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最大，其次是历史剧和历史小说。浪漫主义的理论策源地在德国，但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却是英、法两国。欧洲的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开始引介德国的浪漫主义理论。第二次高潮则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这一时期法国文坛相对沉寂，但也有拉马丁和维尼等才华横溢的诗人。此外，意大利的白尔谢、曼佐尼以及德国的霍夫曼等人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浪漫派作家。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年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也波及俄国、东欧和美国，在美国产生了梅尔维尔、惠特曼等浪漫主义大师。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却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最早出现在德国。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倾向在开始多是消极的。早期主要代表有徐莱格尔兄弟（1767—1845、1772—1829）的美学理论，诺伐里斯（1772—1801）的诗歌和霍夫曼的神秘主义小说。其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则是霍夫曼。他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仿卡洛画风的幻想》和《谢拉皮翁兄弟》。他的作品虽有神秘气氛，但也有批判官吏市侩、小市民的庸俗丑恶生活的一面。

德国后期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格林兄弟——雅阔布·格林（1785—1863）及威廉·格林（1786—1859）和海涅（早期）。格林兄弟大量收集整理民间童话，编成《儿童和家庭童话集》（1812—1814）。童话通过丰富的幻想和神奇的情节，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是非感。《灰姑娘》就是其中名篇。但格林童话中不少带有宗教色彩，宣扬封建道德。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和威廉·布莱克（1757—1827）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1834）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作，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1824）和雪莱（1792—1822）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1821）。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瓦尔特·司各特（1771—1823）以创作小说为主，他的《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生于伦敦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十岁时他继承了勋爵爵位和世袭领地。1805年进入剑桥大学，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809—1811年他出国旅行，回国后发表了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接着又写了政治诗《〈制压破坏机器法案〉制定者颂》，抨击政府制定的这项残暴的法律。

1813至1815年之间，拜伦写了一系列以东方故事为题材的叙事长诗，即《东方叙事诗》。诗篇洋溢着异国情调，主人公都是一些与社会对立的骄傲而孤独的反叛者，即所谓“拜伦式的英雄”，他们往往以悲剧结束命运。

拜伦诗歌中的反叛精神和自由思想大大激怒了英国统治当局。1816年反动势力以诗人离婚事件为借口，对他进行了诽谤和人身攻击。拜伦遂于1816年4月傲然离开了他的祖国，从此再没回去。拜伦在瑞士和意大利写了《曼弗雷德》（1816—1817）及一些号召为自由斗争的诗作如《锡庸的囚徒》（1816）、《普罗米修斯》（1816）、《路德分子之歌》（1816）等，拜伦还写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他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从1816至1824年，他写了不少艺术更加成熟的作品，如诗剧《威尼斯总督马里诺·法利哀洛》（1820），《该隐》（1821），政治讽刺诗《审判的幻景》、《青铜世纪》（1822）和长篇叙事诗《唐·璜》（1819—1824）等。拜伦1823年7月前往希腊，并成为希腊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人之一。1824年4月9日，拜伦由于患热病死于希腊。

《唐·璜》是拜伦的代表作之一，全诗写成16章，16000多行，未完成。长诗主人公唐·璜是18世纪末西班牙一个放荡不羁的贵族青年，十六岁时因和有夫之妇朱丽亚相爱，发生纠葛，离开西班牙，开始他的浪游生活。他与一个海岛上的少女海黛相爱，后又被买进土耳其王宫，经历了一番风流冒险，又得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宠幸，继而被派到英国，又在英国贵族社会中崭露头角。作品通过主人公唐·璜的冒险和爱情遭遇，描绘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社会生活的现实图景，对封建专制和金钱统治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和批判，对封建和宗教的虚伪道德规范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在诗中，拜伦描绘了西班牙贵族的丑恶残酷、土耳其后宫里的奢侈荒淫和东方专制君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描写了俄国女皇的暴虐和专横、英国贵族的庸俗和空虚以及资产阶级在欧洲的经济掠夺。《唐·璜》虽未完成，但却是广泛反映18世纪欧洲社会生活的一部杰作。在艺术上，长诗语言洗练，夹叙夹议，挥洒自如。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2—1818）是拜伦的又一代表作。这部长篇叙事诗共4章，4700多行，是拜伦两次游历欧洲的诗体记录。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通过哈洛尔德旅途见闻和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议论，表达了作者反对暴政、渴望自由的思想，赞扬和声援南欧各国的解放斗争，反映了19世纪初欧洲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但长诗中拜伦常以孤傲为荣，以“救世主”自居，同时诗中常流露忧郁悲愁情绪。在艺术上，这部长诗重在主观抒情，而不以情节取胜。诗中感情热烈奔放，语言丰富有力，简洁流畅。诗中用了不少典故，运用得都较恰当、自然。

雪莱（1792—1822）出身于富裕地主家庭，年轻时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在牛津大学期间，他因写了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性》（1811），被学校开除。1812年他带着自己写的《告爱尔兰人民书》的小册子，到爱尔兰去鼓动当地民族运动，但失败了。后来，他以诗歌为武器与反动统治阶级继续斗争，因而被迫于1818年永远离开英国。1822年在意大利渡海途中遭遇风暴，不幸覆舟溺死。雪莱的创作主要有长诗《麦布女王》（1813）、《伊斯兰的起义》（1818）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其中《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部长诗中，雪莱通过热爱人类的先知普罗米修斯和代表邪恶的暴君朱比特之间的斗争，突出表现了作者打倒暴君、建立一个充满自由、平等和“爱”的社会的理想。这部作品气魄宏大，想象丰富，感情充沛。雪莱还写过许多政治抒情诗，如《给英国人民之歌》（1819）、《“虐政”的假面游行》（1819）、《自由颂》（1820）及诗剧《希腊》（1822）。此外，《给》、《印度小夜曲》、《爱的哲学》（1819）是雪莱优美的爱情诗。

雪莱

《西风颂》（1819）是雪莱“三大颂”诗歌中的一首，写于1819年。这首诗是诗人“骄傲、轻捷而不驯的灵魂”的自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在《西风颂》中，诗人愿自己化为西风，把他对未来的预言传遍人间。诗的末尾两句“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给处在黑夜和困境中的人们带来鼓舞和希望。恩格斯高度评价雪莱，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

诗人用优美而蓬勃的想象写出了西风的形象。那气势恢宏的诗句，强烈撼人的激情把西风的狂烈、急于扫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诗中比喻奇特，形象鲜明，枯叶的腐朽、狂女的头发、黑色的雨、夜的世界无不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诗歌的后两段写诗人与西风的应和。“我跌在生活的荆棘上，我流血了！”这令人心碎的诗句道出了诗人不羁心灵的创伤。尽管如此，诗人愿意被西风吹拂，愿意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在被撕碎的瞬间感受到西风的精神，西风的气息；诗人愿奉献自己的一切，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奉献。在诗的结尾，诗人以预言家的口吻高喊：“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这里，西风已经成了一种象征，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宇宙精神，一种打破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西风精神。诗人以西风自喻，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和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在拿破仑帝政时代才兴起的。早期代表是夏多布里昂（1768—1848）、拉马丁（1790—1869）和维尼（1797—1863）。在20年代后期反对复辟王朝的斗争形势下，又相继出现了法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雨果、乔治·桑、大仲马等。同时，人民歌手贝朗瑞也在这一时期生活和创作。

雨果（1802—1885）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所有重大变革。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长达六十多年，他对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影响都较大。

雨果

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母亲是天主教徒，保皇主义者。少年时期的雨果受母亲影响很大，思想上属于保皇党。后来随着政治形势变化，雨果政治上不断进步。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20—1827），文学上受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影响。这一时期写了《颂歌集》（1822），公开拥护波旁复辟王朝。后来他逐渐看清复辟王朝的真面目，于1826年左右公开站到反波旁王朝的积极浪漫主义一边。第二阶段（1827—1848），雨果创作了剧本《克伦威尔》（1827）和《欧那尼》（1830）。在《克伦威尔》序言中，雨果提出了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纲领，表明他与古典主义及消极浪漫主义决裂。《欧那尼》写16世纪西班牙一个强盗欧那尼反抗国王的故事，表达了反对封建暴君的主题。此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1831年，雨果发表了《巴黎圣母院》。第三阶段（1848—1885），1848年的“二月革命”使雨果坚定了共和主义立场，从此不再动摇。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称帝时，雨果坚定地参加了反政变的斗争。为此，他受到通缉，流亡国外，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路易·拿破仑政权崩溃，他才从海外归来。在流亡国外期间，他写了政治讽刺诗《惩罚集》（1853），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等。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反革命大屠杀时，雨果挺身而出，为被判罪的社员辩护，竭力争取对他们的赦免。雨果晚年发表的诗集《凶年集》（1827），反映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的思想感情。小说《九三年》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反革命叛乱的故事。叛军首领朗特纳克被包围后，在可能逃脱的情况下，为了救三个孩子的生命而被捕。革命军司令官郭文因此私自放走了朗特纳克。但这样一来郭文就触犯了革命的纪律，政委西穆尔登尽管爱他，但为了执行共和国的法律，还是将郭文送上了断头台。同时西穆尔·登也开枪自杀了。雨果在小说中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的观点。这反映了雨果人道主义的理想及其局限性。

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是雨果根据1830年人民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的印象写出来的。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写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在妄想占有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不成之后，勾结王家法庭诬其为妖女，判处其死刑。而曾经得到过爱斯梅拉达同情和关心的圣母院敲钟人加西莫多则将她抢入圣母院内。后来，爱斯梅拉达所属的流浪人群希望救出爱斯梅拉达，而弗罗洛骗走爱斯梅拉达，又对其进行威逼，在爱斯梅拉达仍然不从之时，副主教遂将她交给了前来捕人的官兵。当爱斯梅拉达被处以绞刑时，平时对弗罗洛百般忠顺的加西莫多看清了他的虚伪和残暴，于是把他从教堂的顶楼上推了下去。而最后加西莫多也自尽于爱斯梅拉达的墓穴中，紧紧地搂抱着爱斯梅拉达。(www.daowen.com)

《巴黎圣母院》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通过爱斯梅拉达的遭遇，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作者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中世纪巴黎最下层的流浪人与乞丐群，赞扬了他们友爱互助、勇于斗争的精神。正是他们，为了营救自己的患难姐妹，敢于向封建的国家机器挑战，并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小说《巴黎圣母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情节紧张，戏剧性很强，充满了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有的巧合、夸张和怪诞，如加西莫多一个人在圣母院抵挡那么多人的进攻，爱斯梅拉达临刑前母女的重逢，加西莫多与爱斯梅拉达的尸骨连在一起，一经分开就化为灰尘等，都是作者奇特想象的产物，显出浪漫主义的特色。

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主要代表作，共五部。小说所写事件始于1815年，结束于七月王朝时期。主人公冉阿让本是贫农出身的修树工人，因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五年，后因几次，越狱被加判至十九年。出狱后备受歧视，来到狄福城竟无处容身，幸得主教米里哀热情接待。后米里哀又对冉阿让以德报怨，使冉阿让大为感动，从此立志从善。后来他改名马德兰，在蒙特猗市成了大富翁后，救济穷人，兴办福利事业，被选为该市市长。马德兰有次遇到了在他工厂里被解雇后被迫沦为妓女的芳汀。正当他设法使芳汀和她的私生女珂赛特团聚时，他为解救另一个被冤屈的工人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被警官沙威逮捕。这加速了芳汀的死亡。后来，冉阿让越狱并把珂赛特赎了出来，在躲避沙威追捕的颠沛生活中把珂赛特抚养成人，帮助了珂赛特同倾向共和主义的青年马利尤斯的爱情结合。他甚至在一次难得的机会中宽恕并放走了沙威，从而感动了沙威，沙威在后来放走了他而自己投河自杀。最后冉阿让的崇高德行被珂赛特和马利尤斯这一对青年所理解；他在他们的怀抱中离开人世。《悲惨世界》是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冉阿让的故事，揭露了法律的反动和司法机关的黑暗腐败。雨果通过冉阿让之口说“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比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大”。通过芳汀和珂赛特命运的描述，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苦处境。此外，小说还赞扬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小说直接赞扬了共和主义英雄的起义，让马比夫老爹在临牺牲前高呼：“共和国万岁！革命万岁！”小说的局限主要在于宣扬了仁爱万能。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米里哀主教是“爱”的化身。他用爱“感化”了冉阿让，冉阿让从此以后改恶从善，他的善举不仅使穷人生活有了改善，甚至连警官沙威也被感化了。雨果这种以教育感化和慈善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

《悲惨世界》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同时又有不少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和不寻常描绘，如冉阿让爬上战舰桅顶救人，冉阿让一夜之间头发全白等等。小说中浓厚的抒情气氛与政论语言相结合，作者自己常出来直抒胸臆。但小说中议论、考证过多，情节不够精练集中，结构有些松散。

普希金（1799—1837）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人。

普希金

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是十二月党人的歌手。他讴歌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等，流传极广，引起了沙皇的愤怒。1820年5月，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由于普希金继续歌颂自由，后来过着颠沛流离和实际上被幽禁的生活。在流放期中，普希金写成《高加索的囚徒》（1820—1821）、《强盗兄弟》（1821一1322）和《茨冈》（1824）等长诗，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心部分，此外，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企图笼络诗人为专制制度服务。但普希金依然高唱“旧日的颂歌”，写了怀念和歌颂十二月党人的诗《致西伯利亚》（1827）等。1830年秋普希金在领地包尔金诺度过三个月。《叶甫盖尼·奥涅金》八、九章，《别尔金小说集》、四个小悲剧和三十多首抒情诗都在这时完成。30年代普希金还写了长诗《青铜骑士》（1833）、中篇《黑桃皇后》（1833）、《杜布罗夫斯基》（1833）、《上尉的女儿》（1836）及不少更加朴素、完美的抒情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因年轻美丽的妻子的事与法国七月革命时的逃亡者丹特士决斗，于1月29日逝世，年仅37岁。决斗事件与沙皇政府的阴谋有联系。普希金的死震动了俄罗斯。普希金短促的一生，是反对沙皇专制势力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他在《致诗人》（1830）一诗中就表明：诗人不应取悦于上流社会，不要计较他们的批评。《纪念碑》（1836）一诗则是他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他用诗作“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他相信人民将来必然会承认他的功绩，因此他对上流社会的毁誉褒贬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他写道：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

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更无须和愚妄的人去空作争论。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各种体裁的优秀作品，其中包括800多首抒情诗。他被称为俄国现实主义“抒情诗之父”。普希金的抒情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语言生动优美，大体包括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卡达耶夫》、《毒树》、《致西伯利亚》与《阿里昂》），关于大自然的诗（如《致大海》、《秋》、《乌云》、《我又造访了……》），关于友谊和爱情的诗（如《十月十九日》、《致凯恩》、《我曾爱过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关于诗与诗人题材的诗（如《先知》、《致诗人》、《回声》、《纪念碑》）等。

《茨冈》（1824）是普希金南方流放时期所写的一组浪漫主义长诗中的一篇。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厌倦城市生活，自愿到茨冈人中过流浪生活，与茨冈女郎真妃儿相爱结合。但后来，当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阿乐哥终于抑制不住自己，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阿乐哥不了解、也不尊重纯朴的茨冈人的生活权利。而老茨冈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丢下儿女离开他而打算复仇。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和矛盾。原来的封建社会环境和教养在阿乐哥心里形成的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这里，普希金谴责了拜伦所歌颂的个人主义英雄，批判了阿乐哥生长的“文明的上流社会”，但同时，普希金对茨冈人放浪不羁的生活也有所美化。

《驿站长》是《别尔金故事集》所包括的五个短篇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地位低微的驿站长维林常受各种达官贵人的侮辱，他唯一心爱的是他的美丽的女儿。但有一天，忽然一个旅客把他女儿拐骗走了。过了几年，女儿就被折磨而死，驿站长过着孤独无依的晚年生活。这篇小说对下层人物驿站长的不幸满怀同情，通过他的遭遇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部描写“小人物”的短篇，它不仅标志着俄国文学的进一步民主化，而且对从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到契诃夫的《苦恼》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同情下层人民的进步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30年代普希金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创作了《杜布罗夫斯基》（1833）和《上尉的女儿》（1836）两部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直接描写了18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普希金30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上尉的女儿》以主人公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约夫回忆的形式写成。小说的重大成就是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普加乔夫聪明、风趣、“朴素不凡”、“十分可爱”，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他仇视贵族，宁死不屈。当格利尼约夫问他为什么要起义时，他讲了一个老鹰和乌鸦的童话作为回答。老鹰说：“不！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三百年，不如痛痛快快地喝一次鲜血。”小说另一突出成就是对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善变的军官施伐勃林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普希金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普希金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同情和赞赞扬，也有曲解和歪曲，同时也美化了女皇。

在艺术上，《上尉的女儿》巧妙地把家庭纪事、个人遭遇和历事件三者结合在一起。在不大的篇幅里，容纳了广阔的生活内容。小说充分体现了普希金朴素、简洁、圆熟和明快的散文风格。

《叶甫盖尼·奥涅金》插图

普希金最杰出的代表作是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作品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普希金用了八年时间（1823—1830）创作了这部作品，1833年定稿出版。《叶甫盖尼·奥涅金》所写事件的时间是从1819年至1825年春天，广泛地描绘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俄罗斯社会发展中有重要意义的现实生活。高尔基认为这部作品“除了那永不磨灭的美以外，对我们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它比到今天为止的几十部厚书都更准确和真实地描画了时代”。

（1）基本情节。长篇小说描写首都贵族青年奥涅金到乡间接受叔父的遗产，由于友人连斯基的介绍，结识了当地的女地主拉林娜一家。在此以前，连斯基已和这个家庭的小女儿奥尔加相恋。长女达吉雅娜第一次遇见奥涅金时，便爱上了他，并用书信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爱情。但奥涅金却拒绝了达吉雅娜的爱。在达吉雅娜的命名日，奥涅金因不满连斯基带他来参加这个无聊的聚会，故意竭力向奥尔加献殷勤，这引起了连斯基与他的冲突，最后在决斗中他打死了连斯基。奥涅金离开乡村。达吉雅娜因初恋的失败而感到痛苦。后来，她依照母亲的愿望，与一个出入宫廷的将军结了婚，而成为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贵妇。在一次晚会上，奥涅金与达吉雅娜见面了。奥涅金这时对达吉雅娜却发生了浓烈的爱情，并向她作了吐露。达吉雅娜拒绝了他的爱情。她说她要忠实于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感到生活苦闷，她依旧爱着奥涅金。于是，奥涅金又出发去旅行去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提出了当时社会政治问题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问题。

（2）小说主要人物奥涅金的形象。普希金通过奥涅金这个形象展示了他同时代的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特征。奥涅金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又远离人民，找不到新的生活道路。因此，他虽有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奥涅金对达吉雅娜爱情的态度，他跟连斯基的变化多端的关系上，都说明了这种内心的矛盾。在奥涅金的身上反映出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前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是俄国文学上最早出现的“多余人”的典型。

（3）《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成就。《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第一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揭示了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奥涅金所受的教育，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社会环境，同代人的思想气氛以至他的爱好、服饰、生活习惯都栩栩如生的出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读起来，就好像面对着历史本身，能够直接嗅到那个时代的空气。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结构严谨、和谐的作品。小说穿插着大量的抒情插话或作者旁白。在这些插话里，作者或表示自己对人物的态度（赞美、贬抑、讽刺、同情），或引进诗人自己的形象，抒发个人的感触，或进行文学问题的论争，或议论社会或哲学问题。这些插话或增加了读者对事件和人物的理解，或衬托出了时代的气氛，即或稍有放纵，但也不离题太远，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因此，在作品中不仅不显得生硬，相反却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情趣，给人以活泼亲切，娓娓动听之感。《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诗体小说。作者把广阔多彩的生活画面、复杂丰富的人物性格，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尝试，普希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感伤主义的各种清规戒律，大大丰富了诗的语言。他或者用一连串具体的生活细节传达出时代气氛，或者用巧妙的排比、对仗、重叠等手段加深对事件和人物的分析。他经常使用新颖、独特、发人深思的比喻，也喜欢在某种紧张、激昂的场面之后，来一段使人轻松的幽默诙谐的打趣。俄罗斯语言在普希金的笔下，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灵活、丰富、准确和优美。规整而毫不单调的“奥涅金”诗节，节奏显明而不紧张，充分反映了普希金无拘无束、明朗轻快的风格，读来既流畅自如而又诗意盎然。《叶甫盖尼·奥涅金》标志着普希金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彻底胜利，是普希金20年代和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