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格非，一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像他的好几位同道一样，“先锋作家”的称号曾经带来很多荣誉，现在他们不谋而合在做同一件事情，设法从这个快成了阴影的光环中脱离出来。因为在今天，大家都得到一个强烈的暗示，只有现实主义的活力是让人放心的，只有现实主义在读者那里才真正具有说服力。

现在的问题是，《山河入梦》是现实主义小说吗？在再现现实、超现实、魔幻现实之间，《山河入梦》更属于哪一种呢？在我看来，《山河入梦》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文本，它的活力和变异性就体现在这种不稳定中。小说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之间的当代中国，一个政治氛围非常浓厚的时代，小说的主人公谭功达是梅城县的县长，一个和政治贴得最近的人物。围绕在谭功达周围的人物，都是梅城“政治圈”、“文化界”的各色人物。小说开始给人的暗示是，这是一部试图表现历史、反映现实的小说。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准备描写自己未曾经历，当下许多读者却都很熟悉或自认为熟悉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我的第一反应是，格非的选择是对自己创作能力的极大挑战。

的确，小说中不无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留下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烙印。但这种烙印在我看来不是通过话语渲染、生活描述达到的，而是通过简化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格非在写人物故事时，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历史时段的必然性和唯一性，他在做出一些简易的、有效的标识说明后，很快就把笔触移开了历史本身，而专注于人物个体。换句话说，作为县长的谭功达，他如何带领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那是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并没有在小说里全面展开。小说沿着一条并不宽阔的道路一路狂奔，这条路就是谭功达的爱情之路。随着谭功达情感线索的不断浓烈，小说的意味开始从再现现实的框架中飘飞而起，超现实甚至魔幻现实的味道开始散发，格非说他至今没有放弃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追求，《山河入梦》果然可以作为佐证。

在这部小说里，“山河”可以臆想为五六十年代的梅城和作为县长的谭功达，“梦”，则是谭功达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一个人性几乎被忽略不计的时代突显出的强烈印迹。“山河入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大历史纷纷黏着在个人梦想上面的一种失重比喻。“山河”的沉重压制着“梦”的飘浮，梦想又以自身的轻灵努力冲出现实。这样两种不成比例的力量构成了《山河入梦》的叙述张力。当然，梦不是一个中性词，美梦是梦，噩梦也是梦，谭功达所做的梦是美梦，但他梦醒的过程却充满紧张与险恶，最后，这个梦破灭得让人只能认为是一场噩梦。谭功达的梦具有荒唐的色彩，但的确，这个梦里包含了一些与生命、与内心相连接的东西，他的梦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预言。现实主义就这样和现代主义接轨了。“山河”和“梦”互为预言。(www.daowen.com)

从现实层面上看，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作为县长的谭功达有权力让一个澡堂里小女工姚佩佩成为贴身秘书，他有权力让自己到县文工团挑最好看的女演员白小娴谈恋爱。现实的荒唐在于，权重一方的谭功达唯一一个婚姻对象却是一个叫张金芳的乞讨者。小说急转直下的情节来自第三章，谭功达被撤销所有职务，他经过荒唐的婚姻后，来到了一个充满乌托邦色彩的地方“花家舍”。如果说此前的故事叙述还给人以现实主义期待的话，此后的一切都抹上了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急转直下不是突然的放弃和选择，两者始终都是互相勾连的。其实，格非选择那样一个历史时段，选择一个县长来展开故事，从最后的效果看，本身就暗含了某种讽寓和荒诞性。现实和超现实从一开始就奇异地结合到了一起。小说的后半部分，也就是谭功达到了花家舍之后，一切都变得明朗，格非叙述故事的沸沸扬扬的能力获得了自由释放。前半部里他和白小娴的恋爱，和姚佩佩的暧昧，都是权力笼罩下的“业余生活”，作家必须为他在这几个女人身上做出的每一个动作找一个现实的、可以依据和可信的理由。到后半部，谭功达从县长变成了“巡视员”之后，人物身份的自由也为作家的表现力获得了解放。姚佩佩成了杀人犯而走上逃亡之路，赋闲的谭功达这时才意识到他真正爱的人是姚佩佩，冒险的书信成了爱情火焰的速燃器，一个流落者和一个逃亡者在失去生活秩序、无缘相见后真正走到了一起。

我更看重小说的第四章“阳光下的紫云英”。这一章里格非表现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谭功达作为生命个人对爱情的执著的、冒险的追求，一个是花家舍这个乌托邦散发出的温暖而又怪异气息。直到这个时候，前半部里一个身为县长的男人与几个女人发生的恩怨才找到了主题上的必然性，作家的良苦用心才被读者看到。梦的荒唐与现实的荒诞才有效地合拢。作家对花家舍、对花家舍隐秘的“掌门人”郭从年的描写含有复杂的意味。一个个人生活被完全掌控的世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格非并没有急着去否定，这个谜仍然留着，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谭功达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自由和宽容，因为正是在这里，他和杀人犯姚佩佩的爱情之花才得到了自由而又怪诞的伸展与开放。

本来，我还想就小说中一些人物关系的设计及个别细节和作家校正一番，但逻辑推理到此，忽然觉得这种纠缠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似乎看到了一点格非的初衷和用心。这里，想借用纪德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话代为表达：“他的作品绝不诞生于对现实的观察，或者说，至少并不仅仅诞生于此。它也不是诞生于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思想，因此，它不是理论的，而是沉浸于现实之中，它诞生于思想和实践的相遇中，于两者的混合之中。”纪德用“每一部作品都是事件受孕于思想的产品”来归纳以上论述。（见《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一书第79页）这与我此刻对《山河入梦》的想法很切近。当然，我绝不是说《山河入梦》已是一部拥有存在主义思想的小说，也绝无把二者进行类比的意思，而是说，很多时候，小说家都在处理一些不为读者所知的问题，不管他们处理的方法有多大不同，一旦被我们感知，就会为我们的阅读带来一种发现别人秘密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