，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新的关系。

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廖韦佳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期待她在今后的创作中展示出更加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创作活力，为塑造新一代中国人的“世界形象”作出不懈努力。

13《开除村籍》，姜翕芬，长篇小说

姜翕芬的长篇小说《开除村籍》，是一部以当代中国北方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阅读这部小说，觉得它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活中。小说里透露出的生活气息、对话氛围、生活场景，以及人物的心理状态，都让人产生是在阅读一部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错觉。仔细想来，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本人有过的乡村生活经历以及留在其中的记忆，决定了小说呈现的内容和基调。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脱离了某种固有的生活环境后，他对这种生活的描述就会带上强烈的记忆色彩；二是因为作家创作所受的影响在其作品中的巨大投影。换句话说，我认为姜翕芬的小说创作，就文学养分而言，十七年小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开除村籍》让我想起了柳青的《创业史》。我觉得作者的创作受《创业史》的影响，并在其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印迹。首先，在一个固定的乡村里，村民中的“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斗争是小说基本的故事主题，两类人群的划分是围绕对待乡村社会发展和基层权力分配展开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善良与丑恶都是泾渭分明的。在《创业史》里，我们读到的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等人之间的矛盾纠缠；而《开除村籍》里则是“先进分子”梁鑫和“落后分子”罗方钊等人之间的较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乡村生活的感情所致，小说里有大善却无大恶，“落后”但并不“反动”是其共同点，《开除村籍》就是依照这样的原则来处理罗方钊这个形象的。这个流氓式的村民并没有被写到十恶不赦的地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分寸把握。其次，对乡村基层政治生活和生产状况的表现和描写是小说故事的中心点。《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表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展示乡村民众精神世界的变化是作家的追求。《开除村籍》则试图反映梁鑫这样仍然扎根在土地，并努力尽个人力量改变家乡面貌的当代中国农民，如何在复杂、艰难的困境中奋斗。和梁生宝一样，梁鑫是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化身，是讲原则、重情感的青年农民。

《开除村籍》在表现乡村生活时，努力增加当代性内容。如梁鑫的经历，他和罗方钊之间进行的竞选村长行动就是当代农村新的生活内容，不过作者在表现这些新生活时，对当代社会更加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内容似乎关注不是很够。比如今天的农村在成员结构上已经与过去大为不同，农民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城市的关联，通过升学、打工、外嫁，以及电视、通讯等渠道，已经越来越密切，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小说里的梁家村似乎和这些生活还没有太大关联，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公社”时期。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作者在乡村记忆和名著影响下创作小说的特点。小说里梁鑫和罗小惠之间的爱情婚姻过程与方式，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人物的善良、忠贞与幸福感，都让人联想到曾经有过的阅读印象。

14《天堂没有路标》，赖妙宽，长篇小说(www.daowen.com)

福建作家赖妙宽的新作《天堂没有路标》，是一部纪实色彩浓厚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小说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品。文体的定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选择林巧稚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尽述她一生的曲折和辉煌，从中折射出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流变。作为林巧稚的同乡，赖妙宽心怀敬意的态度跃然纸上。作为一位小说家，她又尽其所能挖掘林巧稚身上的传奇色彩和故事性。这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奇特的文本，即面对传主，作家究竟如何出入于人物内心世界，如何评价大历史与一个特定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这种分寸与尺度。这其实是一种充满难点的创作。

厦门、协和、中国的政治历史，赖妙宽紧紧抓住这三个要点不放，全书集中于林巧稚个人生命历程，把她成长的文化土壤、家庭背景，中国现代社会的战争、运动，医学专家的敬业精神、学术追求，以及林巧稚在社会环境、生活条件与精神追求之间的选择等等，一一带入其中，给人以具体可感的阅读感受。林巧稚是一位学术名人，又是一个终身未婚的名人，这样的身份既有传奇的一面，又会让作家在选材、评价上作难，阐释和过度阐释仅隔一层纸，处理不当的话，要么损伤人物精神与性格的复杂性，要么就会因过度想象和评说而失去其本真与本色。赖妙宽是个本分的作家，是个懂得尊重写作对象的小说家或传记文学作家，《天堂没有路标》祛除了很容易沾染的浮躁气，尽可能把一个本色的、真实的林巧稚叙述出来，她对林巧稚的尊敬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

作品中的林巧稚，始终是一位专心于医学事业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作家在处理题材时，找到了一个既反映历史真实又能够增加故事性的做法，即总是把林巧稚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抉择作为故事的支撑点。比如去英国、美国工作还是继续留在北京，比如一个“不懂政治”的人如何在历次运动中保持自己应有的姿态，如何把个人的事业与爱国的行为融为一体，如何在落后的条件下走近病人，让精湛的医术通过不断的治病救人体现出独特的价值，等等。作品较好地处理了这些素材，把握了其中的主题走向，实属不易。林巧稚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对话，谈及中美医学差距时的表态，既得体又中肯，与作品中林巧稚克服困难深入到山区为众多妇女解除病痛的实践相吻合，给人画龙点睛的印象。

赖妙宽显然尽其所能去获取资料，因为这样的写作近乎于人物研究，所以史料的拥有特别重要，其难度也显而易见。我说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功夫，在于我特别看到了其中的一个人物，即曾在二十年代担任过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在作品的出现。鲁迅在厦大任教时，时任校长正是林文庆，鲁迅在厦大演讲时与林文庆在演讲主题上发生过不悦，从而使林文庆落了个“尊孔守旧”之名，从赖妙宽的作品里，我才得知，这位执掌厦大十多年的校长，原来也是一位把家财都奉献给了厦大而尽心办学的华侨。可见作家在搜寻与林巧稚相关的人物与历史线索时所花费的精力和务求全面的要求。

作为一位女作家，赖妙宽对传主的理解较为切近，她努力走进林巧稚这位传奇女性的内心世界，但又不以自己的好恶或判断进行臆测，给人以踏实之感。作品的小说性主要体现在，赖妙宽努力呈现能够体现林巧稚性格特点的场景和故事，并以大量的对话形式来完成故事叙述。作品并没有正面展开对宏大历史的描述，而是着眼于林巧稚个人本身，一点点地“放量”，始终保持传主在作品中的中心位置。使这部似传记又似小说的作品不失其整体的平稳和秩序。当然，以我这样的阅读者看，如果作者能够在叙述上更开放一些，让人物和背景在“推远”与“拉近”间找出一种错落而又有致的感觉，作品的基调就会更多转折与顿挫，作品的灵性也会更充足。无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选择，赖妙宽尽其才情做出了努力，这样的写作对纪实文学创作而言，也有着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15《拂尘》，郑彦英，长篇小说

我印象中的郑彦英是一位散文家，作为在中原地区生活多年的关中人，郑彦英曾经集中笔力对中原文化和生活情貌作过全方位的表述。《拂尘》不是郑彦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我是通过这部小说第一次确认了他的小说家身份。这样说的原因在于，这部小说强烈的故事性以及在故事流转过程中显现出的戏剧性，让人感觉到作者成熟的叙述能力。通篇看下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讲述滚滚红尘的通俗故事，展现的是欲望在这个时代不可遏止的杀伤力和颠覆力，呈现之后如何收束，不能不让人担心，但小说的结尾挽留了故事的严肃性。一群被金钱这个魔鬼推着失去重力的人，到最后却在精神上能够抛弃这一不可承载的重负，尽管两位主要人物雨辕和长鹊声的身体在荒漠中滑落，但他们的灵魂却在这最后一刻升华了。这个“光明的尾巴”显然不是信之所致的结果，作者在心中打了很久的伏笔，直到最后一刻方才推出，这个短暂的结尾成了小说最闪烁的光点。

《拂尘》最突出的特点是好读。这是一个有可能从任何传闻渠道中得到的故事，仿佛一切就发生在身边。雨辕的父亲是一位亿万富翁，是典型的“暴发户”，他在小说的开头就死了，亿万资产成了故事中最大的悬念。但郑彦英没有沿着这条线索一路狂写，他引出了一个家庭的艰难历程，父母亲的关系属于暴躁与“被虐”的无休止轮回，为了达到自己的发迹的目的，父亲不惜把亲生女儿推到被人凌辱的险境。尽管我们知道生活的戏剧性大于小说，但这样的故事方式仍然让人觉得与一个通俗故事无异。

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作家处理故事时的基调和方法。在家庭气氛的片段回忆和描述中，雨辕走到了故事前台。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亲身拼搏中逐渐增强了对父亲重新认识的想法。小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就是雨辕的大学同学、他爱慕的才女长鹊声。长鹊声的出现让故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父子同爱一女的猎奇，二是长鹊声以父亲事实上的妻子的身份同雨辕展开遗产争夺。猎奇之中又加入了悬念。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雨辕的担心并没有最终成为事实，长鹊声无意争夺家产的选择，让整个故事的走向发生转折，单纯的意义在消解中得到了某种升华，使这则通俗的故事变得有了“小说的意味”。

郑彦英没有选择道德批判的笔法，他愿意做中介呈现。把整个事件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都没有做道义上的优劣评价，狂暴的父亲曾经做出过那么没有人性的事情，对自己的妻女毫无爱心，但雨辕逐渐对父亲的艰辛和不易有了一定理解。姐姐小米在成人之后也变得格外复杂，并非只是“弱女子”可以概括。长鹊声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之间的反差更让到了难以理喻的地步。她愿意为一个没有文化的老男人生孩子，做事实夫妻，却对亿万资产没有贪占的欲望。这其中的是非纷纭，高尚卑下，并没有泾渭分明地划分。在纷乱的场景和故事中，不确定、不对称、不稳固的人际关系，让小说故事随时处于可以异变、裂变的状态中。至少从小说写作的意义上讲，郑彦英的选择显示出足够的成熟与聪明。

或许应当把《拂尘》看作是郑彦英小说创作中的过渡性作品。它既证明了作者驾驭故事的能力，又显示出在流动的故事中把握意义“分寸”的清醒，从艺术上似乎找不到刻意为之的讲究，但轻松平实的笔法一样能看出作者的笔力。如果作者在此基础能多用一些心力，祛除一点表面的浮尘，挖掘一点背后的力量，或许会更显写作上的老道。当然，“好看”的小说往往容易流于不深刻，追求深刻的创作又容易让人看出刻意为之的做作，这样的情境中如何达到最佳选择，不是郑彦英一个人，而是很多小说写作者正在面对、需要思考的问题。

16《天雷》，刘晓刚，长篇小说

大约四年前，我曾对刘晓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活成你自己》写过一篇短评，当时的看点，是想从他的小说中找出一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同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之间，在价值选择和道德感方面的差异。今天，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天雷》问世了，再提一点看法的时候，发现从前的那点想法已经失去效用。人们都在谈论“80后”，“80后”是文坛的问题还是文坛的希望，人们各有自己的看法，但这种讨论本身就意味着，“70后”以前的数代作家都变成了一个整体，从年龄角度谈文学，只有年轻的“80后”才能算作一个话题。

刘晓刚正在成为一位成熟作家，他的写作有了自己的套路或者说是风格，这样的发现自然值得高兴，尽管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试图从中找到一种属于年轻人才有的不稳定及其活力。《天雷》延续了《活成你自己》当中的一些题材和形式因素，即以写“男人的成长”为核心，且结构上保持在两条线索上齐头并进。《活成你自己》写了马文和他的父辈的故事，父辈的战争和政治经历，马文的漂泊和拼争过程，在刘晓刚笔下交织推进，构成了小说故事及其主题的独特景观。在《天雷》里，刘晓刚让两个不相干的男人同时出现，一个是从乡村逃到城市谋生的秦雪雷，另一个是警察出身的楚天梅。为了让这两个不相干的人相遇，也是为两条故事线索交叉糅合，刘晓刚费尽了心思。秦雪雷以一文不名之身从北方农村来到南方的梅港城，这时的楚天梅已经是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秦雪雷的父亲背着灭门命案，他来南方的原因是实现奶奶的要求和愿望：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但很快秦雪雷就成了这个陌生城市的阶下囚，楚天梅的出现因此就自然不过了。在警与匪的搏斗过程中，秦楚二人从相识到相知，命运逐渐被绑到了一起。秦雪雷从一个盲流变成了黑社会老大，行走的空间越大，离开奶奶的家训越远。楚天梅则在政治上平步青云，他的地位越向上攀升，贪欲就越加暴露。

刘晓刚就通过这样的构想，力图为我们展现一幅他眼中的浮世绘。秦雪雷周围，是黄东阳、蔡老板、梦娜这些在黑白两道上寻找出路的人，在楚天梅的周围，则又走动着另一个更具社会主流色调的人群，特别是海蓝蓝、孙小琳两位女性，楚天梅和她们的交往、相爱，或真情倾诉，或现实利用的行为，为塑造楚天梅在时势中变形、扭曲的人格提供了非常到位的元素。这里有底层的辛酸，也有黑幕的惊恐，有真情的流露，也有倾轧的残忍。

刘晓刚是一个操控力很强的小说家，他也很自我。《天雷》不是一部呈现式的作品，小说叙述性很强，人物的言行都在叙述人的掌控中，这是一种很强势的小说写法，它会为小说带来力量，但也很容易滑向“主题先行”的境地。刘晓刚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分寸。很显然，作者本人对人生世事、爱情友情、价值理念的很多想法并不能够完全通过人物故事来畅快表达，所以小说里插入一个特殊的文体，即楚天梅和女记者海蓝蓝之间的略有暧昧色彩的通信。在这些通信中，两个人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对话基调，既有情感表达因素，但更多的是对生命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探讨。我相信这是刘晓刚本人的需要，是他要把小说从“底层”、“黑幕”这些故事底部中超越出来的一种尝试。就小说情节而言，海蓝蓝这个女性的存在价值在于，尽管她是楚天梅最可倾诉的对象，但楚天梅最终的婚姻伴侣却是孙小琳这个官员的女儿。他有更多深更复杂的人生战略。但小说的海蓝蓝却起到了更多的作用，即让小说主题走向哲理化。这也同刘晓刚在故事叙述中不断加入的主观色彩息息相通，《天雷》是刘晓刚试图表达自己对社会、时代以及人生观念痛快表达的一部作品。它的“时代性”始终有一种“意念化”的影子相伴随。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人物命运与故事主题的走向。在小说的结尾，背负命案的秦天雷和梦娜要去云南过平静生活，身居要职的楚天梅同他的道别，不是一种送行，而是一种放行。因为他深知春雪雷在他攀升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晓刚小说有一种难得的气质，这是一个对人生不断进行思索的作家写下的小说，他有耐心也有力量把这种思索贯穿到小说的始终。刘晓刚的小说也有一种血性和气势，《天雷》是一部以当下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但对世相与市景的描写并没有拖垮小说在意念上的表达。至于说这些思索和议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人信服，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小说写作则言，在近四十万字的写作中，刘晓刚保持住了自己的写作气势，也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实现。如此继续，他的写作前景值得期待。

17《解手》，阿蛮，长篇小说

重庆自从直辖之后，仿佛也成了一个不断冒出作家的地方，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更有趣的是，和四川一体的时候，“重庆文化”一般还是限于民风、性情和饮食方面的某些特点的趣谈，而如今，打造“巴渝文化”几乎成了重庆文化人的共识，而且也的确做了很多有效的努力。“重庆籍作家”阿蛮的长篇小说《解手》正是在这一点上让人产生阅读的好奇。

这是一部典型的要为“巴渝文化”寻根问祖的小说。《解手》这个词用做小说名让人觉得奇怪。读过小说方知，在作者那里，“解”就是解读、解释之意，“手”则通“巴掌”，然后通“巴”，“解手”于是就成了“解读巴渝文化”的缩略语。在作者看来，“手”就是巴人的图腾，是他们的神示之源。作者在“后记”里也曾谈到“解手”的通常典故，即古代移民时，被迁移者的手用一根绳索串结起来，如遇要应急“拉撒”时，会被临时解开绳索，“解手”一词于是成了某种生理需求的代名词。这故事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我们无从考究，不过我这个山西人从来听说的是来源于山西大槐树移民，而阿蛮本人认为，这个典故来自于“巴人”被迁入川之时。这个分歧本身用不着我来讨论，不过，阿蛮把“解手”一词彻底“巴渝化”的努力，倒让我着实觉得有趣。

说这是一部解读巴渝文化的书，更重要的在于，阿蛮把自己的小说故事确立为时间跨度达四千年之久的漫长时段，“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和“公元二十世纪”交叉着在小说里反复呈现。这样的勇气，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可能就是文学艺术的自由之处，你可以在时空上任意驰骋。不过，近十年来的中国小说界，写“百年故事”较为流行，这种时间跨度，已经让人觉得是对历史感的追求了，何况阿蛮的上下纵横四千年呢。

作者的用意很明显，想为“巴人”正本清源，但他不可能写区域通史，于是就借了小说的便利，把原始时代的巴人部落同现代巴渝社会的风云变幻并置在一部书里，不是打通，而是努力寻找一种精神气质上的贯通。小说故事分章推进，以“主页”和“分页”并列讲述，“主页”是原始巴人部落的生活，“分页”是现代有“重庆”之名的巴渝地区的变迁。为了这种精神气脉上的一致或贯通，作者选择了两个相隔四千年的同名人物展开故事，这两个人物有一个通用的名字：“崽儿。”而这个“崽儿”又可能是巴渝一地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使用的称呼。“巴人的成长史”，他们的精气神于是就被定位为小说的主题。四千年前的“崽儿”后照，似乎就是作家心目中巴人的祖先。他在“祖母”的关照和影响下成长，不断的战争使其成为一个身体强悍、性格火暴、智勇双全的武士和部落首领，他实现了不同部落统一的大业，缔造了巴地文化的原始性格。四千年后的“崽儿”是故事叙述人的外公，一个绝世的美男子，一个情浓于血的标准男儿，他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身上继承着四千年前“崽儿”的血性，而且是一个执著的巴人文化的传承者、保护者和宣扬者。

作者的主观努力可谓气势不凡。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毕竟是一部小说，我们还得当小说来解读。就其小说性而言，我更对其中的一个“技术性”因素感兴趣，即把跨度达四千年之久的历史并置为一体，交叉分切、严整有序，这样的结构法在多大程度上成全了小说，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故事的流畅性？这是值得作者本人及读者思考的问题。其实，业余作家阿蛮并不是这种结构方式的“发明人”，在他之前，已有不少专业作家也在尝试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我有时会想，如果把这些被作家分切开来的人物故事重新拼贴，形成上下两部分来设置，情形会怎么样呢？比如在《解手》里，我们把“主页”即四千年前的“崽儿”后照的故事集中起来，再把“分页”里的“崽儿”外公的故事集合为一体，分成上下两部，阅读的效果会如何呢？可以想见的是，效果一定不如现在这样的交叉法。首先是人物性格与精气神上的贯通感不会像现在这样给人印象深刻，其次是，故事情节的对应关系会大幅度失去，而且小说形式上的机巧感也会大受折损。换句话说，小说的形式的确影响到了内容。《解手》是一个很鲜活的例证。客观地说，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的主观意图非常明显，有些主题的演绎留有刻意的痕迹，特别是一些故事在细节上还不够精致，这些不足因为这种结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偿，并不那么扎眼。但它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故事的整体感被分割了，留给人的是一些性格碎片与故事片段。作者努力用一种精神和性格打通相隔遥远的历史，这种努力很可贵，但作为艺术创作，其间付出的代价还是能让人感觉到。

无论如何，阿蛮的“想法”、“意图”给人深刻印象，他为自己土地和民生作一番文化的、历史的梳理的追求也值得称道。四千年间留下的巨大空间，地域性格和民俗种种的复杂性与变动不居的特征，需要他本人及更多的同道者继续努力，朝此方向，一定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

18《系红绳的翅膀》，燕霄飞，中篇小说

《系红绳的翅膀》呈现出的多重主题是我没有想到的，“红头绳”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意象也运用得到位，小说用略带诗意的语言让故事的悲情突显而没有走向愤懑的批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民办教师”是一个很具有象征意味的身份，他们常常会出现在小说家们的笔下，被描绘成落后环境、愚昧氛围中的“文化符号”，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播撒文明的火种，并且与乡村社会里的“政治权力”及世俗生活发生直接间接的关联。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田来员正是一名在贫困山区坚守岗位的民办教师。作者燕霄飞为田来员建构了一个困顿与挣扎的“关系网”：田来员与寡妇“田凤仙”被长久压抑的爱情悲剧，是田来员在乡村传统秩序中寻求归宿而不得的写照；田来员与“村长”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指向他在乡村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其理想追求的脆弱更多的是缘于“权力”的制约程度；田来员与白凤仙之子“张金贵”之间的关联，则是他的“本位”与使命象征。这三层关系基本涵盖了一个民办教师的现实处境和悲喜根源。小说还为田来员确立了两个致命的要素：坍塌的教室和田来员砍伐树木重建校舍的行为。这些建构可以看出作者谋篇时的周密和用心。爱与忠诚的悲歌，是我对这篇小说的基本评价，也是立意的出发点和归结处。

小说的叙述语言具有诗化特征，然而写实的、悲情的故事同这样的语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使用不当即会破坏作者预想中的主题基调。小说开头是田来员带着斧头走向树林，伐树的目的是重建教室，伐树行为却是被禁止的，道德与法律间的冲突已使田来员陷入困境。接下来是张金贵的出现，这个学习优异的孩子正面临失学的危险，而他的母亲，一个生活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中的寡妇，同田来员绵延的爱情在阻隔中被点化出来。结局更是悲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张金贵丧生，白凤仙自尽，田来员因砍伐树木被拘。这样的故事，作者燕霄飞却用了诗化的语言来叙述，这样的选择其实很令人生疑。但客观地说，作品的效果还是很奇特的。

这就要提到贯穿小说始终的那个意象：“红头绳”。红绳是爱情的信物，是被民俗确定了的美好事物。白凤仙生活里唯一的希望就是田来员送给她的那根红绳。因了这根红绳，他们的命运被绑到了一起，心被勾连成一体，他们曾想借这根红绳跳出墙头逃奔，诗意地说是飞到遥远的、自由的地方，“系红绳的翅膀”，就是这篇小说最具力量和理想的表达。然而可悲的是，飞翔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想。我们读到的结局是，白凤仙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小说本身而言，“红头绳”既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象征，又是串接起所有故事片段的穿缀物。对中短篇小说而言，有效的穿缀物不但是作家写作技巧成熟运用的标志，也是主题意义得以升华的要害，是显示作家创作才华的难得之物。就像莫伯桑小说里的“项链”，欧·亨利小说里的“梳子”，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辫子”等等一样。设若这篇小说里没有这根红绳，小说故事的效果就会失去很多。因此，不是小说故事，而是这根红绳，让作者操用的诗意语言有了依托的根据，从而把一个悲惨的人生故事写成了一个悲悯、悲情与悲壮相糅合的命运悲歌。

看得出作者燕霄飞具有较好的语言感觉，其笔力能够确保其小说的基本品质。在故事和小说之间，他用诗化的语调垒筑了一道墙壁。沉重的故事没有压垮小说的意味。当然，我觉得作者如此写作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故事的完整性、厚重感和更具重力感的主题内涵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来。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要处理得当绝非易事。鲁迅的《伤逝》就是一例，诗意灵动、细致入微的叙述语言中，爱情的幻灭演化成一个有关生存的严肃命题。

19《五福》，樟叶，长篇小说

樟叶的长篇小说《五福》（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版），是着眼于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辛亥革命写成的历史小说。作家取材于辛亥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西安的种种历史变化，折射出了那一时代中国民众的心路与生活。作家选择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另一个革命发生地西安为背景，展开了一场历史风云巨大变革。整部小说以一个历史人物为核心，通过对这一英雄人物的命运映照一段历史岁月。刘五就是小说要着力表现的人物，这种写法也决定了这是一部在艺术上走传统小说路径的作品。小说以长安城为空间背景，以辛亥革命为历史罩影，将刘五的命运线索放置到这样的时空环境中进行反复演绎。“三秦英雄”是陕西民众对刘五的称颂，也是刘五本人追求的行动目标。革命是刘五生命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描述刘五领导陕西革命的同时，小说又将笔触伸展到刘五的个人情感经历中。两位女性美菱和秋姑构成了刘五生命的另一半。如胶似漆的美菱和痴情又知理的秋姑并不是一对情敌，她们共同的情感向往，烘托出刘五的完整人格，侠胆柔肠中完成了对一位革命英雄的塑造。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五福》在执著于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命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渲染长安城的地域民情和关中的风物习俗。这一背景让刘五的革命生涯有了一个切实的现实背景，不但使小说描写更趋真实，也让刘五的革命行为更添肩担大义的内涵。辛亥革命的微光投影在日出日落的长安城，为普通民众的庸常生活罩上了特殊的历史光圈。刘五领导革命身先士卒，他本人一样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分子，娶妻纳妾，养家糊口，革命行动并不以豪言壮语做支撑，读来平实可信。小说对刘五的定位把握得当是人物塑造成功的关键。不但没有脱离历史，而且也不让他完全离开世俗生活，唯此，刘五的革命者形象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一部以一个人物为核心的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最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抽空背景，淡化环境，让故事成为一个人唱独角戏的舞台，《五福》较好地处理了这一点，刘五是长安城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被人群所包围，又在人中冲出，踏上革命的征途，他的身后也因此有一个庞大的依靠群体。历史的风云际会，豪强的四处出没，国家民族的风雨飘摇和万千民众的彷徨无助，都在小说中有所表现。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不认为《五福》是一部专意追求史诗味道的作品，正相反，我觉得它最可贵的一点是现实地处理了历史人物和故事，具有本色的真实和可信度。在历史小说的创作里，这样一种写法和气质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也是在史诗、戏说、主观演绎历史的风潮中一条别开生面的路径，自有其值得珍视的地方。

20《梨花》，张树国，短篇小说集

《梨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我相信，新闻记者出身的作者张树国，一定写过大量的人物通讯。他的小说有很强的纪实色彩，在人物速写上的功夫给人印象深刻。在通讯与小说之间，有很多鸿沟需要跨越。张树国为此搭建的桥梁，主要靠两种材料：故土和故事。在熟悉的人物身上寻找故事性，这种故事大都以片段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作者努力展现的是故事的传奇色彩及其背后的意义空间，同时，作者所写的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通篇都会读到一种朴素的、真切的亲情。情感的表达和意蕴的追求，正好应合了小说的特殊要求，使这些故事一个个走出原有的表述空间，具有了或浓或淡、或显或隐的“小说性”。

读《梨花》，让我想起笔记小说，想起韩少功的“词典”式小说笔法。其特征表现在，故事的场景是固定的，张树国写的就是位于皖豫交界地带的“黄河故道”，这个村名可以叫“小于庄”，可以叫“黄河乡”，也可以叫“盘龙镇”、“刘庄”甚至“马桥”。这点虚构遮不住作者的“纪实”冲动。作家写故乡是常事，但如何对待故乡，用怎样的眼光看取故乡的人和事，却透着很大的差异。就当代作家而言，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个风情张扬的所在，作家常常借灵魂的光影，回视“爷爷”、“奶奶”们的奇异情爱和纷乱的生活；苏童的“枫杨树街”是一个充满了潮湿、嘈杂的气氛，让人憋闷、逃却无路的市井；贾平凹的“商州”是个散漫不经、让“我”归来掺和一把令其改变秩序的地方。作家们对故乡的态度，既有超越之后的任意挥洒和“为我所用”，骨子里也透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那是一种特别复杂、已经个人化、书面化、“寓言化”的想象之所在。

张树国的故乡情，应当属于常规的路数，那是一种带强烈的怀旧色彩的感情，在作者眼里和笔下，故乡的一切都那样值得描述，来自记忆、传说、听闻的一切，都可以化作一个个故事，而且篇篇都带着作者抹不去的怀乡情愫。这些小说大多篇幅短小，平均大约也就是每篇两千字的样子。每篇小说都以一个人物为主，通过一两则故事的讲述表达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由于故事发生的场景都是在“黄河故道”的故乡，所以环境、风景包括人物的交代性描写就简略了很多，大多可以直接进入故事的讲述。就此而言，这些小说果真有点像是“民间笔记”和“词典小说”的写法。

我认为张树国做的是比较成功的。原因有二：作者对题材的选择以情为主，能否投入感情去表现、去描写是他是否愿意选择为故事题材的最重要依据。所以我们读到的，多是“我爹我娘”、“兄弟姐妹”、“亲戚邻里”等等有着浓郁感情联络的人物，即使是其他一些没有交代这种背景的人物，也显然有着“父老乡亲”般的亲近感。这是以情为主的小说与以事件挖掘为核心的新闻通讯之间最感性的区别。其次，张树国在处理题材时，非常注重意味、情感、人性的阐发，他写的都是故事，关注的其实是故事背后的独特意蕴。他当然也要表达某些人物事件的代表性、典型性，但他更看重其中的人性色彩。某些主题可能并不适合做新闻，但做小说却别有意味。如《白天鹅》里的中年妇女白天鹅，为了让儿媳妇能给家族生个孙子，不惜梳洗打扮，冒名顶替到医院做“结扎”手术，小说的结尾以儿媳生子为收束。另一篇小小说《王元》里的王元，是村里有名的泼皮，一次进城到“大官”之子的同学家里做客的经历，让他彻底变了一个人，不但不再捣蛋，而且听话肯干，问其原因，原来是他也想当个“大官”。这些故事很小，读来却别有情趣。这样的主题方向不失温情，保持着生活的本真，有着可贵的品质。作者如此处理故事题材的作法，在书中随处可见。除了前述的故乡情之外，也体现出在写作上的聪明。

张树国不是职业的小说家，似乎也无意这样的追求，这种放松的心态倒可能成就他的写作，不矫饰，不造作，既不模仿他人，似乎也不刻求独创。很平稳地为我们讲了那么多有趣、新鲜的故事。当然，我认为他的小说总体看还是少了点讲究，技法的变化太少，出入故事有时显得有点随意，还有的篇什或像散文、或像报道，提炼不够精到，这种精到是与我们认为作者应该可以达到的程度相比。文学写作就是如此，有些身怀技巧的人因缺少生活而捉襟见肘，有些有丰富生活经历和经验的人又很难酣畅淋漓地尽显其能。拥有这两种资源并能协调运用的人，可能是写作中真正得心应手者。就此而言，张树国的小说写作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1《扬花之痛》，盛琼，长篇小说

今天的中国，社会迅猛发展引起的心灵震荡，生活起伏动荡带来的灵魂阵痛，无疑是最能够让小说家去演练的主题场所。关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又特别强调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对人心灵世界的影响和改变，这样的“成长小说”，在近些年中国小说领域，几乎是一次不约而同的主题集合。但是真正要面对的生活激流和心灵风暴，其实是在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成长后的成人时期，我们仍然有可能像一个孩子，时而欣喜若狂，时而悲伤难过。小说家自然不会对这样的人生历程漠不关心，他们带着自己的体验、观察和思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加揪心、更具痛感的人生世界。这正是盛琼的长篇小说《扬花之痛》带给我的阅读思考。

《扬花之痛》沿袭着一个精神主题，这个主题的关键词是我们已经烂熟的幸福。这是一个有着无数解释的词，“幸福感”、“幸福生活”、“幸福的人”，在今天其实都有非常不同的含意。《扬花之痛》的“幸福”是最通常的那种理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过上他（她）想要的生活。这个看似简单的欲求，真的是用一生都难以确切回答的，事实上是一个极其苛刻的问题。

在《扬花之痛》中，女性固有的那种对理想的极端认同在夏云那里，以分裂的形式在拥有和失去间存在、闪现和消失着，构成了一幅精神成长的草图。夏云作为一个抛夫别子跑到特区打工的青年女子，她的付出与得到总是那样充满了变数，难以完全判断和把握。她改变生存环境和状况的欲望是那样强烈，她对成功的奢望让人觉得既生感慨又含同情。在这样的追求过程中，夏云像所有的女人，必须得把情爱、情欲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带进来，让一个人的奋斗史变成为一部心灵和精神的成长史。但作家深知，以她对人物的定位，想要一步登入理想的天堂是不可能的，她只能片断获取，得失兼有地去寻找和尝试。于是，我们在小说里读到这样一种人物关系，夏云是个“事业型”的女性，但她并不能被视为是强者，她在情爱方面的状态和景象，正在稀释着她的拼争的成果，也使她常常陷入患得患失、无所适从的困境中。方书记、唐老师、大春，分别代表了夏云想要得到并愿意珍视的东西。如果他们能拼合成一个人，她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具幸福感的人了吧，然而现实的回应自然是无情的，“扬花之痛”可能意旨在此。

这部小说有着明晰的女性色彩，作者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透着一种执著与单纯，欢乐和痛苦在她那里是澄明的，并没有过度的大起大落。她喜欢用一些排比句式表达自己或人物的感悟，这些排比句的内容透着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愿望。不那么独特，不至于深邃，但却流露出难得的真切和诚实，容易为一般的读者轻松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