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出身于律师家庭，早年受僧侣教育，在僧院里就已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但也出现过拉伯雷的充满人文主义者反封建热情的小说，如《巨人传》。长篇小说《巨人传》共五部，《巨人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他生下来便会说话，喝一万七千多匹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一万二千多尺布制成。这种夸张的描写是要说明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卡冈都亚最初受中古经院教育的毒害，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才把他解救出来。他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这时，他的国家受到邻国国王毕可肖的侵略，他率领若望修士等击退敌人。他建立德廉美修道院酬答若望的功劳。

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他一开始就受人文主义教育。相孙三代巨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一代比一代幸福，反映了作者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第三部用很多篇幅讨论巴汝奇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随后庞大固埃、若望修士和巴汝奇等一起出发到世界各地寻找“神瓶”。第四、五两部写他们在旅行中遇到无数骇人听闻的事。第四部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写巴汝奇和羊商斗智的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故事，饶有民间故事风味。第五部的讽刺比前四部更尖锐，对违反自然、抵制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人民的封建司法作了猛烈的抨击。

庞大固埃一行人走过许多地方后，终于找到了“神瓶”。“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呀。”作者的意思是教人吸取人类的知识，以此来武装自己。拉伯雷的巨人思想贯穿在整部作品中，体现在三个巨人的形象上。他们一方面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作者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他们的享乐人生观，这是对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嘲讽；另一方面，他又把一些优良品质赋予他的巨人。

《十日谈》

《十日谈》（1350）由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创作。批评教会的腐败堕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比起先驱者但丁，薄伽丘的思想更进了一步，《十日谈》的批判也更加尖锐。

薄伽丘最优秀的作品是《十日谈》。1348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本书所指的瘟疫是14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的鼠疫大流行，黑死病这个名词就来源于此）。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到城外。从3月到7月，病死的人达10万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得坟场遍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这件事给当时意大利一位伟大作家薄伽丘以深刻影响。为了记下人类这场灾难，他以这场瘟疫为背景，历时5年，写下了一部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当时，《十日谈》被称为“人曲”，是和但丁的《神曲》齐名的文学作品，也被称为《神曲》的姊妹篇。这部小说为什么称为《十日谈》呢？原来，在佛罗伦萨闹瘟疫期间的一个清晨，7个美丽年轻而富有教养的小姐，在教堂遇到了3个英俊而富有热烈激情的青年男子。7位小姐中的3人是他们的情人，别的几位和他们还有亲戚关系。他们决心带着仆人，离开佛罗伦萨这座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城市。他们相约，两天后到郊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别墅里去躲避瘟疫。那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有翠绿的树木环绕，还有曲折的走廊、精致的壁画、清澈的清泉和悦目的花草，地窖里还藏着香味浓郁的美酒。这10位年轻人每天不是唱歌弹琴，就是跳舞散步。在暑气逼人的夏季里，他们坐在绿草茵茵的树阴下，大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优美动听的故事，以此来愉快地度过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他们一共讲了10天，10天合计讲了100个故事，这些故事收集成集子就叫《十日谈》。

据薄伽丘讲，《十日谈》中的故事都是有理有据的。作品中描写和歌颂了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的高尚的源泉，歌颂自由爱情的可贵，肯定人们的聪明才智等。作品也揭露封建帝王的残暴，基督教会的罪恶，教士修女的虚伪等等。薄伽丘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他从小向往民主自由，对教会的黑暗统治表示不满，长大后，多次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封建专制。《十日谈》就是他反封建反教会的有力武器。《十日谈》写完后，薄伽丘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时常被教会派来的人咒骂和威胁。他有一次愤怒之至，甚至想把所有的著作，包括《十日谈》全部烧毁，幸好他的好朋友——意大利著名的民主诗人彼特拉克苦苦相劝，《十日谈》才得以留存至今。

彼特拉克是薄伽丘一生中最好的知音，1374年彼特拉克去世，薄伽丘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第二年他在孤独和贫困中，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1547年10月9日出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1616年4月22日在马德里逝世。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他的一生经历，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冒险生涯。他生于16世纪的西班牙，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被逐回北非，西班牙从地域到宗教都得到统一。在西班牙王廷的资助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海洋冒险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兴盛，对美洲的掠夺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城市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西班牙拥有一千多艘船航行在世界各地，成为称霸欧洲的强大封建帝国。但是西班牙的强盛极为短暂，专制君主腓力普二世对外发动多次失败的战争，既耗尽了国库的资产，也使西班牙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在国内，封建贵族与僧侣还保持着特权，各种苛捐杂税繁多，使得贫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更为突出，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尽管专制王权与天主教会勾结在一起，利用宗教裁判所镇压一切进步思想与人民的反抗，但人文主义思想仍然得到传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

《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小说塑造了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从桑丘两个西方古典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作品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瘦削的、面带愁容的小贵族，由于爱读骑士文学，入了迷，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驽骍难得”，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做游侠，锄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雇了附近的农民桑丘·潘沙做侍从，骑了驴儿跟在后面。堂·吉诃德又把邻村的一个挤奶姑娘想象为他的女主人，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杜尔西娜雅。于是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冒险事业，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由于他的美好愿望不切实际，战术荒诞可笑，因而处处碰壁，好心不得好报，甚至险些丧命。当他和桑丘吃尽苦头，辗转回到家乡时，他已一病不起。但经过一番游历，他已认识到自己从前是个疯子，那些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只恨后悔得太晚了。

主人公堂·吉诃德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神志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桑丘·潘沙本来为当“总督”而追随堂·吉诃德，后看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www.daowen.com)

英国的新文学诞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吸取了它们的创作经验，在艺术上成就最大。优秀作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极其可观，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创作最为繁荣，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中的高峰。

莎士比亚以他的剧作，大胆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残酷黑暗及对人性的禁锢，强烈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要求，为人文主义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莎士比亚的创作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在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初十年中，他共创作了九部历史剧。在这些剧本中除了《约翰王》（1589）描写的是13世纪封建王朝内部的争斗外，其他的剧作则构成了两个内容衔接的四部曲：《亨利六世》上、中、下部（1590—1591）与《理查三世》（1592），《理查二世》（1595），《亨利四世》上、下部（1597—1598）与《亨利五世》（1599）。

在莎士比亚历史剧大受欢迎的同时，他还创作了十部喜剧：《错误的喜剧》（1592）、《驯悍记》（1593）、《维洛那二绅士》（1594）、《爱的徒劳》（1594）、《仲夏夜之梦》（1596）、《威尼斯商人》（1597）、《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无事生非》（1599）、《皆大欢喜》（1600）、《第十二夜》（1600）。其中最后三部最能表现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风格，人称“娇艳明媚的喜剧三部曲”。

这一时期，是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莎士比亚已看清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他把这些归结为善与恶的道德冲突，他反对暴力，强调理性的作用，创作了一批辉煌而又抑郁愤怒的悲剧剧作，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社会罪恶与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剧中的浪漫主义光辉越来越弱，现实主义描写日益突出。其悲剧的主要内容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内心深处的冲突，被称做“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的典范。代表作有《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以上四部剧作被称做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哈姆雷特》（1601）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作品，这部悲剧就其表现的社会内容和哲学内涵来说都是最丰富的。它以精湛的艺术形式、博大的思想内容表现出主人公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反映了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索。早在12世纪就流传着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英法两国的剧作家都据其情节写过以中世纪的血亲复仇为中心的剧本。1601年，莎士比亚将其改编成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面貌、具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杰出悲剧，使这一复仇故事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年轻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好思索的人文主义者，是个诚实、坦率、正派、道德高尚的人。他结束求学生涯回国时发现，他的祖国已变成成了黑暗的牢狱，父亲已被叔父克劳狄斯害死，克劳狄斯还娶了哈姆雷特的寡母，篡夺了王位。父亲的亡魂出现，要求他复仇。哈姆雷特决心杀死奸王但又顾虑重重，他报仇的愿望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社会责任心：应当改变这个充满犯罪、不仁不义、谎话和虚伪的世界。而要完成这一重整乾坤的神圣使命，哈姆雷特深感自己无法胜任，反之，要同恶势力妥协，他又深恶痛绝。这一切使哈姆雷特陷入犹豫、忧郁和痛苦的自我分析之中。在他下决心动手除去奸王时，不幸误杀了恋人奥菲丽娅的父亲、媚上的御前人臣波洛涅斯。伤心的奥菲丽娅因此丧失了理智，溺死河中。奥菲丽亚的哥哥雷欧提斯要为父亲和妹妹报仇，在奸王阴谋安排的决斗中用涂了毒药的剑刺中了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母亲也误饮奸王为哈姆雷特准备的毒酒毙命。哈姆雷特在临死前奋力刺死了奸王，但他改变现实的宏伟理想却没能实现。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精心塑造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他对人自身、对人类的明天满怀热爱和信心，在他看来人是“了不得的杰作”，具有“高贵的理性”、“伟人的力量”，有着无比的智慧，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教育使他胸怀远大抱负，但突破其来的巨变，使他遭受了那样多的不幸，他无忧无虑、明朗爽快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渴望用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改造社会，却又觉重任难当，难以施为。踌躇难决之下他苦思焦虑，性格一变而为忧虑沉闷，更因复仇的证据不足，一时也找不复仇的时机，无法贸然行动，这使得他优柔寡断，拖延迟疑，戏中大段沉痛的、强烈自责的独白，反映了他痛苦、矛盾的心境。表面上看，他令人惋惜地放过了次次行动的机会，实际上这正是敌我力量悬殊，人文主义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剧性反映。从第三幕起，他忧郁的心情开始得到克服，崇高的理想与责任感，使他意识到必须以行动来抗争不合理的命运，于是他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复仇措施，从采取演戏的方法证实奸王的罪行到改写密信，破坏了奸王把他放逐到英国，然后借刀杀人的阴谋，最终刺杀奸王，把国事托给他志同道合的密友，这无不表现了他的机智勇敢、镇定缜密以及超人的智慧。莎士比亚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哈姆雷特性格的变化与发展。

晚期的莎士比亚创作呈现出脱离现实，转向梦幻世界的倾向，以幻想来解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风格也为之一变，充满童话式的想象，富于明快的节奏。其作品有《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暴风雨》（1611）等。

这些作品多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尽管仍然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矛盾的解决主要靠魔法、幻想、机缘巧合和偶然事件，并以宣扬宽恕、容忍、妥协、和解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