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追随拿破仑十余年的军旅生活体验，日后成了他创作的重要基础和源泉。

（1）意大利时期（1815—1821）。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认为是极端危险分子被驱逐出境。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其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以司汤达的笔名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

（2）二十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他针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和泥古倾向，反复申明艺术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必须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昂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美学宣言。1827年，司汤达发表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又称《爱的悲剧》）。小说以一对贵族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故事为情节线索，通过对巴黎几个贵族妇女沙龙场景的生动描写，揭露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封建贵族的反动嘴脸和精神状态，嘲笑了这个“最缺乏生命力的阶级”妄图使历史车轮倒退的各种丑态，再现了复辟时期贵族生活的图景。

（3）三十年代。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被任命为意大利一海滨小城的领事，直至1842年去世。这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在此期间，出版了代表作《红与黑》（1831）。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法尼娜·法尼尼》（1829）和《卡斯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1839）。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简明精确，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他的卓越的心理描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1842年，司汤达回巴黎治病，3月23日因中风而逝世，遗体葬于蒙玛特尔公墓。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红与黑》电影宣传画

（1）人物形象。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志向远大，聪明能干，意志刚强，敏感高傲，有发财致富向上爬的野心。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以个人名利为前提，满怀为出人头地敢于冒险的英雄主义热情和虚荣心，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抗和妥协，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2）作品主题。作者通过于连的悲剧，反映了复辟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对波旁王朝的严重不满，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对摧残青年的教会、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提出了强烈抗议，也否定了用个人主义反抗不合理社会这条道路。

（3）艺术手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小说中描写的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尔、人间地狱般的贝尚松神学院和“阴谋与伪善的中心”巴黎，是揭示作品主题、展示时代特征、表现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作家还擅长心理分析，善于对人物灵魂深处进行探索。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是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一个重要手段。细腻入微，又不失之繁琐。笔下没有游离故事情节和特定情境的心理分析，可以展示人物情绪的微妙变化和人物思想的丰富多彩，而且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此外，小说结构严谨完美，情节生动，语言精确。

奥诺瑞·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资产者。1814年，巴尔扎克随父亲来到巴黎。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法律，曾在律师事务所当实习生。通过这个窗口，他初次见到了社会的黑暗腐败。1829年，巴尔扎克投身文学创作，阅读大量书籍，卖文为生。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也投笔从商，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开办印刷厂，制造特型铅字，但是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债台高筑。在奔波碰撞接触交往中，更使他亲身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万能万恶的力量，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关系，为他成功创作《人间喜剧》奠定了生活基础。

巴尔扎克

（1）神怪小说时期。1819—1820年间，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不到四年（1821—1825）写了将近四十种，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其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

（2）创作的成熟时期。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巴尔扎克是个多产的作家，《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其最初定名《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他立意要写出一部艺术的历史，要把作品联系起来，调整成为一篇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一个时代，要用小说来进行社会研究，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广大的人物、热情和事故里面的意义，要以社会为舞台，让读者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由2000多人物组成，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人间喜剧》描写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反映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表现出对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多次反映拿破仑的形象以及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反映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19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1）情节及主题。这部小说是以高里奥老头的惨死和青年拉斯蒂涅的堕落这两条平行而又互相交错的情节线索展开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波旁王朝时期资产阶级暴发户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和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抨击资产阶级社会中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金钱掩盖下的种种罪恶。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碜的伏盖公寓。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来到巴黎后，接受了鲍赛昂夫人、伏脱冷以及高老头给他人生中上的三堂课。他最终决定要走的道路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要和这个社会拼一拼。

（2）人物形象。拉斯蒂涅是复辟时期青年野心家的典型。他来往于伏盖公寓和上流社会，将两个场景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在埋葬了高老头后，他也埋葬了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3）创作特点。①《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17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19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着重描述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潢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小说一开始用大量的笔墨对巴黎贫民窟中的伏盖公寓从里到外进行细致入微的介绍与描述。这是现实主义细节描写的典型。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繁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他更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表现艺术的典型环境，真实地再现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为典型人物的塑造提供真实的环境。伏盖公寓式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弥漫着市侩习气，充斥着尔虞我诈，也流露出对上层的嫉妒和不满。而在金碧辉煌、珠光宝气的上流社会沙龙里，是一群寻欢作乐放荡不羁的贵族，但表面的荣华掩盖不住内心的精神空虚。这两个交替出现的场景，构成了万头攒动互相倾轧的巴黎社会的典型环境，给野心家拉斯蒂涅成长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③人物再现法。《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使人物得到了符合性格特征的充分发展，也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省的卢昂。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写出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

福楼拜青年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他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巴尔扎克提出的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的创作原则。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专门训练青年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到教育，在那里受到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幻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结婚后，由于对丈夫包法利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既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外省贵族、地主、市侩、高利贷者的丑恶面貌，同时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正是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药剂师郝麦，是法国外省市民阶层的代表。他自私自利，庸俗虚伪，但他却被称为社会先进分子，志满意得，荣获了十字勋章。这部小说发表后触怒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曾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福楼拜提出控告。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广泛地反映了1840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对万事都缺乏进取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同在爱情上一样，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莫罗是时代的产物，福楼拜通过他的命运，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人的不良影响，它使他们意志瘫痪，成为废物。但这部小说在叙述1848年革命的那些章节里，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鄙视，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这说明在福楼拜的思想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

1874年，福楼拜发表《圣安东的诱惑》最后的定稿。在他这部从青年时期就动笔的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里，也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福楼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舍》，在他死后发表于1881年，写两个小职员从事科学试验终于失败的故事。作者一方面讽刺资产阶级的病态文化，另一方面又坚持他那认为真理是不可能获得的宿命论观点。除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福楼拜还写过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希罗迪娅》和《圣朱利安传奇》，1877年用《三故事》的名称出版。

必须指出福楼拜在艺术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把艺术看作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认为通过美感可以认识“绝对”。他说美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宗教和哲学都不能避免被毁灭、被否定的厄运。他这种艺术上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映。福楼拜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由于对资产阶级现实感到强烈不满而又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在绝望之中他就逃避到艺术中去，宣扬艺术高于一切。福楼拜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创作，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成就未能达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的高度。

这一时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等作家，马克思称他们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并说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他们大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个别作家触及当时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同情的态度描写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改良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历史，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破落贵族的子弟、贫苦的家庭教师等。

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贫苦的小职员家庭，十二岁时，父亲负债入狱，他自己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由于从小贫困，以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和新闻报社工作，他对英国下层人民有所了解，熟悉城乡生活和议会政治。

（1）初期的创作，30年代—40年代初。初期作品一般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通过个人的流浪生活，展示广阔的社会画面，表现了他的善有善报的思想观念。在艺术手法上，擅长用夸张和重复来达到讽刺的效果。狄更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一鸣惊人，它叙述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英国各地游历的故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勾画了社会各类人物。作者美化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把他写成一个天真善良的资产者形象，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机智而又淳厚，主仆关系和谐无间。书中的田园生活带有浪漫色彩，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形成对照。《奥立弗·退斯特》（1837—1838）写孤儿奥立弗·退斯特的痛苦经历。他出生在济贫院，后来在棺材店当学徒，逃到伦敦后，落入了以弗根为首的贼窟中。他历尽艰险，才得到好心肠的资产者布朗劳和姨母梅里一家的保护，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有钱人的儿子，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狄更斯在初期创作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教育机构和唯利是图的金钱原则，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老古玩店》（1840）。初期作品的讽刺比较温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抱有幻想和乐观情绪。他创造了一系列“善良的”资产者的形象，弱小者差不多都得到了慈祥的资产者的庇护，结局圆满。

（2）第二时期的创作，40年代。这一时期狄更斯的杰作是《董贝父子》（1848）。40年代的狄更斯作品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部《圣诞故事集》（1843—1848），其中的代表作是《圣诞欢歌》（1843）、《钟声》（1844）和《炉边蟋蟀》（1845）。这些作品是阐发作者正面理想的寓言式的故事，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幻想和感伤情调。《圣诞欢歌》和《炉边蟋蟀》宣传冷酷的有产者必须改变心肠，同社会下层的人和睦相处，学习他们友爱互助的精神。这一时期的作品塑造了一些资产者的典型，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但是狄更斯认为，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可以从孤独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教育”，最后得到道德的改善。作者着力描写小人物的温情和道德感化力量，并把原来寄托在资产者身上的希望转移到小人物身上。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1843）。

（3）第三时期的创作，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时期。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50）具有自传性质，通过一个孤儿的遭遇，对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界和好利者的丑恶面貌作了广泛的描述。长篇小说《荒凉山庄》（1852—1853）揭露英国司法系统的拖沓和腐败。《小杜丽》（1855—1857）围绕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和情人先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揭发了作者称为“繁文缛礼”的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和文牍的繁复，把持这些机关的几个家族像蚂蟥和牛虻一样，吸吮着人们的血液。《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批判了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狄更斯还写了三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除反映金钱统治和犯罪行为的《远大前程》（1860—1861）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艰难时世》（1854）和《双城记》（1859）。

1870年6月8日，狄更斯在写作时突然中风昏迷，第二天溘然长逝。

《双城记》（1859）是他晚年力作，也是唯一的一本写上一世纪的历史又写异邦的书。《双城记》主要讲的是：

在法国，梅尼特医生被侯爵请到他家出诊，看到被侯爵兄弟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农家兄弟。为掩人耳目，一向残暴的侯爵兄弟悄悄地把向上告发他们的医生关入巴士底狱达18年。18年后，医生获释，被他的好友劳瑞和女儿露西接到了伦敦。在伦敦审理一宗叛国案的法庭上，露西父女与代尔那以及与代尔那长相酷似的卡尔登律师认识了。代尔那正是那侯爵后代，他放弃罪恶的财产到英国自食其力，并与露西结婚。1789年法国发生大革命，穷人的目标就是把贵族送上断头台，医生昔日的仆人得伐石及其妻子两人是革命的先锋，想要找到侯爵的后人雪耻。而侯爵早死，管家被抓，为救无辜的管家，代尔那被抓。卡尔登替下代尔那，自己上了断头台。

《双城记》电影宣传画

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梅尼特医生在革命前后的遭遇，得伐石太太一家人的遭遇及复仇，揭露统治阶级的奢靡暴虐，也提出这必然导致激烈残酷的报复和社会制度的更换。小说攻击雅各宾专政，用漫画笔法丑化革命中的坚定分子，体现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歌颂为友献身的理想化人物卡尔登，传达他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即以爱战胜恨，以牺牲自己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萨克雷（1811—1863）作为讽刺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他的风格比较接近于狄更斯。但是他的锋芒不仅指向资产阶级，也针对封建残余。

萨克雷的第一部佳作是由四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势利者集》（1846—1847），为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作了准备。长篇小说《名利场》（1848）通过主要人物的遭遇和各式各样势利者的事迹，揭发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门第的权势。小说的副标题是“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女主人公蓓基·夏泼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在学校中遭受歧视，感到愤懑不平，离校后便开始投机、冒险的生活。她认为她没有条件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女人，她靠自己的美貌，利用一切手段，力图在上流社会里取得一个稳固的地位。她虽然费尽心机，但上流社会始终门禁森严，她的出身和贫寒阻碍她获得成功。作者借此来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丑行，但也以欣赏的态度描写了她那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并把责任归于社会，为她开脱。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典型，并通过蓓基的遭遇，揭露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和腐朽堕落的风尚。小说着重剖析主要人物的阴暗的心理活动，善于运用冷嘲热讽的笔调。书中穿插着许多与情节无关的议论。

50年代的萨克雷的小说表明他的批判倾向已逐渐减弱。《潘登尼斯的历史》（1849—1850）和《钮可模一家》（1854—1855）等写上流社会生活，刻画了几个比较成功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面形象。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以18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为背景，描写贵族青年艾斯芒德为了他所爱的子爵夫人，放弃了自己继承子爵爵位的权利。他参加过战争和复辟活动，后来又爱上子爵夫人的女儿，但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未能获得成功。最后他和子爵夫人结婚，移居美洲。作品再现了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风尚，批判了贵族的虚荣浮华，并通过主人公的感受，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充满着感伤和忧郁的情调。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出身于清苦的牧师家庭，上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后来当家庭教师。她的作品主要是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孤独、反抗和奋斗。《简·爱》（1847）的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她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遭到虐待，后来舅母把她送进寄宿学校。在那里，她在物质上受尽苛刻的待遇，精神上又感到屈辱。简·爱力图摆脱穷困。为了追求“独立”生活，她离开寄宿学校后，到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她鄙视徒有仪容、贪求钱财的上层社会妇女，以自己“坚强”和“自立”的个性赢得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就在举行婚礼时，梅森闯进教堂宣布了婚姻的非法性。简·爱毅然离开了桑菲尔德，独自流浪，幸得圣约翰兄妹及时搭救。就在圣约翰邀她共同前往印度传教时，她听到了来自罗切斯特的心灵呼唤，于是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

当时，英国妇女在政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简·爱的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权运动者所提出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小说还谴责了上层人物的势利观念和慈善学校的伪善。

《简·爱》电影宣传画(www.daowen.com)

简·爱作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可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她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发出了一个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即对于平等、独立、完整、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作为一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简·爱这样一个贫穷、低微、不美、矮小的形象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描写山庄老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带回家中抚养。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相爱，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希斯克利夫于是出走。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不择手段地向两家地主复仇。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者。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以增强神秘和狂暴的气氛；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使情节既有吸引力，又显得十分可信。

诗人哈代（1840—1928）出生在英格兰西南部沿海的多塞特郡，那是一个有着田园色彩、牧歌情调的美丽的村落。它远离现代工业世界而保持着古老传统，恬静优美、古朴寂寥。诗人从此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理想，终身去追求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富有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

哈代最初的兴趣在诗歌方面。1865年，他开始尝试写诗；在1865年至1867年间，哈代一共写了三十几首诗，其中最优秀的是《无色的音乐》和《沉思的少女》。哈代早期的诗简洁、真挚，情景交融，意境深远，想象力十分丰富，但是一篇也未能发表。哈代转而尝试写作小说。他以家乡为背景，以熟悉的乡村生活为创作素材，以长篇小说《枉费心机》逐渐步入文坛。从《枉费心机》到《心爱的人》，他先后发表长篇小说14部，中短篇小说40余篇。到了20世纪，哈代在出版了最后一部小说《心爱的人》以后，就在主题上完成了描写英国农村社会盛衰历史的使命而不再创作小说。哈代以诗人的面孔再次蜚声文坛，他用诗抒发感情，探索哲学、回顾历史。除了诗歌之外，哈代晚年还创作了两部诗剧：《列王》和《康沃尔皇后的悲剧》，从而使他的诗歌创作到达顶峰，成为同歌德和托尔斯泰齐名的人物。

就哈代的小说创作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小说是抒发田园理想的颂歌，带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主要有《绿荫下》、《远离尘嚣》等。第二个阶段的作品描写威塞克斯社会的悲剧，主要有《还乡》、《卡斯特桥市长》等。第三个阶段的创作描写威塞克斯破产农民的前途和命运，主要有《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哈代的小说以优秀的艺术形象记叙了19世纪英国南部宗法制农村社会毁灭的历史，表现了农村的历史变迁。

莱蒙托夫（1814—1841）出身于贵族家族，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1834年入骠骑兵团服役。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受到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837年普希金遇害，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激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的青年时期正是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反动势力猖獗、一部分群众情绪低落的时期，这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诗歌浸透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孤独、伤感和绝望的情绪，如《孤帆》（1832）、《鲍罗金诺》（1837）、《咏怀》（1838）。莱蒙托夫在他的后期抒情诗中，已开始认识到对立着的两个俄国。从1841年的《别了，满目疮痍的俄国》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老爷的”俄国的无比憎恨，《祖国》（1841）则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淳朴生活的喜爱。小说《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五篇独立的故事，由主人公毕巧林把它们贯串起来。毕巧林是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对贵族社会的空虚庸俗感到厌倦，但又无力摆脱这种寄生生活。因此他苦闷彷徨，只能把精力耗费在许多卑鄙无聊的事情上，求得个人的一时快慰。他又常常作自我分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于是痛苦绝望，否定一切，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悲观厌世的个人主义者。这说明贵族革命失败后，部分进步贵族的社会改革理想已开始幻灭。毕巧林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中的一员。但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相比，毕巧林的形象反映出在俄国解放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贵族青年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暴露得更为明显，他们已很难有所作为。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心理分析。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了毕巧林的内心矛盾，从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

果戈理（1809—1852）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曾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1828年中学毕业后，他抱着当一名法官为国家服务的愿望去到彼得堡。彼得堡的官僚社会使他失望，他当了一名小职员，生活贫困。1831年，他结识了普希金。1834到1835年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1836年，他的《钦差大臣》上演，他遭到反动贵族的诽谤，被迫出国，长期居住罗马。果戈理晚年由于长久脱离俄国现实，又受了斯拉夫派和宗教的影响，思想转向反动。

果戈理第一部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一本乌克兰民间故事集，其中神话、传说、童话成分同现实生活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作者谴责乡村封建势力和金钱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嘲弄魔鬼、妖精和巫师，歌颂人民的勇敢、机智和爱国精神，作品充满乐观和幽默的气氛。但有的故事具有神秘色彩。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包括四篇作品。其中的《旧式地主》描叙一对所谓善良的地主老夫妻，他们除了吃，就是睡，此外对什么也没有兴趣。古老的宗法制庄园日益荒芜，主人公们也无声无臭地死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写两个“体面”的绅士因细故结仇，成年累月地争吵和打官司。在这两篇小说中，果戈理以幽默讽刺笔调描写了宗法制度下的地主的猥琐、庸俗而腐朽的生活，但也带有温情和留恋。别林斯基曾指出，“含泪的笑”是这些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果戈理嘲笑地主生活，他的笑的目的是企图引导读者深思社会问题，但“含泪的笑”本身也包含着作者对他本阶级的同情。《彼得堡故事》（1835—1842）是一组描写彼得堡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揭露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涅瓦大街》（1835）中，作者描绘了这条五光十色的大街，它是彼得堡的缩影。在那里，鄙俗的贵族官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所谓有理想的画家，却因看到现实的丑恶而发狂自杀。《鼻子》讽刺官吏好虚荣，想发财而又奴气十足。《狂人日记》（1835）写一个小官吏一生为长官服务，削了无数支鹅毛笔。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德，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去了。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终至发狂，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他被禁闭起来，受到残酷迫害。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作者对“小人物”是深切同情的。《外套》（1842）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悲惨屈辱的一生。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这成了他生平唯一的欢乐。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挨了一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外套》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小人物的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形象之一，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到果戈理的《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不断受重视，并在创作中得到不断发展。这种现象是俄国文学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标志）。果戈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大家都是从《外套》里钻出来的。”

在写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之一。《钦差大臣》（1836）是其代表作。该剧讽刺对象是俄国专制制度，作者自白中有明确交代：我决定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痛快地一并加以嘲笑。脸丑莫怪镜子愁。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惊惶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官吏们知道真相后，懊悔不及，哭笑不得。接着传来了真钦差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钦差大臣》的演出引起贵族官僚社会的震动，反动文人竭力攻击它，说它是对俄国的诽谤。果戈理于1836年被迫离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

1842年，果戈理在国外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其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乞乞科夫。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根据登记征收人头税。在两次登记之间，有些农奴死后，地主没有报请注销，这些死了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认为是活人。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这一情况，收买一批死农奴，作为抵押品，骗取钱财。他来到某省省会，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接着遍访各地庄园，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结果乞乞科夫一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四百农奴的大地主。最后因一个卖主揭露内幕，乞乞科夫才狼狈地离去。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通过对各个庄园的外貌、内部陈设和地主本人的仪表以及生活嗜好的细致描写，特别是通过有关买卖死魂灵的对话和过程，刻画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卑劣、鄙俗和腐朽，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了真正的“死魂灵”。从这些形象中，可以看出俄国农奴制社会日益瓦解的趋势。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其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60至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早期（1851—1862）。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形。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6—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完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势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2）中期（1863—1880）。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

（3）晚期（1881—1910）。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映，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1）《战争与和平》。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了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的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作品中心主题是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争权夺利、寻欢作乐。在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利是恶少，女儿艾伦则是荡妇。另一类是彼埃尔·别朱霍夫、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他们接近人民，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成为社会的精华。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两人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鲜明对比。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界，在严酷的生活面前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最后在卫国战争中献身；彼埃尔性格直爽，感情冲动，缺少实际活动能力，他更侧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与人民的接触中精神得到升华，最后成为进步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女主人公娜塔莎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她与人民和大自然接近，具有强烈和丰富的情感。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性格特别鲜明生动，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2）《复活》。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3）《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噩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