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与小说历史

在一般读者眼中，“著名学者”郑振铎的“文学创作”，并非本色当行，可忽略不计。倘若追求“盖棺论定”，如此快刀斩乱麻，不无可取。可如果希望“具同情之了解”，此举则过于粗枝大叶。固然，郑氏小说创作的成绩，远不及其学术研究；但二者关系密切，将其比照阅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郑先生的学术思路及其利弊得失。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一出场，郑振铎就显得身手不凡，尤其是其兴趣之广泛：兼及创作、研究、翻译、编辑、出版以及文化组织活动，确实是难得的多面手。1920年，年仅二十三岁，仍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已跃跃欲试，展现其多才多艺的个性：编辑《新社会》旬刊，撰写《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翻译罗素的《自叙》，筹备“文学研究会”，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惊悸》、《一个不幸的车夫》等。

由文学创作起步，日后逐渐转向学术研究，此乃“五四”时期许多知识者的共同道路。郑振铎的特点是，在很长时间里，选择学术为主业，但仍不放弃小说创作。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8年）、《取火者的逮捕》（1934年）、《桂公塘》（1937年）等的相继出版，便是明证。可就在郑振铎左右开弓、创作研究齐头并进且普遍获得好评的时候，鲁迅先生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同是富有使命感的饱学之士，虽则个性迥异，30年代的鲁迅与郑振铎，合作亲密无间。因而，鲁迅将批评置于私人信件而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这一点，很能显示鲁迅的个性：既直率坦诚，又通达人情世故。

1934年，郑振铎发表其最负盛名且当年曾引起很大争议的历史小说《桂公塘》。小说讲述文天祥带十一随从突破重围南归的故事，立意高远，史实确凿，且有明显的现实讽喻。作者在文未附记中称：“读文天祥《指南录》，不知泪之何从，竟打湿了那本破书。因缀饰成此篇，敬献给为国人所摈弃的抗敌将士们。”在一片关于小说主旨的吵闹声中，鲁迅独具慧眼，致信郑振铎，指出此小说“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同是历史小说，鲁迅欣赏芥川龙之介的“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罗生门〉译者附记》），不太满意郑振铎之过于纪实，自在情理之中。读读鲁迅本人的《故事新编》，便可明白历史小说创作的不同路向。

历史小说的创作，到底应该注重史实还是强调发挥，尽可见仁见智。问题在于，郑君之因“拘束”而“未能活泼”，不只《桂公塘》一篇。《家庭的故事》中，作者称：“我生平最恨黑幕派的小说或故事，当然自己决不会写出有‘索隐’的可能的故事来！”（《自序》）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小说”本非“传记”，“索隐”也不等于“查证”，随处可见作者本人的踪迹，并不妨碍郑振铎所追求的“旧家庭的‘积影’”。《取火者的逮捕》更绝了，借序言自报家门：“有一部分，是离开了那古老的传说而骋着自己的想象的奔驰的，但大部分却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捏造。”接下来，便是一大堆参考资料的罗列与介绍。作为学者型的小说家，郑君未免太“老实”了——起码显得不够“洒脱”。而这一性格特征，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信台静农，称郑振铎的治学“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这句常被论者引用的名言，对郑先生极为不利。可在我看来，鲁迅此语只是凸显两种不同的治学路数，并不隐含着对郑君学术成绩的否定。举个例子，1935年鲁迅为《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作序，表彰十年来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进展：一是马廉影印《清平山堂话本》，一是北平文友堂在山西发现明万历年间刻印的《金瓶梅词话》，再就是郑振铎之考证《西游记》。后者当然是指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而此文恰好是以版本排列为主要依据，没有对“孤本秘笈”的热爱与熟悉，根本写不出来。

《家庭的故事》中有一则《书之幸运》，描写嗜书如命的仲清，如何因节衣省食购买古书而不时与妻子发生冲突。为了买下难得的《浣纱记》、《隋唐演义》和《隋炀艳史》，主人公这样说服“深明大义”的妻子：“我搜罗了小说是因为要做一部《中国小说考》，这部书还没有人做过呢。”熟悉郑振铎性格及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夫子自道”。作为藏书家兼学者，博览群书，无征不信，乃郑氏为人为文的特色。而考辨众多小说戏曲“演化”的历史，正是其趣味与学识的最佳配制。(www.daowen.com)

“历史演变”与“现实主义”，作为郑振铎小说研究的两大根基，若与其广搜博考，占有或熟悉“孤本秘笈”有机结合起来，是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的。比如《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理论背景其实很简单，不外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可具体论述则新意迭见：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地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

接下来便是排列同属“秽书”的若干戏曲、笑谈集、春宫画等，说明小说家忠实于他的时代——“它是那样淋漓尽致地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地表现出来”——故不该因“秽”废书。如此论证《金瓶梅》是“了不起的好书”，在30年代的中国学界，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可小说研究不只需要版本知识、史学修养，还要求文学鉴赏力。按理说，郑振铎从事过小说创作，该比较有发言权才对。可你发现，郑君论小说，不太从艺术角度切入，偶尔涉及也都浮光掠影，说不到点子上。大题小做，这问题不太突出；可一到小题大做，纰漏就相当明显了。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1929年）到《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1934年），再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1953年），郑振铎读书多气魄大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展露。可落实到具体作品，比如对《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的评价，你就会发现，郑先生欣赏趣味不是很高，判断也不太准确。这点，比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尤为明显——后者对许多具体作品的精彩点评，至今仍为论者所津津乐道。

斗胆说一句，郑先生之撰写“历史小说”和“小说历史”，均稍嫌“拘束”，故“实”有余而“虚”不足。在我看来，兼及“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史研究，需要博学通识，需要才情趣味，甚至还需要驰骋想象的愿望与能力——这样，方才能真正做到“体贴入微”。可是，作为具体的学者，性格才情无法强求，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治学时之“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其实无可厚非。

1999年1月31日于西三旗

（初刊1999年3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