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之书”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陆续收到中岛长文先生寄赠的考证《中国小说史略》的系列论文。出于对这部“百年名著”的同好，我们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也希望能互相取长补短，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学术资源。知道中岛先生的译述和考证工作进展顺利，虽然我已经在北大讲了两轮专题课，还是暂时搁置了笺注这部大书的计划。当时的想法是，等中岛先生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再看看能否接力往前做。或者学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或者学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说不定。收到赠书后，我真的吃了一惊。最大的感慨不是译者用力之深、体会之切（那在意料之中），而是译者依惯例撰写的“解说”，竟题为“悲凉之书”。

这篇题为《“悲凉”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的解说，长达四十三页，分“文学史的意味”、“《说略》的思想与‘整理国故’”、“在《说略》中‘小说’价值观之逆转”、“《说略》的版本及其他”、“关于《说略》的命名”、“新‘小说史’的尝试”六节。在论及如何超越鲁迅的小说史著的最后一节中，中岛先生举出日本小南一郎先生的《中国神话与传说》，以及我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和《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作为例证。如此期许，实在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说完“不敢当”，转过身来，思考中岛先生为何用“悲凉”二字来描述鲁迅的这部文学史著。

在一般人眼中，“悲凉”是一种心境，与学术评判无关。不说“严谨”、“创新”、“实事求是”、“披荆斩棘”，而单单挑出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悲凉”二字，能尽鲁迅之学吗？

中岛先生的“解说”，依据的基本是鲁迅先生本人的自述。在1935年所撰《〈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鲁迅称：“这一本书，不消说，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学术著作本就流通不广，更何况是外国人写的关于外国文学的专业著述，“有着寂寞的运命”，一点也不奇怪——虽然事后证明鲁迅的预测并不准确，增田涉的译本一版再版。至于在中国学界，《中国小说史略》的命运一点也不寂寞，自打问世之日起，便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极高评价，以至此后好几代中国学者的小说史研究，都在鲁迅光环的笼罩之下。

鲁迅所说的“寂寞的运命”，其实“话中有话”。这一点，参照同年撰写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便不难明白。鲁迅称，日译本的出版，对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这里所说的“私仇”，指的是与北京大学教授陈源的争斗。1925年底，陈源教授根据道听途说，在《闲话》中影射鲁迅“整大本的剽窃”，第二年1月又公开发表《致志摩》，称“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不用说，对于如此恶意中伤，鲁迅始终耿耿于怀：

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面对如此刻毒的诅咒，对方竟没有任何回应或辩解。当然，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当初因论战需要，迫不及待的陈源先生，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未经调查即指控人家“剽窃”。其实，早在1921年，盐谷温这部“讲话”的小说部分，就已经由郭希汾译成中文，以《中国小说史略》书名行世。倘若陈氏事先稍为翻阅，当不至于做出如此荒谬的判断。

按理说，此事之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可流言一旦面世，便自有其传播的“正常”途径。以中国人之欣赏趣味，对于“流言”，历来是采取“宁信其有”的态度，或者认准“无风不起浪”。这里，还必须考虑一个因素，在很长时间里，“学者鲁迅”远不如“小说家鲁迅”或“文化斗士鲁迅”那样被尊重与认可。或许与业师章太炎的影响有关，鲁迅对于现代大学体制，似乎抱有深刻的怀疑；专任大学教授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由于现代社会的学术中心在大学，像鲁迅这样坚持独立研究与写作、只是偶尔到大学演讲、没有及门弟子的，只能说是“游走于学界的边缘”。出于对某些“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的不满，以及对由“正人君子”把持的学界的蔑视，谈及“学者”与“学问”，鲁迅先生时有尖刻的言辞。我以为，除了“道义之争”，也不无个人的郁闷与悲愤。

30年代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已经是很时髦的课题了，书也出了不少，鲁迅先生为何还在感慨“寂寞”与“荒凉”呢？1930年11月鲁迅为《中国小说史略》的订正本草拟《题记》，提及自他讲授小说史课程以来，“研治之风，颇益盛大”，并用少有的谦卑的口气称：“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既是研治成风，为何还要“亦悲荒凉”呢？表面上是检讨自己的荒废学业，可实际上针对的是整个学界的没有长进。(www.daowen.com)

假如怀疑此说过于牵强附会，不妨读读以下这段作者自述。1932年底编刊《两地书》时，鲁迅对最后一信做了大量删改，并增加了这么两句话：

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陵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

如此抱负，反观中国学界，焉能不“亦悲荒凉”？指责别人的著作“陵乱错误”，似乎限于历史知识与考据功夫；可在我看来，后来者之所以没能推出令鲁迅叹服的“杰构”，主要不在技术手段，而在“心境”与“情怀”。

我同意中岛先生的意见，谈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应该从《古小说钩沉》说起。1910年的周树人，之所以开始辑校古小说的佚文，并没有讲授小说史课程或撰写学术专著的具体目标，依靠的只是笼统的“文化情怀”。正如《〈古小说钩沉〉序》所说的，“余少喜披览古说”，后又“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再加上文学观念的变化，于是有了辑校古小说的计划。首先是欣赏、赞叹、体贴、关怀，而后才是研究计划。故所谓“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不只体现为一种公共的理性与观念，更落实为一种个人的修养与趣味。正是这一点，有别于后世无数因开课或著述需要而闯入这一领域的学者。最初的“无功利”读书，以及此后“有情怀”的研究，决定了鲁迅小说史著的底气与厚度，非一般专家所能企及。

我想说的，不是技术性的“选题应有前瞻性，不应追赶时髦”，或操作中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作一字空”；而是研究者的心境与情怀。近年流传甚广的钱锺书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其实应与九十年前章太炎“故知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说林下》）的判断相参照。这里所说的“草野”，不是指“地位”，而是指“心境”，取其读书时之“心无旁骛”。不为得奖，不为提级，也不为博取某某欢心而著述，此乃问题的关键。有了这个前提，读书时方有可能“神游冥想”、“体贴入微”。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读书与著述之是否“贴切”，既取决于学术训练与技术手段，更依赖于研究者之心境澄明。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论及《红楼梦》，有云：“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以我有限的读书与论文衡史经验，一旦进入规定情景，与古人“同呼吸，共命运”，便常常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感觉。看多了潮起潮落、人生人死，容易产生掩盖在“旷达”与“进取”之下的“悲凉”。依我浅见，以“悲凉”作为人生这部大书的底色，并非鲁迅先生的“独得之见”，但却是在其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1999年9月20日于西三旗

（初刊1999年10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

（鲁迅著，中岛长文译注：《中国小说史略》，东京：平凡社，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