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
——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

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兴趣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解说。文献资料、故事传说、诗词歌赋等，这些文字建构起来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

比如，现在人们谈论北京，关注比较多的是城墙、胡同、四合院等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这种谈论，切近日常生活，容易引起民众的兴趣。其实，在城市改造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古老的建筑，还包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并非只是四合院的问题，还包括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有无深入的体贴，或者说“理解的同情”。借助于“北京学”，至少可以让我们在心理上对这座城市多几分亲近之情，也多几分敬畏之心。

相对于时代大潮，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只能做到尽心尽力。保不住城墙，保不住四合院，那就保住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这也是一种功德。除了建筑的城市，还有一个城市同样值得守护——那就是用文字构建的、带有虚拟、润色与想象成分的北京。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用教育、学术、大众传媒甚至口头讲演等，尽可能让大家留住这个城市的身影，留住“城与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

一、从“溪山行旅”到“都市印象”

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的都市”，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三百年、八百年乃至千年古城风韵的设想。不仅于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主要还是希望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

谈论中国的“都市文学”，学界一般倾向于从20世纪说起；可假如着眼点是“文学中的都市”，则又另当别论。在《〈十二个〉后记》中，鲁迅称俄国诗人勃洛克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至于中国，鲁迅说得很肯定：“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周作人则不这么看，在《〈陶庵梦忆〉序》中，他给张岱奉上了“都市诗人”的桂冠：“张宗子是个都市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对鲜衣美食、华灯烟火、梨园鼓吹、花鸟古董等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有特殊兴趣的张岱，确实与传统中国文人对于山水田园的夸耀大异其趣。假如我们不将都市诗人与现代主义直接挂钩，那么，周作人的意见未尝没有道理。

再进一步推论，考古学意义上的都市，几乎与文明同步；文学家对于都市的想象，当然也应十分久远。为何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都市，在文学史家那里基本缺席？并非古来中国文人缺乏对于都市的想象，而是此等文字一般不被看好。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而言，约略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感时与忧国，以屈原、杜甫、鲁迅为代表，倾向于儒家理想，作品注重政治寄托，以宫阙或乡村为主要场景；第二，隐逸与超越，以陶潜、王维、沈从文为代表，欣赏道家观念，作品突出抒情与写意，以山水或田园为主要场景；第三，现世与欲望，以柳永、张岱、老舍为代表，兼及诸子百家，突出民俗与趣味，以市井或街巷为主要场景。如此三分，只求大意，很难完全坐实，更不代表对具体作家的褒贬。如果暂时接受此三分天下的假设，你很容易发现，前两者所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第三者。

王佐良《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选了小品文大家兰姆1801年致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信，开头便是：“我的日子是全在伦敦过的，爱上了许多本地东西，爱得强烈，恐非你们这些山人同死的大自然的关系可比。”而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代表善与美的，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

一直到20世纪，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作家，乃至近在眼前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对乡村生活的理解与诠释，都远远超过其都市想象。这里有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的缘故，但更缘于意识形态的引导。很长时间里，基于对商人阶层以及市井百姓的蔑视，谈论古代城市时，主要关注其政治和文化功能，而相对忽略了超越职业、地位乃至种族与性别的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历史上中国的诸多城市（如所谓“七大古都”，还有扬州、苏州等历史文化名城）都曾引领风骚，并留下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文笔记等。可惜文学史家很少从都市想象角度立论，而更多地关注读书人的怀才不遇或仕途得志。

都市里确实存在着宫殿或衙门，读书人的上京或入城，确实也主要是为了追求功名。但这不等于五彩纷呈的都市生活，可以缩写为“仕途”二字。明人屠隆《在京与友人书》中极力丑化“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的燕京，对比没有官场羁绊的东南佳山水，感叹江村沙上散步“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这里有写实——比如南人不喜欢北地生活；但更多的是抒怀——表达文人的孤傲与清高。历代文人对于都城的“厌恶”有真有假，能有机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心甘情愿地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为数不是很多。更吸引人的，其实还是陆游所描述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晚清以前，中国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相差不大，特别是战乱年代，乡村的悠闲与安宁更值得怀念。但总的说来，都市经济及文化生活的繁荣，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大隐隐朝市”，住在都市而怀想田园风光，那才是最佳选择。基于佛道二家空寂与超越的生活理想，再加上山水田园诗的审美趣味，还有不无反抗意味的隐士传统，这三者融合，决定了历代中国文人虽然不乏久居都市者，一旦落笔为文，还是倾向于扬乡村而抑都市。

朝野对举的论述框架，既可解读为官府与民间的分野，也隐含着城市与乡村、市井与文人的对立。引进都市生活场景，很可能会使原先的理论设计复杂化。比如，唐人的曲江游宴，宋人的瓦舍说书，明人的秦淮风月，清人的宣南唱和，都很难简化为纯粹的政治符号。

同样远离作为审美理想的“山林气”，官场的污浊与市井的清新，几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学界的视野及趣味逐渐从士大夫转移到庶民，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会日益吸引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想象，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以都市气象来解读汉赋的大气磅礴，以市井风情来诠释宋词之别是一家，以市民心态来评说明人小说的享乐与放纵，应该不算是领异标新。除了关注城市生活中的文人情怀，比如《桃花扇》里风月无边的秦淮河，或者《儒林外史》之以隐居乡村的王冕开篇，以市井四奇人落幕；更希望凸显作为主角的都市，以及其催生新体式、新风格、新潮流的巨大魔力。

有朝一日，我们的关注点从“溪山行旅”走向“都市印象”，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那时再来讨论诗人的聚会与唱和、文学的生产与知识的传播，以及经典的确立与趣味的转移，我相信会有不同于往昔的结论。起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不会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乡村与田园，而蔑视都城与市井。

二、城市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

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289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或“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陈桥驿在推荐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称扬其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性的历史记述”，而成为“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前者“从叙述城市的历史沿革，考证城市的地名由来，探究城市的人物掌故以至坊巷俚语、市井逸闻，面面俱到，无所不有”，因此不可能有“深入的分析”。我基本同意陈先生的看法，只是希望略作补充。我并不认为只有“通过城市的社会经济的研究”，才能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参见陈桥驿《〈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后记》，载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文学想象与文化记忆，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城市。

作为专业的“城市研究”，确实应走出单纯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所长与所愿；我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比如，我之研究北京，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由自己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关注“文学的城市”，必须兼及作家、作品、建筑、历史、世相、风物等，在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双重视野中展开论述。我感兴趣的，包括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明清广州、晚清以降的上海、八百年北京、近代的天津、现代的香港和台北，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乃至具体而微的（成都）杜甫草堂、（武汉）黄鹤楼、（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写了篇短文《“北京学”》，日后被广泛征引；而2001年秋，在北大开设“北京研究”专题课，算是我“都市文化研究”的“破题儿第一遭”。

我关注的是成为世界性大都市以后的北京之“文学形象”。原因是，讨论都市的文学想象，只凭几首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找到金代的若干诗文以及寺院遗址，也知道关汉卿等杂剧名家生活在元大都，但此类资料甚少，很难借以复原其时的都市生活场景。而15世纪起，情况大为改观，诗文、笔记、史传，相关文字及实物资料都很丰富。从“公安三袁”的旅京诗文、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一直到20世纪的《骆驼祥子》、《春明外史》、《北京人》、《茶馆》等小说戏剧，以及周作人、萧乾、邓云乡关于北京的散文随笔，乃至1980年代后重新崛起的京派文学，关于北京的文学表述几乎俯拾即是。成为国都的八百年间，北京留存下大量文学及文化史料，对于今人驰骋想象，是个绝好的宝库。这一点，正是北京之所以不同于香港、上海、广州的地方。只要稍微涉足“文学北京”，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王士祯的游走书肆，宣南诗社的诗酒唱和；西郊园林的江南想象，厂甸的新春百态；沙滩红楼大学生们的新鲜记忆，“来今雨轩”里骚人墨客的悠然自得；还有1930年代的时尚话题“北平一顾”，1960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红色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所有这些，都在“茶馆”的缕缕幽香中，慢慢升腾。

2003年秋，我又在北大开了一门新课，就叫“都市与文学”，除总论外，主要是带着研究生一起阅读、讨论以下著作：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思想史与文化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陈学霖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施坚雅的《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Carl E.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及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学生们对《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两本书尤其感兴趣，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都让他们很开心。

至于参与组织两个国际会议——“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2003年）和“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西安，2006年），某种意义上带有实验的性质。汉唐以及汉唐以前的长安，明清以及明清以降的北京，无疑都是中国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都市景观”。而采用跨学科的思路，兼及文学、史学、考古、艺术、地理、建筑等，目的是尽可能拓展“都市阐释”的空间与力度。

三、兼具温情与想象力的“漫游”

谈到都市（比如“北京”），我一再坚持，必须把“记忆”与“想象”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斑驳的百姓家，只有来去匆匆的燕子，还不够，还必须把“旧时王谢”的历史记忆带进来，这个画面才完整，才有意义。把人的主观情感以及想象力带入都市研究，这个时候，城市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记忆与实录之间，固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学创作与历史著述，其对于真实性的界定，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驰骋想象”，这个让历史学家深感头痛的话题，很可能在文化史家那里如鱼得水——解读诸多关于北京的“不实之辞”，在我看来，意味无穷。因为，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不管虚实真假，同样值得尊重。学者的任务，不是赞赏，也不是批判，而是理解与分析。

走出单纯的风物掌故、京味小说，将“北京城”带入严肃的学术领域，这很重要。但同是都市研究，主旨不同，完全可能发展出不同的论述策略。注重历史考证与影响现实决策，思路明显不同。倘若将城市作为文本来阅读、品味，则必须透过肌肤，深入其肌理与血脉，那个时候，最好兼及史学与文学、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也正因此，《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取材，涉及了考古实物、史书记载、口头传说、报章杂志等。虽说无法呈现完整的历史图景，各论题之间互相搭配，参照阅读，起码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北京记忆”，竟可以是如此丰富多彩。

在我看来，阅读北京，最好兼及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漫游者的好奇心。这方面，德国的文化史及文艺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是个很好的例子。比如，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借助游手好闲者的眼光来观察巴黎：“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参见本雅明著，张旭东等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1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学者本雅明一如诗人波德莱尔，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这种兼具体贴、温情与想象力的“漫游”，既不同于市民的执著，也不同于游客的超然，而是若即若离，不远不近，保留足够的驰骋想象的空间，还有独立思考以及批判的权利。

“游手好闲者”之观察城市，注重瞬间、偶然以及破碎的现代体验，其关于都市场景的描述以及社会现象的观察，不以完整性诱人，而以深刻性见长。一方面，这是本雅明特有的写作方式——为各种新颖的城市意象所吸引，注重个人体验，喜欢寓言与象征，使用诗一样的语言，因此言不尽意，引诱阅读者参与对话；另一方面，理解城市，我们确实需要在历史地理、建筑艺术、社会经济等专业分析之外，添加对于诗歌等文学文本的解读。后者的多义性、象征性、深刻性，表面上不太好把握，可更容易引起“震惊”的感受。如果超越实际决策，谈论“城市记忆”时，希望深入到历史、人生、精神、文化层面，则本雅明的思路不无可供借鉴处。记忆政治上的史事人物，也记忆地理上的高山大川，还有就是介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兼及人与物的都市。解读博物馆里收藏的“断肢残片”，需要想象力，也需要科学精神。挖掘者的那把铁锨，既指向深不可测的过去，也指向遥不可及的未来；既指向宏大叙事的民族国家想象，也指向私人叙事的日常生活细节。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的“导论”部分，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曾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拒绝“预先接受一个抽象的范畴来作为分析的工具”（比如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而是主张“对多元的现象予以经验的观察，再基于这些观察来形构文化类型”。具体论述时，既有历时性的历史溯源，也有共时性的文本分析——后者借助人文学科的内在分析方法，用以“捕捉20世纪那些不属于科学范畴的文化创造者的内在世界”。全书并不呈现完整的历史图像，而是在各章中分别讨论“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文学与政治、都市规划与建筑风格、贵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大众政治、《梦的解析》中的政治与弑父、绘画以及自由派自我的危机、文化秩序的瓦解以及表现主义的诞生等。每个章节各自独立，分别从不同的领域来探讨同一个主题，“而贯串各章节的基调，乃是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什么这么处理？那是因为作者意识到，学科的分野越来越清晰，专业化的结果，导致知识支离破碎，研究者在论述中“无法兼顾领域与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作者看来，“共同的社会体验，乃是孕育文化元素的沃土，也是文化借以凝聚的基础”。所以历史学家必须学会“评估一个思想内容与跟它同时的其他文化分支的关系”，穿梭于文学、政治学、艺术史、哲学、建筑等不同领域（参见卡尔·休斯克著，黄煜文译：《世纪末的维也纳》第36—46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四、春夏秋冬与晚清女学

要让“文学的都市”活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中，“城”中必须有“人”。而且，这“人”还不能面目模糊、漂浮不定，而必须是生活在特定时空、有着特定风貌、值得后人欣赏、品鉴、追慕的“人”，这样，方才可能成为这座城市永恒的“风景”。这方面，我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谈论北京的春夏秋冬以及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前者关注“时令”，后者涉及“人物”，都是尝试拓展“文学都市”的表现空间。

你可能读过像《狄更斯与伦敦》、《雨果与巴黎》、《卡夫卡与布拉格》、《乔伊斯与都柏林》这样的著述，再加给你一本《老舍与北京》，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妨换一个角度，不谈某某作家的都市体验，而是借助四则散文，呈现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精神与气质。而且，撇开那些独一无二的景观（比如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谈论北京城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那就是“春夏秋冬”。

为什么选择最为常见的“春夏秋冬”，那是因为，文学与时令不无联系。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不会因时间流逝或意识形态移转而失去意义。中国文人很早就认识到“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义——北宋时，宋绶编过《岁时杂咏》二十卷，收入汉魏至隋唐诗一千五百首，这书后来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积中有感于此书未收同样光彩照人的宋诗，于是着意重编，扩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岁时杂咏》，收诗二千七百余首，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这跟蒲积中《序》中的说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补充：“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时节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学士大夫因以观古今骚人，用意工拙，岂小益哉！”(www.daowen.com)

至于北京的岁时诗文，《人海诗区》及《帝京景物略》等略有涉及，但最为集中，且最精彩的，还是两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作为一个博学且通达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谈论“北平的春天”，蕴涵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嫌北京的春天太慌张，而且抱怨北京人的生活不够优雅、不够腴润。与周作人的话里有话、但点到即止相反，郁达夫非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郁主要以小说名家，但我以为，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或者套用他评苏曼殊的话，郁达夫的“人”比“文”还可爱。浪漫文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语调夸张，表达情绪时不节制，有时显得过火，就像《故都的秋》最后那段抒情，就不是很必要。

张恨水主要写长篇小说，他谈都城、讲四季，都带有介绍风土人情，以便你进入小说规定情景的味道。通俗小说家往往比先锋派作家更有文化史的眼光，比如同样提及京城里的洋槐，郁达夫只说他如何感动，张恨水则告诉你洋槐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它与刺槐的区别在哪里。至于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是一本以随笔体书写的文化史著作，不以文采见长，但作者趣味广泛，旁征博引，介绍了很多相关历史知识。

晚清画报散落世界各地，且多为“断简残编”，查询及翻阅极为艰难。借助我曾寓目的十八种晚清北京刊行的画报，谈论京城里刚刚兴起的“女学”，我用了个相当文学性的标题——《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那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宝贵的图像资料，恰好可以跟我们以往熟悉的文学作品相互阐发。

当初北京刊行画报之盛况，不妨借用兰陵忧患生撰于1909年的《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有这么一首：“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诗后有小注：“我国报纸，较之东西各国，固不得谓之发达；而各家画报，购者纷纷，尝见花界中人，识字与否，率皆手持一纸，销路之广，于此可见一斑。”（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第12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比起著述之文，报刊文章显得“浅显”；而有了以图像为中心的画报，日报又相对“高深”起来。鲜活的图像配上浅俗的文字，确实比较容易渗透到妇孺以及下层社会。这就难怪，“画报”很容易与“女学”结盟。

晚清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过若干身着崭新校服的女学生，吸引了众多民众以及记者/画师的目光。千万别小看这幅略显黯淡的图景。正是这些逐渐走出深闺的女子，十几年后，借助五四新文化潮流，登上了文学、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展现其“长袖善舞”的身姿，并一举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

画报的存在，起码让我们了解，这些其实并不弱小的“弱女子”们，如何在公众的凝视下，逐渐成长的艰辛历程。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

“画报中的女学”，不仅仅混合着民众的街头窥探与画师的笔墨技巧，还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直面的，除了具体的图像资料，还包括凝视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以及凝视本身的历史性。晚清北京的画报，为中国女学的发展，勾勒了一个大致轮廓；但就像所有的“凝视”都有其历史性一样，北京画报观察女学的视角，以及描述女学的技法，严重受制于那个时候京城里的舆论环境。

视野开阔、兴趣广泛的晚清北京画报，并未自觉承担记录女学历史的重任；今人即便披沙拣金，所呈现出来的图景，无论如何都是残缺不全的，且多少带有“后设”的味道。明知存在如此陷阱，借助若干具体场景，迅速掠过那风云激荡的年代，我们还是能够“惊鸿一瞥”那异彩纷呈的“晚清女学”与“帝都北京”。

五、城阙、街景与风情

从汉晋的《二京赋》、《三都赋》，到宋元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再到明清的《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等，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关于帝京的宫殿园囿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详细描述。而《清明上河图》等风俗画的存在，更是提醒我们，对于帝京形象的塑造，画家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清画报那里，这两条线索开始合并。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观赏对象，而不是技术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视角在转变，焦点在推移，辞藻和笔墨也都不再墨守成规，但帝京风光依旧。

在晚清画报中，“帝京”仍是热门话题。只不过，由于大众媒体的发达以及政治思潮的涌动，画报中的“帝京”，逐渐丧失了神圣感与神秘性。具体表现是：政治的、军事的北京迅速消退，而经济的、文化的北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四时节序、饮食男女、世态人情、旧学新知等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因画报的日常叙事性质，得以充分展开。如此骚动不安、杂花缤纷的帝京景象，既是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也蕴涵着某种变革的动力。对照同时期“文字的帝京”与“图像的帝京”，探讨新兴的画报与都市日常生活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晚清的文化变革。

不同于“景物略”或“风俗画”的静态描述，作为连续出版物的“画报”，首先从属于“新闻”，这就决定了其“帝京形象”必定充满动感。不管是文字撰写还是图像制作，其工作方式，已经不可能再像晋人左思那样，“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左思《三都赋序》），而必须关注瞬息万变的政局，以及发生在街头巷尾的大小事件。当然，面对如此变动不居的帝京想象，你依然能够感觉到“传统”的巨大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晚清北京的社会变革不如西学东渐的前哨上海那么激烈，更因画报制作者的知识背景以及欣赏趣味，限制了其视野。在这里，中心与边缘、历史与现实、传闻与记忆、旧学与新知、文字与图像等，决定了上海、北京两地的画报，在“帝京想象”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晚清，阅读及刊行画报最为积极的城市，除了上海，就是北京。上海肇始在先（最有代表性的《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北京奋起于后（发轫之作当推创办于1902年的《启蒙画报》），且颇有后来居上之势。画报固然可以流通到其他城市（每种画报的流通范围，从其开列的“发行处”大致可以猜测出来），但本城读者的阅读趣味，毫无疑问必须优先考虑。将京沪两地画报互相比照，看看上海人是如何看待北京，以及北京人怎样谈论自己的城市（有趣的是，那时的北京画报，不太喜欢讲述上海的故事），分析各自的“洞见”与“不见”，凸显“帝京想象”的丰饶与繁杂。在这一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交会与对话中，东坡先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天才预想，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我曾撰《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选择《点石斋画报》、《时事报图画旬报》、《图画日报》等六种上海画报，以及《启蒙画报》、《北京画报》、《开通画报》、《星期画报》等十七种北京画报，探讨其中关于帝都北京的记忆、想象、窥视与重现，尤其集中在“城阙”所凝聚着的历史意识，“街景”所体现的空间布局，以及旧俗新知所表露出来的万种“风情”。在我看来，正是这三者的纵横交错，构成了古都北京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使得读者的“按图寻访”或“卧游披览”成为可能。

借助无数或零散或连续的图像资料（画报），我们得以进入晚清的历史。但所有的历史记忆，都夹杂着个人偏见；所有的历史场景，都不可能自然呈现。今人所见晚清画报中的场景，无不包含着画报人的眼光、趣味以及笔墨技巧等。

如何获得“帝京印象”，这首先取决于从何处观看。这里说的不是透视法之类的绘画技法，而是观察的角度以及标准的设定。不管是平视宫殿、深入街景，还是表彰新学、推崇公园，都蕴藏着某种价值评判——以“开通”、“文明”为标志的启蒙论述，与“西学东渐”大潮密不可分。

选择还是避开宫阙，代表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与文化趣味；在这点上，注重风情的上海画家与深入街巷的北京画家，各有其利弊。与上海画报对于北京的“遥想”不同，北京画家之描述帝京，好处是身处其中，很容易进入规定情境；缺点则是受制于朝廷高压，不可能畅所欲言。另一方面，上海画报中关于帝京景物的描摹固然精致，但混合着皇朝的自我塑造和外国人的鉴赏趣味；北京画家则撇开皇城等建筑，深入街巷，着眼局部，见证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这样一来，画面或许不如前者讲究，甚至笔调稚拙；但有生气，更能显示北京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以及画家对于这座古城的款款深情。

谈论帝京，“遥想”并非贬义词——当初自有其好处，今日更是必不可少。随着时代推移，我们与《点石斋画报》、《星期画报》等，相隔百年上下，如此悠远的距离，使得我们阅读残缺的图像资料时，只能唤起若干模糊的历史记忆。必须补充许多文字材料，如档案、野史、笔记、小说、竹枝词等，并经过一系列的图文互证，方才能从某一特定角度，呈现那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瞬间。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体味、遥想晚清人的“帝京想象”，对于今人来说，并不那么容易，同样需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

六、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二十年前，作家萧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第二年，萧乾又在《北京晚报》上连续发表十则《北京城杂忆》，除了新旧北京的衣食住行、人情世态、历史掌故、京白与吆喝、布局和街名，还提到1920年代在北京做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提维尔所撰《北京的声与色》、1930年代在北大教书的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的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老舍的《龙须沟》、传统相声《卖布头》、《大改行》等。或许，在萧乾眼中，文学的文本跟城市的历史，二者互相交织，密不可分。而这，正是关注都市生活的文学史家所要讨论的问题。

大概是害怕被人批评为“怀旧”，二十年前，萧乾在杂忆北京时，不断强调自己并非“发怀古之幽思”（《北京城杂忆·昨天》，《北京城杂忆》第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在应日本学者要求所撰的《〈杂忆〉的原旨》中，萧先生再三辩解：“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我的一些怀念和感触。”饱含深情地谈论“老北京”，这样一来，很难避免“今不如昔”或“借古讽今”的大帽子。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很难体会萧乾当初谈论此话题时的如履薄冰：“从大的方面，我当然更爱今天的北京。……所以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爬过的城墙和城楼给拆成平地时，我一边往心里掉眼泪儿，一边宽慰着自己说，只要能让人人都吃上饭，拆什么怎么拆都成。”（《北京城杂忆》第33—35页）不全是外在的压迫，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有此平民意识，不敢以自家的审美趣味来冲撞百姓的日常生活。很久以后，我们方才醒悟到，拆城墙无益于国计民生，纯属“历史的误会”。

大前年出版的《城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直言五十年来北京城市改造的缺失，不但没有受到批判，反而成为畅销书，可见时代潮流的变化。作者王军自称严守记者职责，主要以各种口述及文字资料说话，但入手处是那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在古城外建设中心区的“梁陈方案”，对五十年来北京城的营建，自然是批评多于赞许。而绝大部分欣赏此书的读者，也都跟作者一样，对于“梁陈方案”的被搁置“扼腕长叹”。如此明目张胆地“发怀古之幽情”，不怕别人扣帽子，足证二十年间思想文化界的进步。

实际上，随着旧城改造的积极推进，“老北京”——还有“老南京”、“老西安”等，已走上了不归之路。古都风貌的迅速失落，与古城记忆的日渐清晰，二者之间不无联系。也正是因为痛感逝者不可追，才突然间出现那么多关于老北京、老南京、老西安的追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永远生活在对于过去的记忆之中。一方面，今人的性格、情绪、言谈、举止等，被无数的“旧时风物”所缠绕；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乃是“旧时风物”的续写或反写。历史就像一个幽灵，以片断（而非全景）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不是历史学家和教科书里所谈论的井然有序的知识体系，而是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文明的碎片”。如此阴魂，召之不来，挥之不去，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现实规划以及未来想象。过去提“新旧杂陈”，往往带有讽刺的意味；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抽刀断水水更流——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谈论家国兴亡与追忆城市盛衰，二者颇多相通处。实际上，有些重要的“城记”，倘若你“凝神寂听”，同样写尽历史沧桑与人间悲欢。比如，同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班固的《两都赋》对比东西两京的宫殿苑囿，颂扬后汉的崇尚礼乐、修明法度；鲍照的《芜城赋》则借广陵一城的今昔盛衰，感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表面上，无论是城池宫阙，还是残垣断壁，都无言地屹立在天地间，但对于阅读者来说，除了视觉上的冲击，更有情感上的震撼。这就是历史，也是“追忆”的魅力所在。

同样长期生活在北京，女作家冰心读了《北京城杂忆》后，对萧乾满怀眷恋地描写七十年前北京城的色香味不大以为然，因为：“那时的‘姑娘’和‘学生’，就没有同等的权利！他和我小弟坐过的‘叮当车’——有轨电车，我就没有为了尝试而去坐过。我也没有在路边摊上吃过东西。我在上学路上闻到最香的烤白薯和糖炒栗子，也是弟弟们买来分给我吃的。”（冰心：《读了〈北京城杂忆〉》，《北京城杂忆》第31页）萧乾所记忆的那些“老北京一般的孩子所能享受到的”，对冰心来说都很陌生，这就难怪她对那有着“尘土飞扬的街道”以及“泥泞的小胡同”的老北京，实在很不喜欢。因此，当她说起“灰色的城墙不见了，流汗奔走的人力车夫也改行了”时，由衷地感慨：“我对北京的喜爱是与日俱增的。”谈及拆城墙，萧乾往心里掉眼泪儿，冰心却没有这种痛楚的感觉。我欣赏萧乾的诚挚，也感谢冰心的直言。读冰心的文章，起码让我们明白，对于老北京，并非每个人都有好感。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北京——因阶级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及文化水准不同，导致了各自“北京想象”的巨大差异。

现实世界中的都市，有着巨大的内在矛盾，所谓“浑然一体”，只是一种假象。就好像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与以大院为代表的新北京，存在着裂缝；紫禁城的皇家政治与宣南的士大夫文化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富贵东城与幽雅西山、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并不享有共同的记忆。同一座城市，新旧、贫富、高低、雅俗，同时存在，互相制约。如果再考虑到时间这一轴，还有文体（比如小说、诗歌、散文、专著）本身的规定性，关于北京的诸多记忆，其面貌可能截然不同。正是这“多重变奏”，使得北京作为八百年古都兼国际性大都市，其形象与魅力得到了极好的呈现。

2003年的初冬时节，“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会后，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采访稿以《北京失忆》为题，发表在2003年12月4日《瞭望东方周刊》上。可惜，那是删节稿，对照日后以《想象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为题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的全文，不难明白此中奥秘。三年后在西安召开的“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则有完全不同的命运。2006年11月4日《西安晚报》上，有题为《学者献策古城文化建设　孙清云等参加研讨》的长篇报道，其中有云：“‘西安城市文化建设方略’专题研讨会在大唐芙蓉园进行，书记、市长等参加，倾听学者意见。西安这样的古都依然在当代中国人心中活着，并且发挥着它的作用。但应当如何珍惜城市的记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提出的这个问题引发了与会专家的思考。”此报道主要引述我的三个观点：第一，如何留住民间的生活印迹：“一座古塔、一个牌坊、一口水井、一间民房，可能没有宫殿、庙宇等古迹遗址的观赏价值，可能也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但它们却充满了活的气息，是子孙后代走入历史的重要途径。陈平原呼吁西安市的执政者，在古城内的建设要慎之又慎，尽可能地保存遗址和古迹，包括那些民间的、充满生活气息的遗迹。”第二，西安是西安人的西安：“旅游城市可能会努力迎合观光客的胃口，因为观光客的眼光而影响城市改造。”但我们不能忘记：“城市是给人看的，更是给人住的，因此应当尊重市民的感受，要有自己的品位与风格，勇于展现自己的审美趣味，来影响观光客的眼光，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循环。因为西安永远是西安人的西安，而不是观光客眼中的西安。”第三，保存城市记忆需要发动民间力量：“城市的记忆只靠政府保存，显然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大量的民间遗迹。……在国外，大量的民间建筑、遗迹都是由产权所有者自己来保护的，政府只起到立法、监督的作用。根据西安的情况，他提出了明确产权、由所有者就地保护，政府扶助的保护形式。”同样强调历史记忆，批评城市改造中政府之倾向于“推倒重来”、“焕然一新”，得到两种绝然不同的回应。但要是以为学者在西安“说话算数”，那可就太天真了。

说实话，我对“保护古都风貌”，不抱很大的信心。但即使不成功，也必须抵抗。我们常常埋怨政府保护不力，谴责房地产商心太黑，这些都有道理。但老百姓的生活理想，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很大，不能低估。你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心目中美好的生活场景，是从影视里获得的，是纽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的繁华街市，而不是朴素淡泊的老北京。穷怕了的中国人，需要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一合理的愿望，比任何呼吁都更有力量。比如，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二十多年的欧风美雨，形成了中国人“现代化”等于“欧美化”的错觉，落实在城市建设中，便是努力拷贝纽约等“国际性大都市”的繁华景观。可能要等几十年后，我们才会认真反省今日推土机大量铲平四合院的野蛮行径。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只有凭吊的份。就像我们今天谈论北京拆城墙一样，现在想起来很难受，当初呢？人类注定只能不断走弯路。没吃过这苦，你硬要来什么“醒世恒言”，很难奏效。如果不是黄河断流、太湖污染、北京沙尘暴肆虐，我们对于经济建设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不会像现在这么重视。

若干年后，你来看北京，城墙我们有东南角楼，四合院也有几个保护区；然后，就是各种适合于旅游观光的仿古新建筑。这样的旧城改造，不能说是成功的。这些问题，作为个体的学者，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除了呼吁，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即使已经成为残片，也要努力将其连缀成文。

说这些，有点跑题了。可这也正好证明我之谈论“都市”，既是学术思考，也含现实关怀，当然，希望二者并行不悖。只是发言的场合不同，因而选择不同的论述策略而已。比起“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白说还得说”的旧城保护，我对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来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更有信心。

附　记

本文乃作者在澳门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18—22日）上的演讲稿，主要依据本人此前所撰若干文章，如《五方杂处说北京》（《书城》2002年第3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想象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文学的北京：春夏秋冬》（《晚清文学教室——从北大到台大》，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5年）、《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等，特此说明。

2008年2月24日修订于香港客舍（初刊《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