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颁奖评语：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其诗出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曾于1924年访问中国，其诗风对郭沫若、徐志摩、谢冰心等均有影响。主要作品有诗作《吉檀迦利》，小说《两亩地》、《沉船》等。1913年作品《吉檀迦利—饥饿石头》（国内一般翻译为《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檀迦利》是“亚洲第一诗人”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是一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诗集《吉檀迦利》所收入的103首诗是作家亲自从孟加拉语诗作中选译而成。在孟加拉语中，“吉檀迦利”是“奉献”之意，诗集中的诗是献给神的。人对神的崇拜与歌颂，印度文学自古有之。但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却有别于一般的宗教颂神诗。诗人心目中的神，“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一旦神的意志实现，世人面前将展现出一幅美好的蓝图：“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诗人的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诗人称神为自己的一切，一心渴望着与神的结合，体现出诗人追求人生理想的强烈愿望。但这追求本身充满艰辛，也充满矛盾，即使已有机会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也很难超越自我。如诗中所说：“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这本诗集韵律优雅，奇思妙想比比皆是。“泛神”、“泛爱”、“梵我合一”等哲学及宗教思想融化在优美的诗行之中，神秘而不枯燥，堪称一部具有独到艺术魅力的抒情哲理诗集。

罗曼·罗兰

颁奖评语：颂扬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1915年其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获诺贝尔文学奖。《约翰·克利斯朵夫》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由《约翰·克利斯朵夫》始，罗曼·罗兰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该巨著还获得1913年法兰西学士院文学奖。

《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巨著共10卷，以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平为主线，描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奋斗和终告失败，同时对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现实，作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写照，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全书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每卷都是一个有着不同乐思、情绪和节奏的乐章。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个贝多芬式的音乐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小城镇，父亲是宫廷乐师。他6岁就开始作曲，显露出卓越的音乐天才。小说的前3卷描绘了他饱尝痛苦的青少年时代，他对封建贵族和庸俗艺术的鄙视，以及他对几位女子的恋情。第4卷《反抗》是一个转折点，他发现德国的艺术就是谎言，与反动文化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在德国感到窒息，渴望更加自由的生活。有一次他看到官兵欺压乡民，因仗义救人而打死了一名军官，不得不离开德国流亡巴黎。以后3卷描写了他在巴黎的生活。他对法兰西文明憧憬已久，渴望在巴黎施展抱负，然而法国的现实却使他大失所望，不但文艺界成了乌烟瘴气的集市，整个法国社会也和德国一样腐败堕落。为了维护艺术的纯洁和人格的尊严，他开始抨击资产阶级商品化的文化艺术。他在巴黎和青年诗人奥里维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德国时曾见过奥里维的姐姐。小说倒叙了奥里维姐弟的童年和他姐姐的去世。第8卷写奥里维婚后的生活和克利斯朵夫与已婚的女友葛拉齐亚的微妙感情。在第9卷里，奥里维在五一节示威中受伤死去，克利斯朵夫也因警察追捕而逃到瑞士，他的朋友勃罗姆收留了他。可是他却和勃罗姆的妻子阿娜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并且发生了不应有的关系，他为此痛不欲生。最后一卷写他晚年虽已举世闻名却离群索居，灵魂已被一生的痛苦所净化，逐渐获得了安宁。他用一种新的目光来观察世界，和青年时代的女友葛拉齐亚也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圣洁爱情，最后他在病榻上回首往事并安详地去世。

罗曼·罗兰为写这部长河小说构思和写作了20年。一开始他想刻画一位贝多芬式的音乐家，并把主人公取名为“克拉夫特”，即“力量”，全书应该有一种欢乐的基调。但是罗曼·罗兰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改变了最初的意图，在描绘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小说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终于成为“一代行将消失的人的悲剧”。他力图通过小说向各个民族发出呼吁，用博爱的精神把各民族团结起来。这部小说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框架，笔调无拘无束，犹如行云流水，而且具有音乐的节奏。1915年，罗曼·罗兰由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虽然是为了表彰他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立场，但显然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巨大成就也是分不开的。

海明威

颁奖评语：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

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1954年作品《老人与海》获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位古巴渔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以摄像机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桑提亚哥老人捕鱼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这部小说创下了人类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纪录：48小时售出530万册！作品在当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两年后又获得了诺贝尔奖。

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桑提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对于《老人与海》这本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的作品，海明威自己认为“是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老人与海》直接面对一个古老而宏大的文学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厄运的挑战。小说中的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热爱大海，泰然自若地接受海上生活的艰辛和残酷。他一连84天没有捕到鱼，第85天依旧独驾孤舟，去深海追寻能令他摆脱厄运的鱼。一条比他的渔船还要大的马林鱼上钩了，大鱼拖着小船向浩渺的远海游去。大鱼挣扎了两天两夜，老渔夫紧紧抓住不放，直到第三天才被老渔夫制服。不料扬帆返航途中接二连三地遭到鲨鱼群的袭击，桑提亚哥奋力同鲨鱼搏斗，虽然安全地返回了港口，但那条硕大的鱼正被鲨鱼吞噬得只剩一副骨架。老头精疲力尽地进入梦乡，梦境中出现的依旧是象征不屈不挠的力量的非洲雄狮。这场在海上持续了3天的追捕、老人为捕那条大鱼而与之进行搏斗的场面，被描写得十分壮观而又富有悲剧色彩，海明威用它显示出了人的真正价值——“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作者所塑造的老渔夫形象成了硬汉性格的艺术典型。小说把情节与景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描写得和谐而完美。

肖洛霍夫

颁奖评语：由于这位作家在那部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他借这两者在那部小说里描绘了俄罗斯民族生活之某一历史层面。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1905—1984），前苏联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等。1965年作品《静静的顿河》获诺贝尔文学奖。

《静静的顿河》全书共4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为背景，以主人公格里高里的经历为小说的主线，描绘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人从对时局的彷徨、动摇，最后走向新生活的历程。格里高里是一个勤劳、善良、聪明的哥萨克青年，他与邻居的妻子阿克西妮亚相爱，但他父亲不同意，给他找了村里富户的女儿娜塔丽亚，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感情，婚后不久他就带着阿克西妮亚私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因为作战勇敢顽强被授予十字勋章。后来因伤回到家乡，得知阿克西妮亚己被别人勾引，他又与娜塔丽亚重修旧好并生下一儿一女。不久国内战争开始，他参加了红军并任连长职务，在红军中他看不惯部队中滥杀俘虏的做法，又回到了家乡。此时，村里也像社会上一样分成了几种派别，反革命分子也跃跃欲试，终于导致了1919年的哥萨克叛乱。他在叛军中任师长，但在白军中他不受重视与信任，因为他曾加入过红军。在红军大反攻、白军失败后他回到了村里。村苏维埃政权要他去镇上登记自首，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加入了另一支匪帮队伍。1922年春，这支匪帮队伍又被打败，阿克西妮亚中弹身亡。他悲痛万分，独自一人在草原上思索3天3夜，决定回家自首。他把武器扔进了顿河，回到了离别很久的家乡。但迎接的却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场面，父母先后病故，娜塔丽亚死于难产，女儿病死了，只有儿子还站在台阶上……

《静静的顿河》和小说主人公在苏联引起多次争论，但由于它在苏联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反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至1922的动荡岁月中的历史，这部小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并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资金。

川端康成

颁奖评语：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精神特质。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千只鹤》等。1968年作品《雪国》《千只鹤》《古都》获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在艺术技巧上有很高的造诣。他把佛典看成“世界最大的文学”，并从日本古典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他还积极学习西方各流派的创作方法，特别重视乔伊斯的意识流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川端康成曾说过：“我们的文学随西方文学潮流而动，但日本文学传统却是潜藏的看不见的河床。”他很注意把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风格。幻想的感觉、幽情的哀伤、玄妙的余韵，这种日本传统美的文学特色，完全融合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小说的另一特色就是重视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而不过多刻画人物的外形和行为。没有离奇的情节，却富有诗的韵味。(www.daowen.com)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是典型的日本现代抒情小说。小说情节单纯，结构松散，却十分符合日本文学的传统美学风范。表面看来，作者似乎描写了岛村、驹子和叶子间隐秘的三角关系，即以越后地方的汤泽温泉为背景，抒情性地勾现出雪国艺妓驹子的爱恋、叶子的朦胧美以及虚化笔法下的主人公岛村形象。但实际上，川端的主要关注并不在人物、情节或作品结构，而是以新感觉派的表现方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氛围、意境与文体。《雪国》被称作新感觉派文学的顶峰之作。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可称为日本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主要特征在于：注重语言新的表现与感觉，运用暗示或象征探究感觉内部潜存的人生存在与意义，或在病态、颓废式的神经感觉中包容理性的要素。这些特点，显然融汇于川端的多数作品中。在人物形象塑造、作品结构和人物感觉等诸方面，《雪国》均集中体现了前述表现特点。小说在简单的情节、若即若离的人物关系描述中，融进了川端本人的人生观与美学意念，因而不能用肯定、否定的简单划分，认定作者在颂扬主人公岛村的生活态度。川端认为，人生是虚幻的，自我作为现实的存在无意义，乃至由此生出虚无与悲哀的感觉。这种观念性，体现在岛村的形象中，也象征性地依附于驹子、叶子身上。就是说，《雪国》中人物主要体现某种颓废情趣。而这种情趣是日本式的，源自本能的冲动亦即一种切近死亡、毁灭的虚无或悲哀。川端强调说，这虚无不是西方式的虚无主义，而是东方式基于直觉悟性的“无”。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颓废的美”或“颓废与死亡的文学”是消极的。但作为共识，又承认这种倾向代表了日本传统美学的一个特征。总的说来，日本国内对于《雪国》的评价褒大于贬，有人誉之为“昭和文学的杰出代表”，或“抒情文学的巅峰”，“记录了川端文学的一个顶点”。国际文坛也对《雪国》予以极大关注。至今已译为几十个国家的文字。我国亦有多种译本。

塞缪尔·贝克特

颁奖评语：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塞缪尔·贝克特，法国作家。1969年作品《等待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

贝克特在创作上深受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影响，主要作品诗作《婊于镜》（1930）；评论集《普鲁斯特》（1931）；短篇小说集《贝拉夸的一生》（1934）和《第一次爱情》（1974）；中篇四部曲《初恋》、《被逐者》、《结局》、《镇静剂》（1946）；长篇小说《莫菲》（1938）、《瓦特》（1942）、三部曲《马洛伊》、《马洛伊之死》、《无名的人》（1951—1953）及《如此情况》（1961）、《恶语来自偏见》（1982）等。这些小说以惊人的诙谐和幽默表现了人生的荒诞、无意义和难以捉摸，其中的《马洛伊》三部曲最受评论界重视，被称为20世纪的杰作。

贝克特戏剧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主要剧本有《等待戈多》、《剧终》（1957）、《哑剧I》（1957）、《最后一局》（1957）、《最后一盘磁带》（1958）、《尸骸》（1959）、《哑剧II》（1959）、《呵，美好的日子》（1961）、《歌饲和乐谱》（1962）、《卡斯康多》（1963）、《喜剧》（1964）、电视剧《迪斯·乔》（1968）等，这些剧作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是反传统的，因此被称为“反戏剧”。其中成名作《等待戈多》1953年在巴黎演出时引起轰动，连演了三百多场，成为战后法国舞台上最叫座的一出戏。贝克特为此名噪一时，成为法国文坛上的风云人物。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的代表作，也是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之作。这个两幕剧的故事发生在荒野的路旁。两个衣服破烂、浑身发臭的老朋友爱斯特拉冈（又称戈戈）和弗拉季米尔（又称狄狄）在荒野的路旁相遇，他们是一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开始了梦呓般的对话。他们一个在嗅臭烘烘的靴子，一个在闻烂脏的帽子。由于无聊，狄狄讲耶稣和贼的故事，他们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这时波卓主仆上，波卓大摆主人威风，仆人幸运儿在皮鞭下为主人奔忙，波卓命令幸运儿跳舞，“听他思想”，幸运儿开始思想——发表演讲，他的长篇演讲像玛雅文一样难以理解，波卓牵绳挥鞭，赶着幸运儿下场。一男孩上场，他是戈多的信使，报告说：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第二幕在同一地点，时间是第二天。他们还在那儿等待戈多，他们无聊地没话找话，寻找对昨天的失去的记忆，又谈靴子，这样可以消磨时间。波卓主仆再次出场，波卓已成瞎子，幸运儿已经气息奄奄，两人一上场就烂泥般摔倒在地，狄狄和戈戈也先后倒地，像一堆垃圾似的几个人长时间爬来爬去，互相折磨，胡言乱语。波卓主仆下场。戈多的信使出场，说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等不来戈多，狄狄和戈戈想上吊，他们一个拉着另一个的腿，用裤带上吊，但裤带被拉断了。他们决定明天再上吊，除非戈多来了，他来了，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准备找地方过夜。结尾就是这样。这样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荒诞的插曲的戏剧带有强烈的哲理性和象征性。舞台上出现的一切是那样的肮脏、丑陋，是那样的荒凉、凄惨、黑暗，舞台被绝望的气氛所笼罩，令人窒息，表现了人在现实世界上的处境的悲哀，现实世界的混乱、丑恶和可怕。戈多虽然没有出场，但他是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他是谁，评论界众说纷纭，其实，戈多只是一个象征，代表了生活在惶恐不安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对未来的不可知的期望。

除泰戈尔、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亚洲还有两位作家也获得此奖项，一位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另一位是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

阿格农

颁奖评语：他的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作家。生于生于波兰东加里西亚的小镇布察兹，身为犹太望族后裔，原姓恰兹克斯。童年受犹太宗教文化熏陶。8岁时便每天写一首诗。15岁生日时发表处女诗作《雷纳的约瑟夫》。19岁离开故乡来到马勒斯坦。从此放弃意第绪母语，开始用希伯来语写作。190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归》，首次以“阿格农”为笔名（“阿格农”由意思为“被人遗弃的灵魂”的“阿古诺”一词演变而成）。1913年前往德国研究德、法文学。1924年重返马勒斯坦，定居耶路撒冷，并正式以“阿格农”为姓。

阿格农对犹太民族文化怀有真挚感情。他生于波兰，但始终认为自己出生在耶路撒冷。对他而言，“耶路撒冷就是太阳”。犹太民族的灿烂文化哺育了他，并在他的笔下得到颂扬和传播。这也是他许多小说都以犹太人小镇为背景的原因。小说《但愿斜坡变平原》（1912）被称为“艺术的平民史诗”，代表作《婚礼的华盖》（1922）被誉为“犹太文学中的《唐·吉诃德》”。此外，他的著名小说还有《大海深处》（1935）、《过夜的客人》（1939）、《订婚记》（1943）、《伊铎和伊南古语》（1950）等。

有人认为阿格农的小说是“发自内心情感的表达，正如脉动是心跳的表征”。阿格农是一位写实主义作家，但他“并不像摄影师那样把题材的每个细节照录下来，而是像画家为了传达神貌而保留细节”（作家布罗尔语）。此外，阿格农的作品总含有一些神秘主义的成分，就连最平常的情景都“笼罩着金黄色的童话诗一般的神妙气氛”。瑞典著名学者伦德维斯特称赞阿格农的小说是“汉姆生与卡夫卡的奇妙结合”。

小说成就给阿格农带来了极高的荣誉。1946年获“乌希金奖”，1934年和1951年两度获“比阿力奖”，1954年和1958年两度获“以色列奖”。有关当局曾在他的住所附近竖了一面告示，上面写着：“保持肃静，阿格农正在写作。”瑞典学院赞誉他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首要作家”。

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1922）以一个虔诚、赤贫的犹太教信徒为使三个女儿能体面嫁人，走遍城乡筹募资金的故事为主线，采用框式结构，深入展现了犹太社会的方方面面，意蕴高尚清正，故事引人入胜。

《过夜的客人》故事叙述人回到他那毁灭于战火的童年的故乡——布恰屈镇，他多次组织教友到教堂参加礼拜，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作品巧妙地安排了一个象征性细节：原来以为早就被丢去了的祷告室的钥匙，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竟然在旅行者的背包里找到了。作者意在暗示除非得到锡安主义的保护，不可能在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放逐之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时代，重建旧的秩序。整部作品以地方志为框架，精心安排了造化弄人、人物小巷、世事沧桑以及作者的冥思苦想。小说交融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今天，描写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渴望扫除人世间一切贫困、痛苦和屈辱。

大江健三郎

颁奖评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大江健三郎（1935—　），日本小说家。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大潮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两年后转入法文科，并在萨特哲学和欧美现代小说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创作。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1957）使大江一举成名，获“五月祭奖”，并为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所盛赞。紧接着，《死者的奢华》（1957）又受到川端康成的称赞。中篇小说《饲育》（1958）获“芥川文学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表现青年学生厌恶现实却又不得不以矛盾、孤独的意识去思考现实及自身的精神状态。

1959年大学毕业后，大江作为青年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与开高健等一起访问过中国。自60年代初期起，大江的创作进入鼎盛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获新潮文学奖，《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获谷崎润一郎奖，《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获野间文艺奖，《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获读卖文学奖，系列短篇《新人啊，醒来吧》获大佛次郎奖，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1993）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此外，还有随笔集《广岛札记》（1964）、《冲绳札记》（1970），理论著作《小说的方法》（1978）、《为了新的文学》（1988）等。

大江在小说创作观念上提倡与传统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边缘文化，并擅长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

《愁容童子》（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新长篇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是大江文学迷宫中最为庞大和精致的一座宫殿。在这座倾注了建筑大师毕生心血并代表其最高成就的巍峨大殿中，随处可见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期待的赏心悦目的美文和美景，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最为惨痛却又不容回避的景观。

四十余年来，大江这位“愁容童子”如同孤独的骑士一般，手执用拉伯雷、萨特、鲁迅、莎士比亚、布莱克、但丁、叶芝、本雅明等作家、诗人和学者的文学思想与人文理想锻造而成的长矛，在恐怖中“发出包孕着巨大希望的呐喊”对沿途一座座大风车——战后让人感到荒诞和无序的世界；以天皇制为顶端的封建体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封建意识；通过自己的残疾儿，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长崎的死伤者，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遇难者，从而意识到的人类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笼罩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核武器阴影；人们在追求消费文明的过程中不断被异化的灵魂；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为日美军事同盟铺平道路，在日本复活超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右翼政治势力；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攻击的野蛮政策为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进程带来的巨大威胁；等等——一次次勇敢地发起势单力薄、却是义无反顾的冲击。

这部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大江健三郎自传的小说不仅审视了战后50年的日本社会，还从边缘重新审视了日本近代化以来近200年的历史。《愁容童子》堪称大江文学集大成之作。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对该作品的评价：大江健三郎以自己的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作赌注，追究战败以来日本的虚与实，这部作品是迫使读者与之正面交锋的、稀有的超小说。资深评论家川村二郎对该作品的评价是：小说表现了老作家肉体的衰老与精神的年轻之间的挣扎争斗，而这争斗又决定了这部身体前倾、踉跄前进的奇谈的散文结构。瑞典文学院对该作品的评价：大江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