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背景下的长篇小说

2003年12月26日的《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从郭敬明涉嫌抄袭看文学价值尺度的丧失》。文章所处的栏目本是一个发表社评文章的位置，总是由张天蔚等嗅觉灵敏、言辞锐利的评家对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如巴以冲突、孙志刚案件、民工工资拖欠甚至萨达姆被捕之类的事情进行述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栏目里读到和文学有关的评论。看来，有了“突发事件”，文学话题也能转变为社会话题。文章的立论主要是人称“韩寒第二”的郭敬明被控抄袭“另一位女作家”庄羽的长篇小说《圈里圈外》，在论者判断郭的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确实与庄羽的《圈里圈外》“极其相似”、“几乎雷同”的前提下，对文学批评界对此没能给出及时有力的说法表示不解，进而发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已经丧失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是否意味着文学批评界已完全失语？是不是暗示着一个唯利是图的文学时代的来临？出版商的眼里只剩下了利润，再也无须考虑社会效益和文化责任？”抛开就事论事，这一连串的发问在我看来确实直指批评的要害，让对此承担责任的人汗颜。

面对每年上千部的长篇小说创作，批评家们真的一点作为也没有吗？我想起批评家雷达在一篇访谈里谈到的事实，在平均日产两部的长篇小说中，“每年大概有50～60部新作会有一些评论给予关注”。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以批评所处在的尴尬位置，以批评家阅读、写作需要付出的艰苦劳动，以当下长篇小说质量可以言说的空间，文学批评家有无必要和如何跟踪、评判一个接一个的“文学事件”，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挑战。不管是评家的追问还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疑虑，都在印证一个事实，当下文坛的主要动向大多体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中。近些年来，长篇小说是文学界与社会可以“接轨”、“对话”的主要领域，长篇小说创作的走向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当下文坛最值得关注的对象，长篇创作同样是我们点评一个年度文学表现形态时的重中之重。那么，面对2003年一年的文坛，那些最抓人眼球的长篇小说，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小说与电影的互动之后

没有一部小说像《手机》这样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问题，它是2003年最后一个也是最响亮的一个文学事件。刘震云，这个曾经写出二百万字的长篇《故乡面和花朵》却让批评家不敢面对，让读者无法深入其中的作家，今天突然以直面社会“热点”现象和“热点”问题的题材，搭乘着“贺岁电影”这个不可多得的手段，让自己的小说一炮走红。像这样同名的小说与电影并驾齐驱、比翼双飞，并引得男女老幼竞相争看的现象，新时期以来还真的不多见。仅仅一个月，电影票房已经达到四千五百万元，小说单行本也已售出十几万册。在全面的市场成功面前，编导和作家总是同台出席答谢会，接受各种赞誉、颁奖、采访和宣传活动。本来，影视对文学形成冲击是大家的共识，现在，影视成全作家却成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普遍心理暗示。网络文学的潮流还未退去，以手机短信为“体裁”的“拇指文学”又甚嚣尘上。然而，刘震云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手机取代不了文学交流，而只能让电影《手机》轰动，让小说《手机》畅销。我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这部小说本身的成功，而是想要说明，小说与电影的互动，不但让一个作家获得成功，而且动摇和改变了众多作家的小说观念。这种创作观念的转变，早在几年前就已成为风尚，发展到今天，渴望通过改编影视剧本而获得利益、扩大影响，已经成了许多作家心照不宣、不约而同的创作选择。这种创作选择的变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形态，成为我们当下小说家们创作姿态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

无论原始的出身如何，现代小说从来都是以高贵的姿态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小说在极致处不可更改、不可缩写、不可移植，一直是小说家们引以为荣的理据。现在这个观念变了。作家们对影视的好感表达不再半遮半掩，而是充满乐观和成就感地与影视界同仁一起走上领奖台，一起出席首映式。且看刘震云的表述：“大家觉得一个人的作品由小说改编成电影，就好像良家妇女变成了风尘女子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倒过来看，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作家堕落了。很现实的，第一，增加了他的物质收入。第二，它能够增加小说的传播量。生活变了，电视、电影、网络传播可达的广度，特别是速度，比纸媒介要大得多。中国所有的前沿的这些作家，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现实。”刘震云还对“作家有文化，影视界的人没有文化”的谬论加以驳斥，而且这些态度都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刘震云的言论是作家向影视界示好的极端例证。他比那些又想得好处，又不想承认的辩解至少多了真诚。的确，“生活变了”，这意味着文学观念必须变，具体到创作中，小说观念要变。作家公开谈论并承认对物质利益和名份的追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我绝对相信，作家与导演的蜜月期正在到来，如果说此前还是电影导演感激“文学驮着电影走”（张艺谋语）的话，从今往后，双方从心态到利益都会趋于平衡。

2003年，著名长篇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消息不时传来。陈忠实的《白鹿原》要拍成电影、电视剧，还要上演话剧；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搬上了话剧舞台，作家本人还出席观看；张平的《抉择》此前已经以电影形式引来轰动。有人统计，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已达总数的70%以上。

所有这些例证，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小说正在与影视形成从未有过的合谋，共同营造当下的文学艺术景观。作家不再心怀不安地与导演合作，而是谈好条件合作，愉快地分享成功的喜悦。小说形式的极端性，小说形式臻于完美便不可改编的纯粹理论，已经被放进学术典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在向影视示好。至今仍然用笔而不是用键盘写作的红柯，在2003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我固执地认为，小说不应该靠影视走红。”“因为小说与影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好的小说是不可能拍成电视的。”红柯的这番不合时宜之论让谁看都会觉得恍然如昨，当然他说的很平和，没有神圣的义愤。小说和影视关系的论争，看上去是艺术形式之间的高下、优劣区分，事实上，在我们这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物质收入”和“传播量”的问题。

在市场背景下确立文学尊严

在当代中国，市场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应当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人们首先是把市场作为干扰和制约文学正常发展的因素来对待，所以“市场对文学的冲击”、“商业化时代的文学命运”等等，是作家和批评家们特别容易谈及的话题。然而，对市场的批判并没有阻止文学与市场结盟的步伐。于是，理论界也逐渐承认了市场在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的存在权利，“文学与市场”因此从一个道德话题变成一个学理问题，从不屑一顾的批判转变为理性的分析和研究。

最突出的例证是，2003年初，上海学者王晓明等就“新文学生产机制”这一命题进行了广泛论述。有关文章先后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报刊。其要点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八十年代以前，文学生产的权利掌控在作家协会/出版社或有关宣传部门手中，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生产机制主要由出版社和杂志社等文学作品的生产部门来掌控。这种机制转换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深刻，因为发表/出版机构既是国家机构，同时又要追求市场利润。这些学者还认为，今天的宣传文化管理部门，更多的是对文学生产部门进行管理和掌控，而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直接介入到作家的创作中。

无论这些学者的观点如何，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下作家和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文学市场化的现象，或者说都意识到了市场对文学创作与生产的深刻影响。十年以前，很多小说家以艺术之名抵抗市场，或为自己失去读者寻找理由。如今人人都想投靠市场，但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在痛苦中妥协，多数人陶醉于发行量和改编权的利益获得。应当说，市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深刻的，表现形态是复杂的。就文学书市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形值得注意。一是创作题材出现重复制作的现象。一部作品一旦在市场上走红，“搭车”之作就会应运而生。这些图书中，有的是虚构文学作品，如王跃文的《国画》在市场上畅销，“村画”、“寨画”等莫名其妙之作就会出现在市场上，仅是以“权力场”为名的作品，就有近十种之多。安顿的《绝对隐私》在市场上热销，“隐私”之作就相随而至。此外，像《哈佛女孩刘亦婷》、《谁动了我的奶酪》等“准文学”图书不断创造销售神话，导致更名换题的副产品不断出现，造成了大量的印刷垃圾。二是作家特别注意市场包装。这种包装除了图书印刷质量的变新与提高外，许多作家和出版者形成生产合谋，在书名上“下功夫”。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莫言的《丰乳肥臀》因惊世书名和纯文学写法引来一片惊呼。简单而言，“严肃内容”和“艳俗包装”的结合，既可以摆脱意识形态批判，又能够天然地获得市场机会，成了一种文学图书的营销策略。其后，铁凝的《大浴女》、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拯救乳房》，一时形成了书名比拼。特别是池莉的小说，本是一部小说合集，在图书上市之前，突然变名，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毕淑敏的小说原名本是《癌症小组》，也是印书前的一刻更名为《拯救乳房》。两书的共同点是，作家都是“应出版者要求”临时更名的，作家自己再为这个夸大的书名作一个严肃的注解。这样就既达到市场目的，又没有内容上的风险。是一种创作与生产的合谋案例。这种现象恐怕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但对之批评的声音无论在批评界还是在网络中都时有所见，读者的不满之声鹊起，值得关注。

2003年，严肃文学不能再甘等市场来向自己敬礼，而必须主动寻求合作。春风文艺出版社做了两回特别有市场味道的动作。一是叶兆言的《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出版后，作家本人向读者征集新的小说名，这无疑是一种借助新招吸引读者视线，为媒体制作“新闻点”的行为。到了年底，阎连科的《受活》即将上市，一种可供珍藏的精装版本据称将限量发行，并由出版方在书市上当众毁版。这些变招总能够为各种大小报纸的文化和副刊记者编辑关注，使小说的名声自动得到扩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完成长篇后的作家很愿意和配合记者的采访，他们在采访中甚至把自己创作新作的过程，甚至小说的主题、深意都和盘托出。在某种程度上，小说家自己充当了自己的批评家。这种情形有点像十年前的诗坛，由于缺少批评的关注，诗人们纷纷自己出动，当起了自己作品的评论员。可以说，2003年里，几乎所有出版了长篇小说并制造出影响的作家，都在报纸上、电视里侃侃而谈。刘震云和电影导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可能是这方面的极端例证。

市场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追求中，为获得市场利润，有的作家明显表现出放弃艺术理想追求和创作形式上的探索，而宁愿就范于市场要求。这对当代文坛创作的利弊影响是复杂的，需要从理论上作深入的剖析。有一点可以指出，当下的小说，无论是何种题材、体裁，主题的明晰度和故事的可读性总体上得到加强。但这种变化并非是理论呼吁的结果，更多的是作家们为适应文化市场要求做出的选择。一个乐观的情形是，模仿、空洞之作无人追捧，将现代性与民族性融合，植根于中国本土又充满探索精神的小说最受批评家尊重。我不知道这种可喜的情形，是否可以看做是作家、批评家和市场之间达成的默契。

在市场的促动下，小说的类别正在出现变异和新的划分。即以小说里最有市场效应的反腐败题材小说来说，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在市场反应、专家态度及官方评价方面各不相同。总体上看，“官场小说”和“反腐小说”具有某些方面的共同特征，但内质又有很大区别。在“反腐败题材”的统摄下，大致可以划分出两类不同的小说。一类应是属于“主旋律”创作的小说。这类创作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等作家的创作为代表。其特点是，作家注重于信仰与欲望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冲突。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作家始终面临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并突出一个倾向性的主题：信仰的力量要战胜欲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由于要回答信仰、正义这样的重大命题，所以这些作家的创作往往题材较大，人物的政治级别很高，小说名字响亮。如《法撼汾西》、《天网》、《国家公诉》、《至高利益》、《苍天在上》、《省委书记》，等等。书名即可看出作家的创作选择。另一类以“反腐败题材”名目出现的小说，更注重在叙述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揭示人性内涵，探求更具广泛性的小说主题。这里可以举两个有影响的作家为例。王跃文的《国画》，重在揭示朱镜我由纯洁走向堕落的精神蜕变过程，对人物的精神变化过程的描述大于对其腐败行为的批判，重过程而轻结果（腐败者受惩罚）。阎真的《沧浪之水》展现了身为知识分子的池大为在官场上的沉浮，特别注重对其灵魂道德滑落过程的描写。这类小说不是要回答官场的腐败问题，而是借“腐败”这个躯壳，来表现更普遍的主题，因此在文学界似乎更受关注。作家的态度显得激情不足，冷峻有余。这两类小说有一种微妙的分野，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的小说，是正义战胜邪恶的道德回答；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要告诉人们，道德的下滑是一个“不得不”的、不自觉的过程。对腐败的批判和对正义的张扬并不是他们的主旨。2003年，许春樵的《放下武器》试图走出这两种主题的限定，作家努力要表现更具感情色彩和个人性的内容，在政治、道德的范畴外，加上了一层伦理色彩。尽管小说人物郑天良的塑造还难称饱满，但已经预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作家不想以题材取胜，或者说，一个旧的题材领域创造出更纯粹一点的文学的可能性已经具备可能。

应当看到，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学创作潮流，文学批评没有能够做出有力的回应，令人信服的理论批评较少。有许多创作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做出明确回答。应当适时召开有关理论批评研讨会，鼓励和支持有力度的批评文章与批评著作问世。像“市场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中的道德力量”、“反腐败小说”的写作原则以及“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创作课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会对文学思潮、作家的创作选择、文学市场秩序、读者的审美趣味等纷繁复杂的问题有廓清作用，而且会对影视文学创作、文学管理机制的改革有启示作用。

2003年长篇小说阅读笔记

1.董立勃的《烈日》和《白豆》

与其说董立勃是在2003年成名的新人，不如说是他给本年度文坛带来了第一个惊喜。《白豆》和《烈日》不但让人们认识了董立勃，更让人想起小说是一种诗意的写作。

在《白豆》里，董立勃把白豆写成一个不美不丑、不卑不亢、矜持软弱、善良固执的乡村女子，把她放到西部一个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的兵团里面，然后开始描写她没完没了的，既是婚姻又是爱情,既有诗情又多残酷的生活。发生在白豆身上的事情总是在诗意里夹杂残酷，在残酷里又显示出女性的魅力。

这是一篇充分展示作者叙述、描写和故事结构能力的小说，是一部带着真情实意去写又保持冷静姿态的本色小说，其中也显露出作者某些方面的努力尚未臻于成熟，但就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无病呻吟和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有痛无痛都要叫喊的时候，能有一些本色的、从容的、美好的文学呈现在眼前，无论如何是一次幸福的相遇。

　和《白豆》一样，董立勃在《烈日》里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戏剧色彩的故事，这种戏剧性究竟是因为小说故事的偶然性、连环性及交叉性所致，还是小说结构形式的完整、缜密、讲究以及与之相随的中规中矩引发，我还真的下不了定论。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董立勃是一位精通戏剧艺术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太有戏剧性了，看惯了散漫不经的小说之后，读到这样讲究形式的小说，真的有一种亲切和惊喜。

董立勃的小说题材主要来自于西部，特别是他最为熟悉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荒凉、原始、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深深烙印着现代政治的人间故事，如此不协调地共存在他的小说中，引发出充满野性活力的原始冲动、政治权力下的生存定律等一系列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故事。(www.daowen.com)

戏剧性是董立勃小说的突出特点，在《白豆》和《烈日》里，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关系最为明显。两三个不可多得的女人，三五个政治地位悬殊的男人，人物之间呈明显的“对手”关系，突出表现几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是他特别擅长的人物结构方式。戏剧性还表现在小说情节的突变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中的“情节突变”论非常吻合。两部小说中男女人物在爱情追逐和强奸与受辱的冲突中，把原始野性和权力意志的主题纠缠到一起，传奇故事由此成为充满复杂意味的小说。董立勃小说戏剧化的叙述风格，通过简约的语言，诗化的、散文化的叙述方式得以实现。《烈日》运用了长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第二人称口吻，并且全篇十多万字如行云流水般畅快淋漓，除了作者沉静耐心的写作态度，还得力于他在叙述上的能力。以对话为主的叙述进程和没有引言的对话方式，使小说人物对话与作者叙述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十分妥帖自然。

性爱是董立勃小说最大的主题，但女人的命运、爱情的得失并不是小说的重心，性爱其实只是构成生活权力的一部分，获得性爱的多少决定于每个追求者权力范围的半径。权力在董立勃小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是马营长还是生产队长，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可以任意操纵他人的性爱权力，而他们自己的性爱权更不必说，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董立勃以柔性之笔写下布满惨烈味道的故事，他越是把女人写得美若天仙，小说故事的紧张程度就越高，他把权力者对贞操的苛求同普通人求爱权的丧失交融在一起，更加凸显出不平衡世界里的混乱、残忍和悲哀。性爱是可以挥霍的东西，这还真的是从未有过的主题深度。我想起了昆德拉，昆德拉小说里有一个随处可见的故事“眼”，遭遗弃者为自己被遗弃而暗自得意。被遗弃变成了自动解脱，从而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它的悲剧性被扭曲为喜剧，喜剧就这样比悲剧更有深度。这样的情节不断在不同的小说里出现，成为昆德拉小说的情节要素之一。董立勃小说人物的性爱观，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董立勃是一位风格明显的小说家，他精湛的笔法和精巧的故事结构，使那些本来看似平平的人物活跃起来，成为极有戏剧性的人间故事。他的创作在今天这样的文学氛围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至少在我看来，董立勃的创作告诉我们，小说是一件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才华要有所控制，才能在倾泻的同时显出执著的流向，有了这种流向，小说才会显示出力量。《白豆》和《烈日》已经展示出董立勃极具创作天赋，他的小说干净得像一部戏剧，说明他在结构上和叙述上精益求精，并已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当然，我也感觉到他可能会出现的创作障碍，《白豆》和《烈日》题材资源相对固定，主题方向和故事趣味趋于相似，叙述语言还不够挥洒自如，这都对他今后的创作道路提出挑战，寻求突破一要靠新的题材资源，还要有明晰的创作观念。

2.毕淑敏的《拯救乳房》

2003年的“非典”时期，封闭的生活并没有成为小说繁盛的契机，因此促生的却是电子传媒。不过，有一本小说却在这一时间段内受到了特别关注，这就是毕淑敏的长篇新作《拯救乳房》。书名及其因此带来的争议，都有可能是市场卖点的一部分，并成为“主创者”的策略之一，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警惕。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和小说内容比较贴切”的书名，“张开双臂，肯定生命，拥抱未来”，即使不是小说的“全部意义”，至少也是作家本人创作的出发点。

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前，曾读到一本标有“生理人文系列图书”的读物《乳房的历史》，作者考察了“乳房”在西方文化与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处境和不同意义，巧妙地打开了人类认识自身的一扇窗口，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描述了西方文明历史的流变。神圣的、情色的、家庭的、政治的、心理的、商业化的、医学的等等这些加在“乳房”前面的定语，使“乳房”成为一个流动的、可以无限阐释的“文本”。而且，从这本书中，我们第一次读到了“拯救乳房”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我们知道了“乳房一直是（将来也会是）社会价值的标记”。在西方，乳房从一个社会话题演变为医学问题。在中国，乳房可能正从一个生理的、医学的问题强化为心理的、社会的问题。《拯救乳房》应是这种关注焦点正在转变的信号。

医生出身又特别关注心理题材的作家毕淑敏，选择这样一个特殊题材，从“拯救乳房”出发，去打开一个特殊人群的心理世界，这是一个合理的创作选择，天然地避免了“哗众取宠”的嫌疑。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心理治疗小组由形成、创立到活动、解散的全过程。这个小组由心理医学专家和乳癌患者组成，每个人都有进入小组的特殊理由，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理由是，除了心理医学博士程远青，大家都是乳癌患者。生命的焦虑、死亡的威胁，让他们寻找到共同的心理基础。每一个患者的背后，又有一个十分隐秘的人生故事。这个“癌症小组”的共同使命，是为了“拯救乳房”。

尽管小说以心理探索为归宿和目标，但就我个人的阅读印象而言，小说具有更强的故事性，着重于描写乳癌患者在罹患前后的悲剧性故事。“小组”是个串接故事碎片的框架，在这个合理的框架内，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乳癌患者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出来，可以互相交叉，也可以各自独立，叙述者游刃有余地穿行在这些“小组成员”之间，让他们诉说自己的罹患经历。让人们知道，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身体和内心承载着、存储着的焦虑和痛苦。安疆、鹿路、成慕海等人，在进入和参与“小组”行动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同的悲剧故事和心理焦虑“集结”的过程，正是这种“集结”，使个体的生理病痛和个人的精神痛楚得到强化，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我看来，“癌症小组”的成立，从小说叙事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作家的叙述要求，成为小说构思精巧的策略。

事实上，这部小说还来不及对乳癌患者属于“绝对隐私”的那部分心理内涵进行细腻描述和深入揭示，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推出一个主题：疾病患者是生命意识更加强烈，对人生思考更加独特的存在。癌症患者，或者说乳癌患者尤其如此。这是对的，因为无论从社会群体的观念，还是从文学创作的意识来看，生理的病痛和心理的痛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联系和黏合。“文学是人学”，既可以是从心理到心理的过程，也可以是从身体到心灵的探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超越文本的价值。对小说观念的改变具有触动的力量。就此而言，《拯救乳房》如果是一个“文学事件”，也不应当是对小说书名的纠缠，而应着重于它在小说叙事和题材处理上的得失探讨。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始，让象征主义的寓言从关注身体、追问生命出发。

3.阎连科的《受活》

阎连科在2003年为中国文坛烧了最后一把火，《受活》是这一年小说的最后一个亮点。否则，人们会以为小说都像《手机》那样做电影的陪衬呢。当然，阎连科也不是木讷的向壁虚构者，《受活》的出版方式（限量发行珍藏版并发表毁版声明）以及之后的宣传攻势，都证明作家已自觉加入到为自己作品寻找更多读者的行列中来。但阎连科仍然是少数严肃的小说家之一。

追踪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会觉得他是个企图对小说意义“通吃”的作家，强烈的现实感，巨大的历史投影，深重的人性与哲学寓言，阎连科都想在自己小说里得到生发，三者间在多大程度上融合，是决定阎连科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从《日光流年》里“三姓村”全体村民为求生存而艰苦卓绝，到《坚硬如水》里高爱军和夏红梅把“革命”和“爱情”、“政治”和“性”搅得混浊不清，再到眼前这部《受活》里的乡亲们，为了县长的一个理想让一棵棵生命之树疯狂生长，最终又如同他们的残疾身体一样扭曲变形，阎连科总是那样在一个看似“独立自足”的人生世界里展开自己的故事，让深重的小说意义附着在这些看似极不相称的生命上面。由于环境的“独立”（世人陌生的耧耙山深处）和人物的变形（或如“三姓村”、受活庄人的集体残疾，或如高爱军、夏红梅式的心理扭曲），阎连科小说始终有一种浓重的寓言色彩。而真正让人感觉到小说分量和意义力量的原因是，这些“寓言”故事，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当下性，小说的场景甚至就是叙述者的“故乡”，因为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和充满感情；小说里的人物也仿佛是爱恨相加的亲人，他们不是哲学寓言里的类型化角色，而是一个个具有血性的鲜活人物。阎连科的创作追求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小说探索显得深重而肩担大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阎连科在小说的结构形式和小说语言感觉及语言的色彩、节奏等方面的追求也很明显。在近年来中国作家从小说语言上努力祛除西方小说的影响，试图用尽可能纯粹的中国语言表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的过程中，阎连科是比较自觉并用创作实践做出证明的小说家之一。大量的口语化语言和方言俚语的介入，让“土得掉渣”成为其小说的一种刻意的标识。然而同时，小说在结构上又体现出极强的现代感，这不但会显露出小说的时代印迹，更重要的，是作家试图让小说的意义通过形式本身呈现出来。

《受活》是阎连科最新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故事背景和人物设置上与《日光流年》具有同构性，都是耧耙山脉的乡民生活，都是集体残疾的人物组合。《受活》里有一个最大的故事悬念，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故事和中心主题，这就是县长柳鹰雀要购买列宁遗体，要在县里建纪念堂并以此吸引游客、发展旅游，进而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宏大构想。这一构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过分奇特，更主要的是，它使小说的现实感和时代色彩明白无误地突显出来，同时，这个含义复杂的荒唐构想，浓缩了小说的现实感、时代性和寓言色彩。由这个悬念又带出另一条主线，即受活庄人的绝活表演。这个残疾人组成的村落突然焕发出活力，并且人人身怀绝技，尽情挥洒，受活庄的“绝术团”在柳县长的带领下走出乡村，走出县城，红遍方圆百里。他们四处演出，大把收钱，好一派“闹腾”景象。这里，柳县长是为购买列宁遗体集资，茅枝婆是为了让受活“脱县”答应“组团”演出。购买列宁遗体和残疾人的“绝术表演”构成了小说的双重喜剧。柳县长的宏大构想越加离奇，受活人的绝术表演就越加神奇。柳县长的狂想越是不可遏止，受活庄人的生命就越是疯狂生长。在一个人的巨大的荒诞构想面前，整个一村落人的疯狂表演就显得合乎某种情理，这是《受活》的故事得以支撑和发展，并能够产生出作家设想的意义的重要原因。《受活》最大的严肃在于，柳县长的狂想被无情制止，这使小说故事最终从荒诞被拉回到现实。整部《受活》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进行的一场疯狂的“战斗”。这个人的“战斗”失败了，所有的人就停下了脚步。小说的开始是柳县长来到受活庄并与茅枝婆“唱对手戏”，最后的结尾还是这两条线索，茅枝婆在得到受活庄“脱县”的红头文件后安然死去，柳县长在官位丧失、妻离家破后自残身体，并因此得到受活庄安然度日的资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主题构想还难以说清，但这却显然是柳县长和受活庄人唯一能够分享的“果实”，从“根须”开始生长的生命之树，最后的果实竟然是如此空壳，这或许就是小说的寓意所在吧。

《受活》是阎连科小说链条上的一次打结，是融入了作家才华和情感的一次倾泻，对中国小说来说，是努力通过具有强烈的民族标识的人物、故事和语言展示创作才能，将现代小说技巧和观念实现本土化转变的实践结果。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阎连科的个人努力具有象征意味和代表性。也正是因此，《受活》是2003年中国小说界值得欣慰的收获。

“长篇选刊”及长篇竞争

由于长篇小说的繁盛和与之相随的市场效应,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长篇小说。《小说选刊》创办的“长篇选刊”于2003年出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也在紧锣密鼓中推出，《收获》有了自己的长篇创作丛书，改为月刊的《中国作家》不惜以大半本篇幅发表一部完整的长篇。《当代》的选刊旨在“精选被遗忘埋没的优秀之作”，而去年问世的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董立勃的《烈日》和老地的《花心不是我的错》入选创刊号，多少能体现出这种编选思路。相比较而言，《小说选刊》更愿拿热门小说开路。去年出版的第一期，选发了莫言的《四十一炮》和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是在揣测读者要求和市场卖点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两部小说的名字一度在媒体上频频出现。《四十一炮》作为莫言的长篇新作，前半部一如莫言小说的既定风格，激情四溢，精彩纷呈，而且是我读过的莫言小说最为感动人心的华彩篇章。但小说的后半部却落入不可收拾的喜剧、跑调和油滑。小说前半部罗小通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悲悯气氛感人至深，而少年罗小通突变为一个肉类加工企业的老总，并不断创造奇迹的行为，使前后两部分有相互脱节之嫌，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后半部破坏了前面烘托出的悲剧气氛，让人觉得十分可惜。但不管怎么说，这仍然是一部显示莫言创作风格的长篇。

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是在网络上成名，然后又通过纸质走红的长篇，仅我个人所见的版本也在两种以上。这部略带颓废感的小说，营造出的是都市里奢迷、夸张、纷乱且不失执著的氛围。欲望和性爱不可避免地成为小说着力描写的对象。叙述和描写谈不上多么精彩独特，甚至还不失粗疏。但有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其实是一部很有道德感的小说，人物的欲望冲动和纷乱的生活方式里，到处散发着一种寻找精神归宿的强烈愿望，所有的堕落与错乱都是一种道德的煎熬与灵魂的拷问。依我之见，这也是这部小说可以在网络中和书店里同时风行的原因之一。

长篇小说在2003年的开花结果已经引不来多少惊呼，长篇小说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文坛的宠儿和主流。有影响的中篇小说正在扩充和“组合”成长篇小说上市出售。可以提到的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产生影响的作家作品还有很多。我这里想借部分批评家的推荐评语，点评一下出现在本年度的部分长篇小说最突出的特征。以下评语均来自《当代·长篇小说选刊》。许春樵的《放下武器》：“作品在解疑答惑中完成故事的讲述，让人们看到了进入官场秩序之后的郑天良如何难以自抑地由好变坏，由‘清’变‘贪’。”（白烨）；李佩甫的《城的灯》：“李佩甫道德理想主义的充分发挥，表达了他对历史、都市、贪欲碾碎了道德之花的义愤。”（雷达）；叶兆言的《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后知青’时代的杰作，一如一个苍凉的手势。”（孟繁华）；韩东的《扎根》：“以极其细腻的个人感觉，状描极其琐细的生活细节，把‘下放’、‘扎根’这样的人生迁徙过程，还原到最民间、最原始和最日常的状态。”（白烨）；周大新的《战争传说》：“中心人物娜仁来自草原上的瓦剌族，故事却都发生在明都城北京；主题仿佛是民族间征战的全景图，全篇却大都在写一个小女子的情与欲。主题机智地绕开了历史的重负，游走在‘战争传说’与‘情欲传奇’之间。”（阎晶明）；雪漠的《猎原》：“继《大漠祭》之后的又一力作，浑厚、大气、严酷、细腻，以生活的深刻性见长。”（雷达）。除此之外，被批评家评述较多，在媒体上提及频繁，在书店里位置抢眼的年度小说，还有王蒙的《青狐》、张炜的《丑行或浪漫》、范稳的《水乳大地》、刘庆的《长势喜人》、王安忆的《逃之夭夭》、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潘军的《死刑报告》、黄蓓佳的《没有名字的身体》、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麦家的《暗算》、戴来的《甲乙丙丁》，等等。如此众多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中纵横深入的主题范围、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令专业的批评家都难以阅尽其中的风采，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总体特征来。

对一个年度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描述和全面总结，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行为。任何一种描述不但是片面的，也是狭隘的，现象早已大出我们的理论预设。但历史的印迹总要以各种方式留下来，也许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描述的都是一个个局部，整合起来总是能体现一点全局的面貌吧。但愿如此，还是让我们静心再来读小说吧，新一年的长篇作品已经堆满了我们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