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有两种策略，一是“小题大做”，一是“大题小做”。这有点像写论文，必须先设定读者：面对公众发言，你得干脆利落，越简单明了越好，不能云山雾罩，把听众绕糊涂了。但如果是面对同行，则不能为追求畅快淋漓而简化论证的过程，要讲清楚问题的复杂性，相信听众有独立审视的能力。今天在座的，多具备文史方面的专业背景，因此，我可以放开来，谈我正在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天的演讲属于“思想的草稿”，不够完美，寻求的是对话的空间以及突围的可能性。

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可以有很多角度。从“物质文化”入手，在我看来，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颇有新意。而所谓文学的“物质性”，不外乎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今天的探讨，就从作为“物质文化”的书籍入手，希望这样迂回而且迂阔的论述，对人对己都有启发。

一、关于书籍及印刷史

中国大学里，开设有关“物质文化”课程的，主要是人类学系、历史系以及工艺美院。不过，谈论物质文化、日常叙事、城市生活、消费社会等，如今成了史学研究的新时尚。文学史家也不例外，逐渐关注历史上以及现实中与衣食住行相关的各种“物品”的生产、流通、消费；探究“物品”的材料、工艺、科技、风格；甚至考察隐藏在此“物品”背后的价值观、审美观、政治权力以及文化思想。当然，作为文学史家，最容易入手，且最有成效的，莫过于考察书籍的历史。

不必专修图书馆学，凡念过文化史的，大都会关注作为物质文化的书籍，比如，翻翻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或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等。这里想优先推荐钱存训的若干著作。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称，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和钱存训的《书于竹帛》乃书史研究的双璧。钱书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2004年增订再版；中译本改题《中国古代书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刊行，而修订版《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200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钱先生还有以下几种谈论纸张、印刷和书籍的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纸与印刷》、《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等。若想了解钱存训的学术经历及治学特点，建议阅读其连载于2007年《万象》杂志上的《留美杂忆》，还有同年第11期《万象》上所刊许倬云的《温良正直，博厚高明——钱存训〈留美杂忆〉序言》。

走出中国书籍，放眼人类文明史，有三种繁简不一的“书史”值得推荐。法国人Blasselle那本《满满的书页》图文并茂，可作为“开卷有益”的休闲读物；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的《书籍的历史》复杂些，但仍属于知识积累与普及。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所著《印刷书的诞生》可就不一样了，那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力作。我们知道，传统的版本目录学、书籍出版、藏书楼及图书馆研究，以实证为主，以资料见长，“博学”多于“深思”。而文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则大都擅长文本分析，注重阐释与发挥，对于书籍报刊的物质属性及其生产—阅读—传播等，缺少必要的关怀。关键在于，如何跨越“物质”与“精神”的鸿沟，建立起对于人类文明史的有效阐释。

《印刷书的诞生》前七章，因有书籍研究的长期积累，加上社会经济史的问题框架，从材料与技术、生产与流通、“地理学”与“生意经”入手，谈论书籍时，可谓得心应手。至于“书籍之文化作用及其影响”，本应是全书的亮点及关键所在，仅靠第八章“印刷书：变革的推手”显然不够。由于概念工具的缺乏，以及费夫贺的过早去世，感觉上，这书虽好，还缺最后一口气。即便如此，这书仍是我们今天展开讨论的重要基础。这里引费夫贺所撰序言及《印刷书的诞生》结尾的两段话，看此书的理论意识：“我们试图厘清，印刷书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书籍产业为牟取经济利益而鼓励书刊以民族语文出版，最后则助长了这些语文的茁壮，同时造成拉丁文的衰微。如此发展不仅决定了欧洲语文往后的命运，也确实标记着一种广大民众文化的滥觞；此一历程一旦触发，便会导致深远而难以逆料的影响。各种的方言，受惠于印刷机的力量而勃兴，终究瓦解了万流归宗的欧洲拉丁文化。”

相对来说，中国人已有的印刷及书籍研究著作，虽则精细，但缺乏此类大视野。当然，我们今天的研究，还是极大得益于前人此类书史著述。比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以及潘吉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等。这方面的研究，集大成的是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此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共860页，已是皇皇巨著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刊行插图珍藏增订版，更是可观。此外，若果研究近代以降的书籍与报刊，最值得推荐的，是张静庐辑注、1950年代陆续刊行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等；这套七编八册的大书，对研究者很有用，故几年前上海书店出版社以影印方式重版。近年刊行的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含古代两卷，近代三卷，现代三卷，搜集史料甚丰。另外，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好，就说这些，大致了解前人所做的书籍史方面的工作，再继续往前走。

二、关于文学的“物质性”

一百年前，梁启超将报章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予以大力提倡，此举确实很有见地。20世纪的中国，其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之所以迥异于前，报章乃至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无疑是重要因素。从1872年发行不足千份的《申报》，到今日几乎无远弗届的卫星电视，大众传媒的勇猛扩张，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什么叫“生活在大众传媒的时代”。

毫无疑问，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乃至思维与表达能力等，都与大众传媒发生了极大纠葛。而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

最近二十年，做文学史研究，多有从新闻及出版切入者。比如，借阅读报刊，得以返回历史现场；借考稽书局，从中辨析文学思潮；还有借报刊书局谈论“公共空间”或“文学场”的。在这方面，王瑶先生创建的北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起了很大作用。将物质形态的书籍、报刊纳入考察的视野，关注出版史料、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这是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记得有一年，我在哈佛大学演讲，说到北大有一门研究生必修课，叫“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要求每个学生都得亲手接触那些泛黄的旧报刊，做一个相关的小论文。那时仍在哈佛任教的李欧梵笑言，那是你们北大人的特权，守着那么多旧报刊，当然方便了。现在不一样了，大量晚清及民国的旧报刊，或影印重刊，或扫描上网，不再有人“专擅其美”。

而我呢，只不过在此轨道上，进一步思考纪实与虚构、思想与文学、文字与图像、运动与创作、潮流与个性、生产与传播等一系列问题，将如何建构意识形态这样的“宏大叙事”，落实到具体而微的媒体手段，消解世人心目中确定不移的远/近、大/小、虚/实等。

除了旧报刊，还有所谓的“新善本”，到底该如何保存与使用，同样值得深思。经由阿英、唐弢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新文学也有珍本、善本，这已经得到学界乃至市场的认同。如初版《域外小说集》等堂而皇之地进入拍卖场，已充分证明这一点。现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逛旧书店或上“孔夫子”旧书网抢购“现代文学珍本”，已经成为一种小小的时尚。年长的，像北京的姜德明，中年的，像上海的陈子善，固然有让人歆羡的“宝贝”；年轻一辈，也多能从自家书柜里，掏出几册像模像样的“旧藏”。至于各图书馆，更是在传统的宋椠元刊外，另辟展室，专门收藏晚清及民国年间的“新善本”。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珍本”之作为藏品并不担忧；我关注的是，这些“珍本”如何有效地服务于教学与研究。为了保护藏品，很多图书馆都采取这么一种策略，同一种书刊，只要有新的，就不借旧的；只要有缩微，就不让看原刊。可这些旧书，或曰“新善本”，之所以值得珍惜，除了版本学的意义，更因其中蕴涵历史气息。让大学生、研究生直接面对甚至亲手摩挲那些储存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旧书刊，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在沉潜把玩古旧书刊中，可以增长见识，提升品位，进而养成学问的兴趣。至于专家学者，更是希望通过解读具体的书刊，将“文学”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合而为一。

三、在巴黎邂逅“中国现代文学”

这些年，出国开会或讲学时，我喜欢逛图书馆，希望能见识一些难得的“好书”。此类意外的惊喜，比如在哈佛大学找到梁启超的《读书法讲义》，在伦敦大学阅读同治十年羊城惠师礼堂刊本《天路历程土话》，在哥伦比亚大学见识1907年刊行于北京的《益森画报》，在海德堡大学使用众多晚清报刊等，都是在进入书库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这一前提条件，在法国不具备。因为，按照规定，即便教授也无法自由进出本校图书馆的书库。查卡片借书与在书库里徜徉，二者的功效不可同日而语。在密密麻麻如森林般的书架中巡视，猛然间发现或曾耳闻、或根本没听说过的书刊，这样的经历，方才称得上“惊喜”。我对于法国“陈规陋习”的抨击，因朋友的热心传播，辗转到达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魏丕信（Pierre Étienne Will）先生的耳朵里。于是，奇迹发生了——藏书丰富的汉学研究所，破例允许我入库读书。

1927年由伯希和（Paul Pelliot）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创立的高等汉学研究所，1972年起隶属于法兰西学院；其附设的图书馆，现在已是欧洲汉学藏书的重镇。尤其是1951年接收当时驻北京的巴黎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藏书，大大提升了其收藏质量。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以及魏丕信所撰序言，使我们对此图书馆的藏书特点及来龙去脉，有了相对的了解。其实，真正让我惊叹不已的，不是“汉籍善本”，而是一些根本不入藏书家眼的东西。比如老北大的讲义，对于他人无足轻重，对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此类当年发给学生的讲义，即便北大校史馆，也都很少收藏。说来真是神了，远隔千山万水的法兰西学院，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而且“养在深闺无人识”。法兰西学院所藏老北大讲义，数吴梅编撰的最多，三册《中国文学史》更是初次发现，值得认真钩稽。为此，我专门撰写了《在巴黎邂逅“老北大”》、《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予以介绍。

可这法国图书馆的故事，还没讲完呢。远在异国他乡，不仅邂逅“老北大”，还巧会“新文学”。兴奋之余，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从我居住的大学城，赶往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幽雅的阅读室里，几辆手推车上，整整齐齐地码了好几百册新文学书籍，说是临时停放，马上就要送到里昂那边的图书馆，原因是，这些书没有用处。我请求图书馆员，再等几天，让我好好看看。人家很奇怪，你不是北大教授吗，怎么会对这些中国旧书感兴趣？先是我对这批书“好奇”，展开地毯式搜索阅读；后是图书馆员对我的读书“好奇”，问到底在找什么。听我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通，人家改变主意，书不送了，找个地方“珍藏”起来。

为什么这批书值得珍惜？因为，任何图书馆，都不会如此集中地展现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学出版——1925年至1929年，六百多种文学图书，三分之二是毛边本。平日分散阅读，不太在意；如今集中在一起，突然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籍装帧，竟是如此精美！讨论文学的，大都注重精神性，只做文本分析；但是，市场制约着出版，出版影响着写作，幕后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作用。读者买书，固然认作者、看内容，可也不排除受书籍自身美感的诱惑。因此，书籍装帧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不该忽视。

就凭这批“天降神兵”，我对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出版，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就好像庞贝古城，突然冻结在某一特殊时刻，后人得以借助考古发掘，讨论这一有趣的文化层。简单说来，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学出版，有两座“书城”：上海与北京；八个书局：北新书局、未名社、创造社出版部、开明书店、新月书店、泰东书局、现代书局、光华书局；九位书籍装帧家：鲁迅、孙福熙、叶灵凤、陶元庆、钱君匋、倪贻德、闻一多、司徒乔、丰子恺。相形之下，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在文学书籍出版方面不占优势。另外，同是书籍装帧，最能发挥设计者才情的，是文学书籍，而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图书。

我的关注与提议，改变了这批图书的命运。这批书到哪里去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它们从哪里来，为何而来，进入此图书馆后，到底是经常被人阅读，还是“一入侯门深似海”？这成了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可供追踪的线索很少，没有早年的书号，1950年代前，该馆没有这批书的记载。好多书上盖有“北新书局赠阅”等图章，估计不是采购，而是直接从出版社进入图书馆。另一条线索，则是追溯此机构与中国的渊源：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巴黎大学北京研究所—中法大学，可还是没能说清楚书是怎么来的。藏书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作品最多；另外，章衣萍似乎也很风行。那个时代中国的重要作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中，唯独缺了胡适。后来发现，“作家胡适”已经转化成“学者胡适”，在图书馆里另有位子，不必为迁徙而担忧。

很奇怪，这么多装帧精美的好书，自从进入此图书馆，极少被阅读。为什么敢这么断言，因大部分是毛边本，至今没有裁开。这也是图书馆最初想转赠他人的缘故。为什么不看，不是书不好，而是因为，此图书馆以收藏“汉籍善本”著称，法国乃至欧洲关注新文学的研究者，极少前来光顾。

这“侦探故事”有头无尾，很可惜。不过，坐在静谧的阅读室里，拿着裁纸刀，翻阅那些装帧精美，甚至配有插图的新文学书籍，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四、鲁迅与书籍装帧

说到毛边本，不能不提鲁迅。1935年，鲁迅给曹聚仁写信：“《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为什么喜欢毛边书，照鲁迅的说法，“光边的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而毛边本则有一种原始的美、朴素的美、残缺的美。当然，这属于“文人趣味”，大众一般不这么看。毛边书阅读不便，书店里排列参差，图书馆收藏更嫌麻烦。因此，今天中国所有的正式出版物，全都要求剃“光头”。至于毛边本，偶尔也做，但只能私下流通。前年在巴黎逛书店，不懂法文的我，竟买了本德里达的书，并非附庸风雅，而是看中其毛边本形式。

毛边书好不好看，那是见仁见智。相对来说，封面装帧所体现出来的“书籍之美”，更容易欣赏。单就封面而言，宋元精刊，那是另外一种情调，古拙的美；可只靠书签和扉页题签，毕竟有些单调。说到对书籍的鉴赏与把玩，开本、纸张、插图以及装帧设计，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环节。洋装书的兴起，以及对于封面装帧的重视，使得国人开始认真经营“书衣”。

所谓好的封面装帧，可具象，也可抽象；可朴素，也可绚烂；可古雅，也可现代；可与书籍内容相关，也可以是“绝无关系的装饰”。一句话，有个性，具美感，让你一看就喜欢，而且对阐释该书（内容或风格）略有帮助，那就值得称道与把玩。既不是纯艺术，也不是纯工艺，而是作为“物质文化”的“精神产品”。

钱君匋在《〈鲁迅与书籍装帧〉序》中，曾提及自己是如何在鲁迅的影响和指导下，从事封面设计的。这说法有点夸张。但确实，鲁迅对书籍装帧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一以贯之。记得鲁迅曾这样评价浙江老乡陶元庆为他的小说集所做的装帧：“《彷徨》的封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谈论鲁迅与书籍装帧，可参阅钱君匋《〈鲁迅与书籍装帧〉序》、郑振铎《鲁迅与中国古版画》以及《鲁迅与书籍装帧》和《鲁迅装帧系年》二书。

此外，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重刊《十竹斋笺谱》，可见二人的文化趣味及审美眼光。在鲁迅看来，那些文人喜欢用的淡雅的诗笺，是中国古旧木版画的一个纪念碑，极盛之中已透露出严重的颓危，眼看着即将被锌版印的洋纸笺全部取代，有必要借编笺谱而予以保留。而这，跟他提倡新兴木刻运动，收集整理汉画像石，关注绣像小说等一样，都并非只是“好事”，而是因其事关文化断续。

记得蔡元培在《〈鲁迅全集〉序》中称，传统的金石学，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而鲁迅不同，他的趣味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美术”。1932年，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肯定连环画的叙事以及宣传功能，且拆解上层与下层、精英与大众、宣传与艺术、雅与俗的对立。鲁迅的这些举措，既基于政治及文化立场，也体现其美术兴趣。从书籍装帧到连环图画，都可见其走出传统士大夫的视野。

依我的观察，中国书籍装帧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诸多文雅之士，以手工的方式，介入新兴的书籍装帧事业。如鲁迅、孙福熙、叶灵凤、陶元庆、钱君匋、倪贻德、闻一多、司徒乔、丰子恺等，其封面以及整体设计虽各显神通，仍大致呈东西合璧趋势。抗战军兴，图书出版困难，装帧自是尽量从简。80年代以后，大量封面设计交由电脑制作，速度是快了，可机器味太浓了，不耐看。

五、阿英和唐弢的藏书

在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中，有两个人格外关注出版。专注于晚清小说及鸳鸯蝴蝶派的魏绍昌，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陆续刊行《吴趼人研究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还为上海书店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在我看来，他的这些工作，比个人著述《我看鸳鸯蝴蝶派》更有学术意义。同样倾心于近代小说辑佚考辨的，还有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清末民初小说年表》固然是资料集，其个人著述《清末小说闲谈》（1983年）、《清末小说论集》（1992年）、《清末小说探索》（1998年）、《清末小说丛考》（2003年）、《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增补版）》（2004年）、《汉译天方夜谭论集》（2006年）、《汉译福尔摩斯论集》（2006年），以及刚刚刊行的《商务印书馆研究论集》，也都以资料翔实见长。至于独立创办学术集刊《清末小说》，至今已编印三十期，更是为中外学者所赞赏。

可要说关注近现代文学史料，开辟相关学术领域，起步早且贡献大的，还当推阿英和唐弢两位先生。阿英（1900—1977）原名钱德富，笔名阿英、钱杏邨，安徽芜湖人。青年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太阳社，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常委。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全国文联副秘书长等职。一生著述，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杂文、文评、古籍校点等，共有一百六十余种。李一氓《〈阿英文集〉序》称他为文艺工作者提供另一个典范：“就是在文艺范围内，既搞中国文学，也搞外国文学；既搞古典文学，也搞通俗文学；既搞戏剧，也搞小说；既搞文学史，也搞文艺批评；既搞木刻，也搞版本……一个个人的百花齐放。”看看去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十二卷本、近六百万字的《阿英全集》，你就明白，李一氓的评价并不夸张。

可我更想强调的是，阿英很早就对晚清以降的文艺报刊抱有浓厚兴趣，并将其落实到学术研究中。这点很难得，有先见之明。说实话，我不欣赏作为批评家的钱杏邨，但喜欢作为读书人与文化人的阿英。关于学者阿英，一般关注其丰富的藏书，以及各种文学史料编纂，还有那部开风气的《晚清小说史》。其实，阿英的著述，还有《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小说四谈》等。此外《晚清文学丛钞》的小说卷、传奇杂剧卷、说唱文学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小说戏曲研究卷等，以及《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等，以及《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都值得表彰。可以说，阿英是中国近代文学这一学术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尤其是那部1937年初版，而后不断修订重刊的《晚清小说史》，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该书第一章讨论晚清小说的繁荣时，专门提及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以及“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就应运而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判断，不仅将报刊作为文学及史学研究的“资料库”，而且将报刊及出版本身，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最近十几年的中国学界，普遍注重小说的生产过程及流通方式，并力图将其与政治的、文化的、审美的批评相融合，除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媒介研究等西方理论的启迪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阿英等前辈学者的努力——虽然学术思路不太一样。

1987年暑假，我刚做完博士论文答辩，大热天南下访书，就因为看到了有关报道，芜湖利用阿英家属的捐赠，设立了“阿英藏书陈列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创刊于1907年的《中外小说林》。这杂志在晚清很重要，我看过中山大学所藏十六册，阿英也有十一册，除去重复的，有六册此前未见。尤其是第一册的发现，解决了好多问题。我在文章中早已做了介绍，可2000年香港影印刊行《中外小说林》，还是没收入芜湖阿英的藏书部分，很可惜。当初曾大发感慨，这一万多册专业性很强的图书，捐给了家乡小小图书馆，利用率不高，有点遗憾。最近，我又去芜湖访书，在烟雨墩的阿英藏书室里，依旧有新的发现，找到了鲁迅在北大的讲义本《中国小说史大略》。其实，阿英的收藏里，俗文学占很大比例，肯定还有不为人知晓的“奇书”，只可惜我没有时间仔细翻看。

另一个重要人物唐弢（1913—1992），笔名晦庵等，浙江镇海人，曾在上海邮局当邮政工人，从上世纪30年代起开始从事散文、杂文写作，因而结识鲁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195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弢曾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等，在辑录考订鲁迅佚文方面功力深厚。而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唐弢首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当然，这教材现在很少人用了。其实，我更欣赏的，还是他的《晦庵书话》，因其开启了以“书话”形式，介绍新文学作品以及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出版活动的先河。

唐弢既从事文学创作，又是新文学藏书大家，自上世纪40年代起，更以“晦庵书话”的写作闻名于世。因此，书肆搜求，冷摊偶得，作者题赠，友人转馈，积之时日，自然藏有诸多初版本、毛边本、题赠本、签名本。称其为“新文学珍品的渊薮”，一点不过分。倡导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巴金曾说过：“文学馆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收藏唐弢所捐赠的图书，专门设立了“唐弢文库”，包括平装书两万三千余册，线装书两千余册，近现代期刊一千八百八十八种等。诸位如果太忙，无暇亲临其境，不妨上上网，查阅目录及部分藏品。

六、“新资料”如何带出“新问题”

陈寅恪在给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写序时，提及“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新资料、新方法、新问题没有兴趣，或者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样的学者，只能说是“未入流”。考古学是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文研究领域里成绩最大的，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整个中国上古史的想象。可我想补充的是，出土文献固然是“新资料”，此前不被学界关注，由于眼光变化而进入视野的，同样是“新资料”。像旧报纸、旧杂志、作家手稿、书信等，一旦有效地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同样是值得珍惜的“新资料”。

2002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课，讲课的记录稿，后由麦田出版公司刊行，书名《晚清文学教室：从北大到台大》。在《报刊研究的方法与策略》一章中，我提及：“晚清以降的文史研究，不能只读作家或学者的文集，必须同时关注报刊、档案等，这样才能扩大视野，以‘新资料’研究‘新问题’。”十几年前，北大图书馆开始制作近代人物资料光盘，价格很贵，我们根本买不起。现在好了，以旧期刊为例，国家图书馆“馆藏珍品”里的“民国期刊”，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里的“民国期刊”，都有很多好东西。更不要说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数字化图书以及现刊了。可以这么明确无误地说，今天做学问，获取资料的途径跟前辈学者大不相同；因此，学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也会有很大差异。但有一点，请大家记得，诸位翻查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固然很容易在“原文图像”和“文本页面”之间自由切换，但即便如此，不能只知道检索“主题词”，而忘了书籍的物质形态。

专业不同，对于此类数字化读物的依赖程度也不同。完全不用，属于陈寅恪所说的“不入流”；过于沉湎，在我看来，同样也是“不入流”。可以“检索”，但请记得，检索代替不了“读书”。我甚至戏言，有必要再次强调“亲自读书”的重要性。钱锺书的《石语》中，有这么一则记载：清末民初著名诗人和学者陈衍，曾讥讽唐文治文章有“纱帽气”。如今学界，除了“纱帽气”让人讨厌，还必须警惕文章的“机器味”。有经验的学者，一看引用，就知道你是读出来的，还是检索出来的。

除了资料的抄录、搜寻、归类、整理等，真正有价值的人文研究，从命题到主旨，从论证到精神，电脑帮不了多大忙，更不要说“代劳”了。即便有一天，人工智能化达到这样的地步：你出一个命题，电脑就能自动工作，生成一篇逻辑严密、文采斐然的文章，我也不觉得“亲自读书”是多余的。记得1958年，郭沫若给北大历史系师生写信：“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可是大大的外行话，一个人读一百本书，和一百个人各读一本书，效果是不一样的。对于真正高深的学问，“人海战术”基本上不起作用——除非你只是编资料集。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人文学者，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在自家书斋或图书馆里，亲手“触摸”那些物质形态的图书。

十年前，我和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那书讲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人物，用了很多老照片，而且起了个颇为煽情的名字。此后，很多人谈及历史与文化，也喜欢用“触摸”这个词。除了强调感性与温情，当初的本意，是指直接接触，而不是道听途说。具体到学术研究，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更可以二者兼而有之。“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这是我在另一本专业著述《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里的话。

有人喜欢史料钩沉，有人强调理论视野，常常争得死去活来。其实，这跟个人的性格、才情、志趣，乃至机遇、环境等有关系，勉强不得。其实，从事人文学研究，就好像写文章，忌讳空虚，也忌讳板滞。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如能兼及“精神性”与“物质性”，学问可以做得更实在。作为读书人，你不一定当“藏书家”，但最好是“爱书家”，也就是叶圣陶说郑振铎的那个“喜欢得弗得了”。兼及藏书与读书，从把玩书刊走向研究文学者，大都对“书里书外”体会较深。将流行的“大理论”，与个人的“小感觉”相调适，这样做出来的文章，不僵硬，有温情，往往更为耐看。(www.daowen.com)

你可能说，我这样谈书籍，有点“小资情调”。可走进鲁迅博物馆的展厅，你很容易感觉到鲁迅的艺术气质与文人情趣。我曾有幸进入鲁博的地库，观看鲁迅的钞书、补书、藏书，还有其辑校的古籍、编选的版画等，实在让人感慨万端：鲁迅确实是“读书人”。当然，同样是出版物，不同的物质形态，阅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版刻与石印、绘画与照相、线装书与平装书、报章与演说、杂志与书籍、讲义与著述、连环画与书籍装帧等，背后都隐藏着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审美的等不同层面的问题。

从二十年前谈论“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到200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再到近年编著的四书《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我都是力图在传媒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文学史的交叉处，逐步展开深入的探究。而谈论作为“文化工程”、“启蒙生意”以及“文学趣味”的书籍，我的基本策略是：以物见史、以物见人、以物见文。

（此乃根据作者2007年12月29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演讲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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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刊《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5月］；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8期及《文艺争鸣》之《2009年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