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专栏评论

2005年，应《小说选刊》编辑信任与邀约，做了一年的“名刊点评”专栏写作，主要追踪最新的小说创作动向。其中一些篇章还曾在《羊城晚报》发表过，因这栏目本是两家报刊联手合办。这里收集为一小辑，以见当时追随小说家之辛苦情状，并减轻目录排序之繁多。

小说里的艺术生活

艺术家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敏感又最固执、最前卫又最堕落、最率真又最虚伪的人群？这个根本就是“极少数人”的社会群落，在我们的小说里被不断描写，小说家们借助这样一群“有文化的疯子”，可以省略许多世俗故事的繁杂，直接深入到自己所要表现的人性中，直接评判那些在少数人身上表达又能体现社会潮流风向的生活形态与观念意识。新年伊始，我就读到了好几篇类似题材的小说，计有莫言的《与大师约会》（《大家》2005年第1期）、迟子建的《二重唱》（《作家》2005年第1期）、映川的《下一个是你》和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均见《人民文学》2005年第2期）。从小说名家到“80后”写手的这种不约而同的选择，颇为有趣。

从迟子建《二重唱》里，我们读到了艺术家的脆弱和敏感。莫言的《与大师约会》则更像一篇讽刺小说，伪大师的作派与其道德言行之间形成一种不和谐，把一个浮躁的生活世界展现出来。这篇小说看上去更像是莫言的一次写作练习，和他几年前的《倒立》相比，除了场景的逼真外，似乎缺少一个具有穿透力的“文眼”。

映川和张悦然似乎是偶然选择了艺术家身份，她们在主题表达上显然更加追求普遍性。《下一个是你》里的荒诞与一种无奈、恐惧和惊慌纠缠在一起，让世界和生活变得迷乱而又失真。 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有一个不错的主题设想：“无爱的恐慌。”在这篇描写一个少女“成长”的小说里，代表着或纯情或疯狂的艺术家身份又被引入其中。

“艺术家”是这些人最熟悉的人群，“艺术家”的性情里，呈现出当下社会最敏感又最固执、最前卫又最堕落、最率真又最虚伪的品质，小说家借此可以直通人性深处，特别是可以把这种人性写到极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幅并不全面却惊心动魄的“艺术生活”的图景。

善与苦不是生活的全部

由于当代中国小说的本土化要求，乡村生活显然不可能从小说家们的笔下消隐。不过，如果你回味这些小说留下的印象，会发现历史的幕布正在变得柔软轻薄，幕布后面上演的生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幻影，“共时性”增强的同时，突显出的是故事本身的寓言色彩。小说的主题符号常常指向命运苦难与道德至善的混合。这简直就是当下乡村小说不约而同的一次主题集合。

先让我们看季栋梁的《小事情》（《北京文学》2005年第2期），小事情的针尖直刺一个人的命门，是其中三个短篇的共同特征。而苦和善是这种奇异组合的根源。偷几桶井水可以让人坐牢，当告发者请求释放偷水人遭拒后，发出了命运弄人的感叹。“小事情”的荒唐全是因为穷苦所致，内心的反复又见出善良的品性。另一个索还借款无望的人，使出了撒野动作相要挟，在最终求得结果后，又在念念有词中透出心底的不安。如果不是因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这些善良透顶的人又何至于做出如此阴损透顶的事情呢？

徐承伦的中篇《高家庄》（《十月》2005年第2期）像一出舞台剧，故事始终围绕在马翠花一家展开，家里的两个媳妇全都成了村长父子的猎物，委屈求全中酝酿着一场报复的到来。令人惊诧的是，完成这致命一击的是马翠花的傻儿子。杀手深不见底的灵光一现令人惊悚不已。胡学文的《土炕和野草》（《青年文学》2005年第1期）,借着对父亲第四次领回“女人”的反感与不满，小说让海棠这个女儿形象活生生地闪现在字里行间。小说的叙述一直在抵触父亲乱找女人的情绪，以及领回的女人都极欲逃走的气氛中行进，直到小说收束，父亲孤坐坟头的情景，让人发现他内心深处无言的情爱。苦与善再一次在一座孤坟上会合。

在这些小说里，基本上没有劳动的场景，也少有鸡鸣狗吠的热闹和炊烟袅袅的安宁，鲁迅小说里“无忧无虑，真是田家乐”的饭场景象也难得一见。善良的人们正和苦难的命运抗争，乡村的背景也因此有一点抽象的感觉。小说家们笔下的乡村生活仍然处在“原始”状态，让我们无法想象它们是同一片蓝天下同时存在的生活。

我不是怀疑其中的真实，而是思考一个过度释义的问题。在今天，苦和善是不是乡村生活的全部？由于小说家们执著于主题的开掘，乡村生活的温和就难以显现，而道德的至善也有偏于推演的痕迹。

弱者的恐惧与激情

读王祥夫的《浜下》（《人民文学》2005年第1期），我想起了他的短篇小说《上边》，两篇小说描写的都是两个年迈母亲的内心战栗，不同的是，《上边》的母亲因为害怕失去“儿子”惴惴不安，《浜下》里，是四个儿女为了母亲的生命安危而惊恐不宁。王祥夫是一位可以深入骨髓，在人物心弦上耐心、从容地抚摸与弹拨的小说家，他具有在“无事”的庸常生活里发现恐惧与激情，并从中探寻小说意趣的独特能力。

《浜下》里有一个尖锐的穿缀物，这就是“婆婆”不慎吞吃到肚子里的“半根针”，这半根连医生都无所适从的针尖，让四个儿女纷纷回到她的身边，在母亲肠胃里游走的“半根针”，仿佛是扎在儿女心头的箭镞，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冷漠、疏漏和不孝，引发出内心的不安、忏悔与自责。这“半根针”将这个分散的家庭再次穿结到了一起，伦理亲情通过事无巨细的描写凸显出来，出于不安和忏悔的补偿行为，让“半根针”的排除过程成为一种难以释然的紧张。有趣的是，当“半根针”无事般离开“婆婆”的身体后，四个儿女又纷纷各奔东西，只留下母亲孤寂的身影。亲情的闪现与消失如此富于戏剧性，而且是偏于喜剧一路。小说结尾处，“婆婆”在极度失落中猝然倒下，一种悲凉的情绪又升腾而起。一波三折中，我们看不到道德批判的痕迹，有的却是一种东方式的温情与内心恐惧，一种古老的伦理亲情在当下生活中的不稳定形态，以及它在生命个体里脆弱而又绵延的存在。

对弱者精神世界的挖掘，在庸常生活里寻找激情，是一个小说家应当具备的特殊才能。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土里的鱼》（《当代》2005年第1期）可谓惊心动魄。父亲的死带来的不是儿女的悲伤，因安葬问题引发出的矛盾，使秋石三兄弟的表演，成为一场生存权利与欲望满足之间的尖锐冲突。“狗剩老汉”不愿入土为安而选择“厝尸”的要求，秋石三兄弟为此展开的争斗，传达出穷到极致的弱者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迷狂式幻想。信仰源自信任，迷信产生恐惧，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身为村官的秋石，把自己在“官场”和情场上的得意归之于对父亲的安葬与祭奠，老二秋木则以“毁墓”的方式进行命运的复仇。一个致命的穿缀物又在小说里出现，这就是父亲墓穴中那条活着的鲤鱼，“土里的鱼”是一种迷信的象征，可能给生者带来命运的预兆。秋木满怀仇恨掘土毁鱼、秋石看到带血的死鱼惊恐晕死，这些极端行为和极度表达，让我们读出一种难言的悲悯和感伤。

在日益物质化、陌生化的现代社会里，这种挖掘与表达像一种呵护，一种珍惜，一种精神薪火的传承。《人民文学》的“编者”在评价《浜下》等小说的价值时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它们是在作者与生活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生活的梦想、激情、疑问和信念，没有这一切，一个人的生活是苍白的，文学也将是苍白的。”

希望，就是一种寻找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太过哲学，不过它的确道明了一个文学上的隐性主题。希望，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闪亮名词，它和绝望只隔一层纸。同样的，绝望也并非那么灰色，一个心中没有希望的人，绝望又何从谈起呢。文学的悲情也罢，理想也罢，抽象地讲，从来都是在希望和绝望间奔走，不管结局是悲剧还是大团圆，如果能在此奔走间写出世人心中不灭的希望之光，无论它多么熹微，都会给人一种难得的感动与温暖。

中年作家何顿的中篇小说《希望》（《收获》2005年第4期），一如作家以往的小说，表现江南市井生活。这种生活繁琐破碎，要从中写出高潮，非得有点见刀见血的故事不可。问题的难点不在于你能不能写出惊人的故事，而是如何让这故事在不愠不火中见出其艺术的和现实的可能性，同时，故事本身还得包含惊悚之外的主题。何顿的这篇分了十几个片段的小说，看上去是要表现下河街上的民俗生活景象。他让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在独立的片段中出场，卖破烂的老五、贫家孝子二牛、暗娼杨琼，以及麻将馆等典型的民间生活场所，构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生活景象。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这些人物都被聚拢在一个中心故事上面，这就是小说开头留下的伏笔：老五怀疑二牛参与了一场谋杀案。

片段故事由此逐渐趋于集中。生死连环透出烦庸生活的紧张。二牛最后时刻从警察眼皮底下的逃亡，让小说故事在收束时刻突然逆转。“希望”，这个看上去充满亮色的字眼，通过小说的讲述带上了沉重的注释。绝望处的挣扎才是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或想要表现的人物生存状态吧。就此而言，作家的创作意图得到了实现。如果要追问小说更大更深的意义，作者可能会不以为然，这种近乎零度的写作姿态是我们习见的。但叙述过程中的那一点温婉和同情，还是能让我们感知到，这是小说成功的地方，使它不至于成为一次“先锋写作”的练习，而是对人生事理的感慨与倾诉。

林白的《红艳见闻录》（《莽原》2005年第3期）是一篇以女性为叙述视角的短篇小说。风尘女子红艳的现实感知和梦魇臆想交糅为一体，一个人内心的困境在被大量世俗的景象（银角的气氛以及红艳的身份）和意象（“番薯”、“地瓜”等等）包裹，庸常的现实场景和怪诞的梦幻情形让小说故事在似真似幻之间游走，带来一种阅读上的不确定感。林白的“见闻录”笔法的确透着一股从容的气息，让这些很难贴合的情景不露痕迹地得到舒畅的融合与表达。在小说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红艳内心深处的那点微弱晃动的希望之光，在质疑、惊恐的气息中仍然能够让人读出。这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功力所在。

陈继明的短篇小说《冰儿》（《长城》2005年第4期），直接将人物放置到希望与绝望之间搭建的钢丝上艰难行走。小说大的故事框架让人联想到电影《本能》，不过传达的主题内涵却是陈继明个人的，这是这篇小说的可取之处。父子两人和冰儿之间构成的那种危险关系应当说更适合“先锋”和“实验”的路径，但作家却让三个人物在这场危险游戏中各自都来了一次真情告白，而这种情感表达的交融度，最大限度地消释了情节设计的人工痕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可以见出作家本来具有的真切的表达欲望。

三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希望》里二牛走上了逃亡之路，《红艳见闻录》里的红艳很可能会选择从悬崖上纵身一跳，《冰儿》里的“我”让悲剧走向彻底。一场游戏变成了一场梦，噩梦中透出的，仍然有积存在人物心中的希望之光。文学是最能切入人的内心、挖掘人的内心隐秘的艺术。小说又为这种切入和挖掘提供了最广阔和最自由的空间。阅读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那种未必耀眼，却令人感动的希望之光。就此而言，以上三则悲剧故事，又都发散出让人感动和温暖的色泽。

历史的缝隙与秘密

文学家的写作经常会以一种“回故乡之路”的方式出现，在返回“故乡”的过程中，作家总能够发现那些令人惊诧的世相与人间悲喜。鲁迅在回到“故乡”以后，不但因闰土的一声“老爷”而惊异于人心的隔膜，更为无法回答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追问而恍惚不安。一般来说，故乡就是一个永远凝固在那里的乡村世界，其中的裂缝却耐人寻味地一点点为我们感知，让人觉得这个表面宁静的世界原来充满了躁动与不安。

打开历史的缝隙，发现生命的秘密，这样的写作直到今天仍然时有所见。张翎的《雁过藻溪》（《十月》2005年第2期）和叶广芩的《响马传》（《清明》2005年第2期）让人想到这样的话题。张翎是一位久居海外的华文作家,《雁过藻溪》很可以看出作家的移民身份。中年女性末雁的心灵归宿是小说里最致命的主题，这颗本应安宁、平静的灵魂在一夜间变得狂躁不安。丈夫没有理由的离婚要求，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危机，北极之旅发生的短暂恋情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于是，她在梦中受到逝去母亲的精神召唤后，踏上了回故乡之路。在藻溪的日子里，不但末雁本人因孤独而跌入性爱深谷，她同时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秘密，即逝去的母亲原来和自己一样有过一颗不安的灵魂。回故乡之路原来更不平静，这个浮躁的世界本来就难以寻得灵魂的安居之所，这是末雁应当悟到的人生哲理。

叶广芩仍然使用着她那不急不缓的散文笔法，引领着我们从城市走向乡村。小说的叙述角度当然不是回到故乡的模式，但内涵上却基本属于同构。小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揭秘的过程。从唐朝美女杨贵妃到近代土匪何玉琨，历史上扎眼的、惊悚的人物故事，在这个陕南小村落里重合。日本学者要把杨贵妃的生命结局“考证”到日本，“我”要把一个神秘女性的生命历程探出个究竟。历史的谜团被不断复杂的同时又逐渐廓清，历史在是非与错乱中又蕴藏着命运的沉浮与轮回。到最后，我们悟到的，仍然是那个恒定的主题，平静的世界从来不缺少风暴的潜流，平凡的生命一样拥有传奇与高潮，历史和生命的结合与借位，造成了千姿百态的人生景观。要理得清楚这一切，需要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也需要一种超然的态度。叶广芩就总是以这样一种口吻，把小说故事用散文笔法缓缓道来。

流动的世界制造出更多不安的灵魂，受伤的灵魂最想回家，精神的故乡因此令人神往，尽管那追溯途中遭遇到的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黑暗中的心灵决斗

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人民文学》2005年第4期）和葛水平的《黑口》（《中国作家》2005年第5期）是两篇具有同构色彩的中篇小说。孙春平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校园，三个女研究生在性爱选择与事业追求途中，发生了一系列心理争斗和心灵角逐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的是利益争夺中的人性隐秘，赵小穗、李韵和巫雨虹三人之间，因择业和情爱而发生心理上的暗斗，特别是围绕赵小穗和巫雨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情感和利益互相纠缠并由此发生一系列的心理决斗和行为较量，让大学宿舍这个三人空间充满了紧张与悬念。

有趣的是，葛水平的《黑口》也同样选择了三人世界的心理决斗为主题。差异在于，葛水平笔下的人生世界是远在太行山区的偏远村落，三个主要人物都是底层农民。私开小煤窑的五牛、外来打工的“兰州李”和李强，在金钱欲望和生与死的代价面前，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www.daowen.com)

从乡村煤矿到大学校园，从女研究生到年轻的农民，从利益谋求到心理波动和行为处事，为何如此相似，如出一辙？这个看似偶然的主题选择，其实映照出当代人的普遍隐忧，心灵的高贵与低贱。应当说，这样的小说阅读经验常常让人产生一种深刻的怀疑。不过，小说仍然应当是给人以温暖的艺术，黑暗中的心灵决斗当然不一定非得要被突然到来的强光驱散，但透过那幽暗的隧道，我们仍然极欲看到希望的光亮。幸运的是，我从孙春平和葛水平的小说里都看到了这一丝光亮。在《怕羞的木头》里，赵小穗在知晓自己得来的“省经委”工作机会是丑恶嫉妒和心理拼争的意外果实时，她毅然作出了拒绝的选择。《黑口》里的李强最终选择了逃亡，这是一个弱者唯一能够作出的求生之路。

打开心灵的缺口，透视内心的隐秘，并让它们尽可能地朝着有限的光亮流动，这是当代小说家们或自觉或天然的创作追求。也许是因为对这种主题的思考所致，麦家的短篇《成长》（《花城》2005年第3期）也给了我同时的印证。这个有关成长的小说，表现了两个少年为了争夺一个舞台主角而发生的争斗。这个在回忆中显影的故事，它的平和结局，在于多年之后的回味，只剩下对青春的美好记忆和对命运的感慨，是时光让义气之争褪色。

在今天这样一种文化与艺术资源配置越来越精细与苛刻的时代，小说家们能够在保存小说故事的同时努力向心灵深处探究，在垒筑心灵的篱笆的同时，又试图打通由此造成的障碍与隔绝，精神的亮光尽管稀微却仍然闪现，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努力。只是，我们期望这种对心灵隔绝的描述和对精神沟通的表达，能够在一种更具张力的情境中展开，让心灵的碰撞最终能够成为一场漫长而曲折的精神取暖过程。如此，小说将更具打动人心的魅力。

全知的自由和看不透的魅力

小说叙事的方法通常就是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全知全能。另一种是受限制的观察。如今，还流行另一种写法，就是让两个以上的人物去描述同一个故事，共同完成一次完整的叙述，不过，更多的情形是，作家通过这样的描述让故事呈现出更多的主题侧面，在分裂与聚拢间达成某种张力，这样的写法多见于长篇小说。

还是让我们回到前两种叙述方法。一个固定的视角究竟如何在小说里发挥作用，并能够不露痕迹地完成一次艰难的叙述，这是小说家对故事的控制能力的极大考验。武歆的中篇小说《天车》（《中国作家》2005年第7期）是一个值得剖析的文本。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叫李美玲的年轻女性，故事的场景集中在一部天车的操作间里。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发生的故事，却是由一双“看不透”的眼睛来观察描述的，这是一种让人着急、也极具难度的写作策略。“小何”虽然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但作为李美玲的学徒，他对人生世事的了解更加稀少。高高在上的天车里，小何本人毫无制造故事的能力，而且他也看不透那里发生的一切，但一点一点，他单纯得有点犯傻的眼睛，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有序的描述。李美玲被车间主任“罗主任”霸占，电工马福海求爱无功而返，男女工人通过巴结李美玲而谋求在“罗主任”权力棒下的生存空间。故事稍一延伸，老到的读者轻易即可看穿其实质内容，于是小说里的叙述人“小何”的看不透本身，倒成了阅读者感兴趣的要素。

作者武歆始终让叙述者小何的眼睛停留在恍惚、懵懂和略有所悟的交叉中。借着这双没有穿透能力的眼睛，去穿透故事的外壳，展现一个更加复杂的人生世界。李美玲和罗主任的故事如果直接去讲述，很可能就是一则平庸不过的绯闻，正是小何这双看不透的眼睛，和我们一起忽略了铁定发生的事实，天车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一次得到直接呈现，而因此生发出的种种传闻、议论、反应，让故事拥有了小说性。于是，与其说叙述人“小何”在向我们讲述故事，不如说他是在把故事背后生长着的枝杈一点一点道出。于是，一个发生在工厂里的男女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生存和为了生存人们如何挣扎、努力和付出的人生主题。这就是叙述技巧的作用，看不透的魅力在于可以保持单纯，又呈现复杂。当然，就《天车》本身而言，武歆太过注重控制，连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也借小何的懵懂半露半掩，使故事始终在一种情调和张力下推进，缺少必要的转折和高潮。他还应当尝试适度放量。

正巧读了马步升的短篇小说《新的一天来到了》（《飞天》2005年第6期），我以为在叙事上与武歆的《天车》正成对比。这是一篇以全知全能叙述故事的小说。乡镇长陈阡陌在一个周末的遭遇和转折，不但透视出他积郁已久的心理紧张，而且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选择和命运结局。这是传统短篇小说最大化的主题张力，即“一次遭遇改变人的一生”。对陈阡陌来说，这个特殊遭遇就是一向谨小慎微的他，突然间疯狂地把一杯酒泼向前来“视察工作”的县长。这个意外之举没有让陈阡陌这个小人物吓死，反而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干起了早存心底的欲求之事。小说的结局是，泼酒的行为不但没有带来可怕的命运，反而还成了一次双赢的举动，县长镇长同时被提拔，讽刺性里含有说不清楚的奥秘。“泼酒”成了小说的高潮和转折点，这是传统短篇必须要具有的文眼。小说采取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方法，既为作家带来自由，同时又很容易让他在剪裁上陷入困境。就马步升的这篇小说而言，当陈阡陌下定决心踏上“燕娃娃”的家门时，对两个人的遇合过程的描述就显然是个棘手的问题。描述过重会使主题偏失，描述不足又会影响可信度。马步升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后一种更简捷的方法。小说主题方向得到了保证，不过情节本身的真切性很难达到应有的表达。

每一篇小说的写作都是一次艰难的跳跃，姿态、分寸、力度、平衡，动作的专业化和连贯性都会受到考验。这也正是小说写作的诱人魅力所在。

逃离与徘徊

小说里的人物，要么在希望中寻找，要么带着伤痛逃离。寻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灭的人生旅程；希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状态，是生生不息的象征。逃离，是一次心灵的放逐，意味着精神的休整；失望，是伴随这种逃离与放逐的心理高潮，是生命正在徘徊中重新寻找起点的巨大伏笔。今天，在小说家特别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以及这种生存带来的心灵隐忧的时候，表现一种在惊惧中逃离的命运轨迹，就是一个特别容易集中的主题走向。这种惊惧与逃离，既可以发生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也可以出现在仍然停留在贫困中的乡村。

阿宁的中篇《米粒儿的城市》（《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中，乡村女子米粒儿从进城务工开始，迅速陷入了精神的困顿中。年轻女性的角色，情爱与欲望的表面主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物身上蕴涵的普遍法则。小说可取的一点是，作者并没有过度渲染米粒儿与高知“曹老师”、老板“三哥”、有权人“柴行长”这些对她有用却在地位上悬殊的男人们的欲望结合与宣泄过程，始终将米粒儿对城市的感知、对自我的反省作为故事中不断的线索延伸，她总是善良地对待每一个未必从骨子里善待她的男人，她没有大爱，也无大恨，她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最终，疲惫的米粒儿放弃了更多的诱惑和可能的利益，背起行囊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像海一样神秘，海一样深不可测”的城市不属于她，她的唯一选择是回乡，像地里的庄稼一样从容生长。

城市的巨大压力自然是表现逃离的最好、最方便场所。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小说主题，任何情境中都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充满惆怅和悬念的结局。王祥夫的《婚宴》（《人民文学》2005年第8期）就是一个例证。王祥夫以他一贯的绵密铺陈的手法，表现一个漫不经心的庸常生活片断。《婚宴》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一对厨师父子，如何满怀兴致和诚意地去为村人做一场婚宴，这种高昂的兴致甚至已经在动作上有了夸张和表演色彩。整篇小说均匀地向前推进的就是这个看上去缺乏故事性的做饭过程。悬念在结尾处出现，逆转与爆破，是短篇小说最容易传承的手法。父子俩精心打造的原来是一场冥婚的菜肴，主人的排场和场面的热烈，无法抹去父子俩的内心惊恐，在一切就绪的时刻，他们选择了逃离。婚宴仍在继续，厨师却了无踪影。王祥夫没有告诉我们，厨师父子究竟害怕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逃离现场。但很显然，突然的发现，悲喜的逆转导致了这样的结局。与父子俩的惊恐相对应的，是村子后面的河流仍然流淌着。大半篇厨师表演的过程，既有一点讽刺，又不失生活的常规。当然，我认为王祥夫的笔墨还应当更简练，主题寓意更集中、更穿透一些。

现实的场景可以方便地逃离，但这并不是寻求心灵安宁的最后选择。镕畅的中篇《当阳光变冷》（《黄河》2005年第5期）就是一个只有徘徊、没有逃离的主题。首先，人物身份变了。梅函子不是米粒儿，她本身就是城市的主人，她不必在生存上作痛苦的挣扎，所以她寻觅和选择的主动性加强了，她的怀疑更深切，痛苦更具心灵性，她的感受也更飘忽不定，与物质和金钱，与现实的距离似乎更远些。画家范友申、医生吴文彬以及远在南国的Q友，梅函子的纷乱不是生活的秩序，而更多地来自她的心绪。她需要和寻找一种稳定，但寻找的过程中却充满了漂泊不定、犹豫不决的幻觉。这种痛感不是可以量化的得失，却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它可能出现的情形，要么是更具深度的痛感，要么就是一种自我夸大的呻吟。这二者之间只隔一层纸，写作者的表现力因此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将小说引向内心的努力是可取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影像”发达、“纪实”成风、“奇闻”不断的时代，小说的传统功能正在趋于弱化，选择深度，挖掘心灵，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希望、失望、绝望，寻找、逃离、放逐；永恒的爱意和执著的信念，过客的寻觅和失意的逃离，这个从俄狄浦斯以来就无从结束又不断寻求的历程，是文学艺术不变的主题，这种努力的趋向悠久而强劲，是文学里最令人感动的存在理由。自然，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和更有限的心智的条件下得到的结果细小而微弱。努力的迹象和过程或许更为重要和宝贵。

无望的爱与恨

《螃蟹》的作者周建新在小说开头写了一则寓言，读过小说方知，作者是要用这样一则寓言来比附小说中的人物二黑，一个并不伟岸的人物，以旁人并不理会的方式，努力在“清理”着他所生存的“池塘”。这倒让我想起了另一则寓言，一位哲人看到一个疯子手持渔竿朝着浴缸钓鱼，他觉得十分可笑，便逗乐地问那疯子是否钓到了鱼，疯子答道：“当然没有，傻瓜，这是浴缸。”周建新的寓言是想回答他笔下的二黑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我想到的寓言则在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像二黑这样明知无望仍然要去爱，明知没用依然要来抗争的性格，可能是最适合小说家来关注和表现的题材。

《螃蟹》是一篇“问题小说”，它要反映的是在财富欲望急速膨胀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厮杀与较量。二黑似乎就是那只“螃蟹”，他努力想要“清理”放生自己的“池塘”，然而问题在于，他的“清理”经历同时也是一个同流合污的过程。二黑与周围人物不管是“镇长”还是“大款”的斗争，无形中变成了你死我活的轮回替代拼争。

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又加进另一条线索，即二黑对小雪的执著爱情。这条线索本来是小说里不可多得的亮色，而且这种亮色也的确保持到了故事结尾。然而，执著爱情变成了二黑斗争的最后动力，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人际争斗的一部分，这就使这点“亮色”发出的是一种怪异的光泽。当二黑在小说结尾处毅然走向大海，去寻找“干净世界”的时刻，所有的拼争意义瞬间消解。

但这并不是一部解构之书，作者的努力是回到人间，让黑幕在光天化日下表演，再让爱情带上世俗的成规。二黑在执著爱情引领下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成了作者关注与追踪的根本，其他人物就难以给予充分、从容的笔墨。无论是孙炳乾的升迁，温有顺的沉浮，以及潘大天、胡兵等人的起落喜忧，都成了吸附在二黑身上的“附着物”，并没有独立的性格逻辑和命运展现。甚至连小雪的情感世界本身，也更多的是二黑情绪涨落的筹码，情爱本身并没成为可以自由成长的花朵。此消彼长中，二黑的抗争实力不断增强，他的人格魅力却并没有因此得到扩展。他的实力增强了，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妻子，但最后他发现，财富本身带来的是无法平安度日的惊恐，亿万资产也征服不了爱人的心。这部情节节奏较为匆忙的小说时有粗疏之感，在顾及了塑造一个核心人物的同时，其他人物的性格缺少立体的特征。就此而言，这还是一篇写法上较为传统的小说，不过小说试图传达的价值理念和流溢出来的意绪，倒不无现代感。这正是这篇小说值得珍视之处。

小说写作可能就是如此，质感的保留和复杂性的表现有时候是通过不那么自觉甚至还有一点笨的感觉来实现的。比如这篇《螃蟹》，从小说标题到引言，看上去很有一种渲染寓言色彩的倾向。但可以说，这仍然是一部执著于“问题”的小说，至于小说人物身上发散出的命运感及其现代色彩，那是专业读者刻意为之、见仁见智的事，小说还是小说。这很难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想说一句，这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可能与作者的初衷并不完全吻合。因为，二黑本人没有担当像螃蟹一样的“清道夫”职责，他也是“病鱼”中的一员，甚至更加疯狂。这种错位使“螃蟹”成了无以附着的悬置，一个一相情愿的理想。而我并不把这一点看成是小说的缺陷，反而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意味。

怎一个“拙”字了得

《一个冬天的童话》（刘云生）是一则“童话”，但如果说它是关于爱情的童话，则有一点变形；如果说它是关于生活的童话，又有一点辛酸。小说在整体上给人非常“写实”的印象。我读了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童话，而是五四新文学早期出现的“问题小说”（不是时下的“底层写作”）。那些小说尽写人间之苦，生活之难，把一大堆社会问题呈现出来，但除了表现苦难没有别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小说在形式技巧上不大讲究，往往在较短的篇幅内列数一个人一生中遭遇的不幸。眼前的这则“童话”与此十分相似。

这篇小说显然出自一位业余作者之手，我这样说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作者名字的印象深度以及小说语言的质朴无华。作者结构故事的方式和对所涉及的主题的态度即是明证。一个不幸的女人，她从道义上没有抛弃高位瘫痪的丈夫，但人生愿望的强烈却使她必须作出冲破眼前生活的抉择。我认为作者在主题表达上无意中达到一种独特，即秀兰要找一个男人的欲求非常简单，她不是要去寻找爱情，也不是要满足生理欲望，她就是要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她的这个愿望得到了丈夫的认同。这就使这则故事没有成为“查太莱夫人”的“中国式缩写”。秀兰外出追寻男人不但不是个人隐秘，反而成了她和丈夫共同的人生目标。这中间作者还不忘加进另外一个元素，即塞外高原的乡村女子秀兰，决意要生一个“上海人”的孩子。

秀兰寻找到“理想”中的男人这一点并不是小说的悬念，小说的转折来自秀兰怀上“上海司机”的孩子之后。一旦确定自己已经怀孕，她便毅然决然地拒绝“上海司机”的上门要求。小说从此进入梗概式的跨越叙述。故事时间很快拖长到二十年后，秀兰带着自己的儿子到上海寻找“帮助”她生了儿子的男人，她居然在茫然中找到了。这个离奇的写法肯定会让任何成熟的读者不以为然，的确，作者的笔力不足以把一乡村女子对大上海的感受写得到位。但这个离奇的描写却达到另外一个效果，即它揭示了秀兰和“上海司机”共同存在的绵延未绝的爱情。“童话”的味道由此生发出来了。如果小说就从秀兰不辞而别之处收手，这篇小说还是很有些让人回味的地方。可是，别忘了我们的作者并不在意“爱情至上”之类的情调，他又回到了“问题小说”的格局中。儿子下井当了工人，并不幸死于矿难。刚刚看到的那点温暖情调很快就消失了，换之而来的是秀兰无法承受的痛苦。作者的这一点“拙”，让人怜惜，也让人觉得很可爱。他或许没有职业写手的渲染和控制能力，但他却有一种不藏拙的淳朴，一个小说写手淳朴到如此地步，直让人觉得好奇。而且还不要忘记，作者还在小说中加进了一个叫“大汉”的男人，这个人物的出现，使小说的道德感陡然增强。“大汉”又成了“道德童话”的主角。

小说就这样无意地、庞杂地、直白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间童话，这个童话并不美好，处处充满了悲剧的味道。但无论是秀兰的专意生子愿望，二十年后的爱情表达，还是上海司机的热情不减，再加上“大汉”无怨无悔的介入和秀兰丈夫万念俱灰后的宽容，都让这个故事不失童话色彩。生活悲剧的后面，蕴藏着情感与道德的童话。这个梗概式叙述的故事，竟然为我们呈现出多重的主题、丰富的意味。小说的遗憾之处，是作者的笔力不足以让故事升华；它的可贵之处又在于，正是这种拙到毫无圆滑之处的写法，让很多难得的情感与道德元素挽留其间。

让灵魂呈现出复杂

《人民文学》近期分别在头条位置发表两部中篇小说，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和迟子建的《草地上的云朵》。在我看来，这两部同样带有血腥场面的小说，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在叩问灵魂的复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里，两个山里的挑夫一口气将七名寻找金矿的勘探队员置于死地，因为他们受到了灵魂冷漠的屈辱，所以决定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报复。据作家讲述，这宗可怕的血案是曾经发生的真实。血案之所以超出“谁是凶手”类的涉案传奇而成为小说，是因为作家的笔触直接在追问灵魂的冷漠与隔膜。不过，冷漠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残忍的报复和无畏的死亡这个主题，仍然有一点“实用”的味道，情绪的愤怒、手段的残忍和“忠告”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可能达到的深度。人物社会身份与现实地位的两极对峙得到凸显，对灵魂的追问由此止步于冷漠和隔膜。

迟子建的《草地上的云朵》里也有两种灵魂，它们的对立性并不那么强烈，却在色彩上反差巨大。当“杨局长”和“冯乡长”们就着“杀猪菜”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们的孙子们正陶醉于欣赏“草地上的云朵”；当天真烂漫的丑妞被一枚封尘多年的炸弹炸得无影无踪，“冯乡长”从狂欢的巅峰跌入惨痛的低谷时，我们看到的，是“杨局长”们为此颇感扫兴且略带烦躁的表情；在两个儿童的眼中幻化出纯洁的白鹤时，醉眼蒙眬的人们正发出令人惊心的丑恶鼾声。仍然是冷漠的灵魂，但儿童视角的加入使灵魂的色彩更加复杂，冷漠背后的麻木不仁让我们读出了一种更加深重的悲凉。我们在读到麻木灵魂的同时也读出了希望，因为仍然有人能够看到草地上洁白的云朵；我们对灵魂的成长又充满了担忧，担忧那些童稚的眼神会不会最终也变得昏庸黯淡。

小说应当是揭示灵魂秘密的艺术，无论灵魂的外表涂以何种包装或以哪一扇窗户让我们窥视其中的深奥——感情、道德、政治以及价值立场——它都应当以一种深不可测的复杂性显示出诱人的张力。类型化的性格处理以及对人类灵魂作概念式的评判，都会对小说的复杂性、多样性造成损伤。当下小说界，无论是转向身体后的狂欢放纵，也或者在现实批判方面的严肃紧张，都有可能造成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疏漏，即对灵魂复杂性的漠视，因此造成小说在冲击力和深度上的先天不足。

现实里的灵魂问题已经比小说里的表现更加复杂，即如马加爵这样的变异人格，他的学历既能够让他成为一名“寻找金矿的勘探队员”，他的出身又决定了他还有着“挑夫”般的敏感与欲火；他的视线刚刚才从“草地上的云朵”移开，他的灵魂却又朝着可怕黑暗深处延伸。当一个人的灵魂出现如此分裂的纠葛、冲突与难以摆脱的厮咬时，悲剧就更加令人心惊。既然现实里有拿父亲卖血换来的钱去网吧玩命的青年，小说场景里那些坐在酒吧一角扮酷的人，就有可能正在心头升腾着严重的自卑。去表现出这种分裂、复杂和多样，是小说家最基本的任务。能不能在其中把握一种尺度，确立一种价值标准，指出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又是需要小说家们去严肃对待的命题。

现在的情形是，不少写作者有兴趣去解构传统的文学经典，让已有的人物性格“多重”，关系复杂，却无力去表现现实的复杂，无力揭示当代人跃动的灵魂与多重人格。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创作力苍白、想象力贫乏、认知力下降的表现。无法回答当下现实的紧迫命题，情节处理比现实故事还要简单，不能够引发人们对灵魂、道义、人格的思考，文学的力量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