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仁顺：纯粹的底色，迷乱的旅程

金仁顺喜欢在小说里拿咖啡做道具。咖啡现在已算不得小资专利，所以不能因此认为她的小说是小资情调的演绎。不过，咖啡所具有的那种混浊的颜色，清香的味道，或烫嘴或冰冷的喝法，以及咖啡馆里昏暗的光线，暧昧的气息，雅得有点俗了的背景音乐，非要在闹市当中辟出一点清静的艰难，暗示着金仁顺营造的情绪氛围。在金仁顺的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桃花》、《去远方》、《依稀仿佛》等等小说中，或说或喝，咖啡总是离不开人物的嘴唇。但因此认为金仁顺写的是优雅、奢靡的城市生活，那就错了。她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内心平静的，几乎人人都是带着心理的伤痕在寻觅也在逃避，在狂欢也在流泪，在追求也在拒绝。她的小说色彩是一种说不清明暗的杂糅，有红粉也有点灰暗，她的小说基调是看不透主调的组合，有柔情也有情色。

爱情是金仁顺近期小说的惯常主题。不过，读了她的这些小说不禁会问：这是爱情吗？人物总是把握不住自己的爱情对象，一切都好像在转眼间发生着意想不到的、令人担忧的变化。那些爱情最后总要变成另外一种更尖锐、更隐秘的感情。鲁迅的《伤逝》是要说明“爱必要有所附丽”，是基于他的生存、温饱、发展等梯次要求写下的爱情悲剧。这个问题在当代已经被改变了，金仁顺在写一种“新感觉”式的小说。变了味道的爱挥发出很多味道。《人说海边好风光》里的罗晶，她的爱因一次旅行受到考验，爱情变成了一种从心理到行为的报复；在《爱情诗》里，小说人物之间的混乱关系正好同爱情诗里传达的坚定形成反讽；《去远方》里，成长的、爱情的、婚姻的种种遭遇和不幸，都是通过“我”和孜枚两个女性之间的穿插交流一点点“放量”，到最后，两个人描述出的又是一幅凌乱不堪的图景，一股苦涩难奈的味道。孜枚的“去远方”和回故乡之路，留下的都是在感情的危机线上奔跑的足迹。《拉德斯基进行曲》里，一场没有防备的艳遇伴随着不大不小的谎言推进，折射出人心的纷乱。

金仁顺的小说总是让爱情朝反方向领跑，她做得成功的至少有两点：一是人物从来都心向纯粹和美好，二是人物的言行就要出现或已然出现迷乱甚至情色意味的时候，小说故事往往引向一个更大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是一个人成长的轨迹，如《去远方》里的孜枚，也可以是一个人选择的尊严，如《爱情诗》里的赵莲；可以是一个人出于怀疑与恐惧的无谓报复，如《人说海边风光好》里的罗晶，也可以是一种仇恨化解为理解，如《依稀仿佛》里的那个分裂后又重逢的家庭。

金仁顺是注重讲故事的小说家，故事的背景往往并不突出，突出的是人物对话。如此，她的小说倒常常依靠不那么剧烈却不可缺少的戏剧性来支撑。爱情的线索在她的小说里是一股潜流，有时候同故事同向流动，有时候又逆向行驶。故事的戏剧性因此向小说的意味升华，而且那种爱情在确定了纯粹的品质要求后，就开始加入了其他更多的、更隐秘的感情和心理。有时候，金仁顺真的是把爱情等人间感情引向某种复杂的隐秘的心理活动。

在金仁顺近期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更能见出她写作才能的，是中篇小说《桃花》和短篇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

《桃花》是关于两个女人进行魅力较量的小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女人是母女关系。但这不是一篇表现亲情的小说，反而是金仁顺写得最“狠”的一则故事，小说的结尾，女儿夏蕙将一把水果刀捅向母亲季莲心的腹部，鲜血有如桃花在母亲的腰间开放。通篇故事，是母亲为女儿的婚事操心，催促她快点有个着落，另一条线索，却是女儿把失去男友的原因怀疑到母亲的暗中抢夺上。两个女人展示各自魅力的过程中，更年轻的女儿却屡屡成为失败者。最后发生在母亲家中的场景证明了这一切怀疑。两个女人的较量达到高潮。“桃花”于是成为报复的隐寓和象征。反反复复的故事讲得不愠不火，占有、嫉妒，怀疑、表演，成了逢场作戏与暗中争斗的过程，人性、人心的挖掘，逐渐突到前沿，爱情，这个虚弱不堪的字眼，成了一种门面的装点，一种虚假的筹码。(www.daowen.com)

当然，金仁顺不是一个追求表现偏执性格的小说家。有时候，她也会“辩证”地看问题。她想告诉读者，很多东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仇恨也可以转化为理解和同情，要不怎么叫“爱恨情仇”呢。《依稀仿佛》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以女儿为叙述视角的小说，父母离异的原因是身为教授的父亲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家庭破裂，怨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多年之后，当身患重病的父亲在年轻“继母”陪同下出现在“我”和母亲面前时，对生命的怜惜逐渐占据前场。父亲用生命的消亡见证了仇恨的消除、同情的拥有。也许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毕竟，当母亲和“继母”相拥而泣时，场面仍有打动人心之处。金仁顺的爱情观和人性观，由此也映照出不同侧面。

《水边的阿狄丽雅》是金仁顺可称精致的一篇小说。解剖这样一个小说故事，最好用“人格分裂”一类的话题来分析。特别是小说里的朗朗和“我”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拿这样的问题去问作者，答案就明了了。金仁顺对此秘而不宣，但她又好像道破了天机。

金仁顺在这个短篇里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构思才华。“我的朋友朗朗”是个没话找话的话题，是个避免冷场的噱头，是对一个不出场人物的简单勾勒。但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人正在向小说里的“我”靠拢，到结尾，她们几乎就要合二为一了。问题在于，“我”是一个苛求纯粹、面对任何一点不恭与冒犯都敢于出手的纯情女子，而朗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个用身体换取生活的“服务生”。两个人物、两条线索沿着相反的道路一路狂奔，两个人怎么能在相反的道路上相遇呢？这是个哲学命题，小说里有一句话很震撼人心：“形式感改变不了命运。”反方向可能是同一条路，一个人可能同时在两条路上行走，因为人人都既有肉体，又有灵魂。作者的笔力十分了得。

不过，我不想探究这个问题，这不是一篇哲学寓言。我认为从现实的、人性的层面上，小说提出了另一个命题：谁才有权利要求纯粹？假如朗朗就是“我”，问题会更棘手。这还不是一个尊严的问题，这是一种灵魂不会和肉体一起出卖的坚韧，精神不可以被行为玷污的清洁。不知道作者有没有这样的初衷，我却十分看重小说在精神上传达的这一点信念，哪怕只是一种误读。“水边的阿狄丽雅”，有时，她的优雅不在乎弹奏她的指尖属于谁。绿茶，再清纯的绿茶也决定不了被握在谁的手中，我们唯一能相信的只是内心的信念，再荒唐的人都有可能作出最苛求的选择。有时候，它来自于直觉，有时候，它来自于信仰，有时候，它简直就是一种宿命。

金仁顺特别相信对话的力量。她较少描写场景，也不太渲染气氛。人物主要靠对话交锋，故事也是通过叙述者和人物对话共同完成。她的好几篇小说都是在对话中结尾，单看这些对话，并没有直接的哲理，仿佛都是普通的语言，但读过全篇的读者，一定会从这些对话中找到一点隐秘的含义。《拉德斯基进行曲》、《去远方》、《桃花》等等，都是在这样的人物语言中收束，猛一看，给人摸不着头脑、不经意、意犹未尽的印象。仔细琢磨，却也能见出作家的一点用心。

作为一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金仁顺对“历史”并无强烈的意识，对笔下人物的社会根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具体的地域环境，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她想要表达的东西当然来自生活的积累和体验的归纳，但这些积累和归纳多少已经过了思想和大脑的过滤，有一点抽象，透着轻灵，生发出个性。但至少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又希望她能多一点扎实，让时代的气息、历史的足音、社会的喧哗、地域的标识能更浓烈、更明晰一些。如此，以她的笔力和相对稳定成熟的思想和观念，一定会拿出更有分量的小说来。让人物走出咖啡馆，去呼吸或许更清新也或者更混浊的空气，感受或许更刺眼也或者更昏暗的光线。而且，我相信，那也是她这样一位作家得以保持创作活力，创造更广阔空间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