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

迄今为止，小说家之撰写小说史，仍以鲁迅的成绩最为突出。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乃无数后学的研究指南。这对一个主要以“青年导师”、“文坛泰斗”著称的文学家来说，实在有点不可思议。鲁迅真正全力以赴从事小说史研究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从1920年8月受聘到北京大学讲课，到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满打满算，也还不到四年。此前的史料钩沉，此后的局部修订，虽有所裨益，但无碍大体。而在这四年里，鲁迅还撰写了《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以及不少杂文。

学者早就注意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不过多从前者影响后者立论。《彷徨》之所以不同于《呐喊》，摆脱对外国作家的模仿，“技巧稍为成熟，刻画也稍加深切”（鲁迅语），显然得益于其时作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入研究。这句话，其实可以倒过来说：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创作经验。以一个小说大家的艺术眼光，来阅读、品味、评价过去时代的小说，自然会有精到之处。或许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太出色了，人们往往忘了其独到的批评而专注其考据实绩。不过，史料的甄别与积累倒是后来居上，《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难以逾越，实在其史识而不在其考据。

胡适是最早高度评价这部开山之作的，可所谓“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白话文学史·自序》），基本上仍限于考据。这与胡适本人的学术趣味有关。在本世纪的学者中，对中国小说研究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鲁迅和胡适。前者长于古小说钩沉，后者长于章回小说考证，应该说各有千秋。而在小说史的整体叙述以及作品的艺术分析上，胡适可就远逊于鲁迅了。

将小说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此乃胡适的绝大贡献；其反对穿凿附会，以历史演进的眼光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经几百年演化的章回小说，也都大有创获。但适之先生过于信赖自家提倡的“拿证据来”的科学方法，重“史”而轻“文”，对小说艺术本身兴趣不大。故其小说史论功底扎实，可相对缺乏灵气。以新红学的开创者而断言《红楼梦》在艺术上不如《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与高阳书》），以及批评《儒林外史》“没有布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些令人尴尬的失误，暴露了胡适的艺术鉴赏力不高，且过于迷信其学生时代接受的建基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概论”。

对时人之依赖“文学概论”而不是自家的眼光来裁定中国小说之高下，鲁迅很不以为然。在《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抱怨道：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了，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段话并非专门针对胡适，可鲁迅对套用西方“文学概论”的时尚之厌恶，则溢于言表。借助于西人的文学眼光，可以欣赏《三国演义》、《水浒传》，但很难理解文人味很浓、更多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儒林外史》。生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无法完全拒斥西方“文学概论”的影响——选择小说作为学术课题本身就是这一影响的明证；只是研究中应该更多顾及孕育中国小说的特殊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小说的艺术风格，以避免削足适履，这是鲁迅文学史著述留给后世学者的启示。

鲁迅自称治小说史，每一部分“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之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www.daowen.com)

作为著名的小说家、杂文家，鲁迅晚年依旧对史学研究保持浓厚的兴致，再三表示希望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只是由于工程过于浩大、生活无法安静、缺乏必要的参考书，再加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而未能如愿。可这种不满足于名士清谈，对若干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扎死寨、打硬仗，几十年如一日，从事“独立的准备”，凸显了鲁迅的史学趣味。这一点，对比其弟周作人，更见出差别。

早年撰写《欧洲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小论》，说不上特别专深，但起码可见周作人学术上的敏感与知识的广博。《圣书与中国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五四”时期的文章，也显示了周作人作为文学史家的才华。可很快地，“文学店”关门。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园地”的周氏，依然在谈文说艺，不过改为以散文家（而非专门家）的姿态立说。这样，纵横驰骋的空间，无疑更大些。

以一代散文大家的眼光，谈论千古文章事，周作人确实大有心得。综合其全部著述，也能隐约显示六朝以降中国文章的发展脉络。可不像其兄那么执著，讲究“生活的艺术”的周作人，往往点到即止，回避了许多本该深入探讨的难题。读其书，你不能不惊叹其知识之博杂；可当你真正深入谈论某一课题，又很可能不满其过于取巧。用散文随笔来谈论学术问题，好处是神采飞扬，笔调灵便，不为前定的学科规则或理论体系所囿。可易于趋避，便于藏拙，使得论者到了关键时刻，往往虚晃一枪，只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供后人凭吊。

说到底，文人的趣味与学者的追求，有很大的差别。周作人的选择有其道理，可我还是更欣赏鲁迅的策略：该专著时作专著，该杂文（随笔）时写杂文（随笔），而不太喜欢藏专著于杂文或随笔。

1998年8月10日于石河子

（初刊1998年12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