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中的“情爱”

除了专治小说史或对版本学有特殊兴趣者，一般人之阅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用的都是1935年6月印行的第十版，即所谓“最后修订本”。而这一版本的问世，与一位日本学者的请教有很大关系。

1931年3月，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来到上海，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与鲁迅先生建立了非同寻常的联系。得知增田涉立意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鲁迅用了三个月时间，每天下午花三四个小时，为其翻译、讲解。以至当日译本即将问世时，增田涉竟来信要求署上他和鲁迅两人合译。鲁迅先生虽婉拒了“合译”的建议（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下同，第630页，），但来往书信中，时常流露出对于此书命运的牵挂。先是对增田君提议的可行性表示怀疑：“我感到《小说史略》也是很危险的”（第501页）。这里所说的“危险”，当与政治无涉，主要是担心出版社因考虑经济利益而不接受译稿。半年后，鲁迅先生再次提醒增田涉：“《小说史略》如难以出版，就算了罢，如何？此书已旧，日本当前似亦并不需要这种书。”（第522—523页）一旦发现增田君“执迷不悟”，鲁迅便连发二信，要求更正原作的若干失误（第553—554页、第578—579页）。照鲁迅的说法，“近来有不少新发现，颇有尚须订正之处，但没有心思继续研究，就姑且那样罢”（第582页）。当得悉译稿完成，鲁迅表示“至为快慰”，但又担心“不知有无出版的希望”（第575页）。终于见到了装帧豪华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十分高兴，称“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并自我解嘲道：“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的缘故吧。”（第634页）更让鲁迅感到“真不可思议”的是，三个月后，增田君来信，告知此书“还有再版的希望”（第645页）。

说实话，初读这些书信，我只是将其作为一般史料，借以了解鲁迅晚年对小说史研究的态度。鲁迅为增田涉讲课，并非什么隐藏多年的秘密；《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完成，得益于鲁迅先生的帮助，在学界更是众所周知。可缺乏具体细节的填补，想象中的讲学场面，不免显得呆板、苍白。这就难怪研究者往往注重此举所体现的中日学术交流意义，而不及于人间情谊。

直到重新拜读《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录》，我才得以换了个角度，在学问以外，发现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学者间的情谊。北大中文系资料室收藏有此书的日文本（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当初我也曾粗粗翻阅，不过主要欣赏的是其印刷装帧的精美。因为，单从学术史考虑，鲁迅的“答问”，没有什么“新发现”。近日因讲课需要，找出中文译本，仔细对照阅读，猛然间意识到，当初纯用专业眼光严苛审视，过滤掉了其中的“主观因素”，实在是过于“功利”。为此书作序题跋的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两位先生，格外关注并大力渲染这批“答问”中蕴涵着的“情爱”，真的大有见地。

熟悉30年代鲁迅横眉冷对的战斗姿态的读者，初读此“答问录”，对于师弟间轻松诙谐的对话，定然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举两个例子，一是金箍棒，一是“胭脂学”。当增田涉询问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否如他想象的，一根棍棒套着许多圈圈。鲁迅以图示意，并答曰：

NO！孙悟空的金箍棒我也没有见到的荣幸。大约与普通棍棒差不多吧。为使棍棒坚固，往往两端裹上铁环。不过孙悟空是大富翁，他用黄金代铁包在棍棒上。（中译本第17页）

最后一句，在准确解释外，随意点染摇曳，多了几分亲切与幽默。至于“胭脂学”的说法，在学问上没有意义，却很能显示师弟间的无拘无束：

问：胭脂作为古代化妆品，A.涂于脸颊？B.涂于嘴唇？抑或A、B皆涂？请问问尊夫人。

答：恐怕A、B两处皆涂吧，从古画中可知。内人对胭脂学颇为外行，未问她。（中译本第36页）

如此谈笑风生的“问学”，固然有异国求教与私人交谊等特殊因素，但显然与横眉冷对的斗士风采迥异，体现鲁迅性格中通达与温情的一面。(www.daowen.com)

增田涉的弟子红学家伊藤漱平为该书作《跋》，感叹这异国师生的缘分之深，尤其对这批答问称羡不已：“犹如鲁迅与许广平女士的书信往来构成《两地书》的素材一样，鲁迅与增田涉两人的答问，也构成了一部珍贵的连接沪上（上海）与东瀛（日本）的《沪瀛书信》。”

而增田的至友松枝茂夫先生，则在序言中对四面出击紧张战斗的鲁迅先生竟能抽空以如此欢快、诙谐的笔调回答增田君各种稚拙的问题表示惊叹，并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可以说这是一本‘情爱’的书。在这本书中有其他书籍所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远远超过知识和学问，它比知识、学问更生动、更美丽、更珍贵。”

松枝先生由此联想到藤野先生与鲁迅的故事，我则记起许寿裳、鲁迅对于章太炎东京讲学的回忆。许在称颂章氏讲学之“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外，更强调“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而鲁迅则干脆明言当初听讲《说文解字》“一句也记不得了”，可“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或许，这正是讲学的本来面目：关键在于“如沐春风”的感觉，而不是具体学识的传授。一部《论语》，最令人追慕不已的，不在其产生多少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而是师徒“坐而论道”时那种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神情与气韵。由于当初上海讲课没有留下完整的记录，这批“答问”可以帮助我们“回到现场”，悬想鲁迅讲学时的“音容笑貌”。我同意松枝先生的看法，这比具体的学识更值得珍视。

至于伊藤先生将此书与《两地书》相提并论，已经有点出人意料；松枝先生称其为“‘情爱’的书”，更可能让许多中国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对此，我想有必要略作发挥。“情爱”一词，可以特指男女间的爱情，但其本义，却是深情与关爱。松枝先生所说的“情爱”，当然不是男欢女爱，而是“人间自有真情在”。

中国人之将“情”局限于儿女之间，这一严重误读，并非始于今日。从清初《好逑传》之努力调和“侠”与“情”，到清末《儿女英雄传》之“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缘起首回》），都是为了拓展“情”的范围。吴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它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恨海》第一回）比起家国大事，学问之需要“用情”，一点也不逊色——大学者之多有“至性”与“深情”，便是明证。想象学者只是皓首穷经，不食人间烟火，起码是很不准确。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学者的深情不像诗人表露得那样直白，故不大为常人所了解。这回借助鲁迅的例子，我们不妨将文康和吴趼人的话捏合在一起：即便是书斋里的专门学者，要成就“英雄事业”，同样必须认真培植与呵护“那与生俱来的情”。

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不只要用力、用心，还要用情。这里的“用情”，包括对对象的“了解之同情”，也包括对先辈与同行的敬重。其中，师生情谊便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增田先生不负鲁迅重望，译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日后且多次修订，力求完善。而其弟子今村与志雄接过先生留下的火炬继续前进，其重译本据说纠正了不少错误。今村译本初刊时附有随笔《从鲁迅笔记本谈起》，大概是交代师徒二人与鲁迅的学术因缘。我手头的筑摩书房1997年修订版，有学术性的“解说”，却落下了体现人间情怀的“随笔”，实在可惜。

1999年9月23日于西三旗

（初刊2000年1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伊藤漱平、中岛利郎编，杨国华译，朱雯校：《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