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的意淫与柳生的侠义

吴组缃先生去世后，学界普遍惋惜其长期酝酿的“中国小说史”没能完成（参见《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我自然也不例外。因为，由著名小说家转为古典小说研究专家，吴先生不是唯一，但也是极为罕见的。

40年代起，吴组缃开始在高校讲课；但真正立住脚跟，并对时人及后世产生影响的，还是1952年转任北大教授以后。因此前讲授“西洋小说”、“历代诗选”等，实用非所长；执教北大四十年，除基础课外，吴组缃还开设过“小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红楼梦》研究”、“《聊斋志异》研究”、“鲁迅小说研究”等专题课——后者无疑更能体现其小说家的特长。

吴组缃的专题课，并没留下完整的讲稿。不过，《说稗集》中的文章，不少是根据讲课的心得撰写而成，不难由此推想其讲课风采。《说稗集》出版于1987年，此后十年，吴先生仍孜孜以求，不断向来访的同行陈说其完成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的愿望以及具体计划。学界同人也大都对此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其能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前后辉映，成为小说家撰写中国小说史之双璧。若如是，真是一则文坛佳话。

“佳话”未能落实，如今只能以《说稗集》来谈论吴先生的小说史研究，实在可惜。此课题之所以终未完成，与吴先生“求全责备”的性格有关。单是全书的“导论”部分，不知听先生讲了多少次，可最后还是没有留下具体的文本。据说，助手依照先生的口述整理加工，可“屡战屡败”，永远无法定稿。眼看着老人年龄渐长，精力锐减，不少学生劝他“降格以求”，先把书稿弄出来再说，都被先生严词拒绝。这固然体现了长辈治学的严谨，可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说稗集》所收论文，最有名的，当属《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文章刚发表时，很多人拍手叫绝，至于好在哪里，并未见说出个所以然来。文章两万五千字，在吴先生，已是绝无仅有的大论文了。略作摘引，不外讲了以下三句话：

贾宝玉一贯地被一种意识和情绪支配着：他对于在被糟践的运命笼罩之下的女孩子们，总抱着深切的爱护、亲热和体贴之心；因为比照起那些体现了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罪恶的世俗男子来，她们从内心到外表都会显出耀人心目的纯洁、美丽和可亲可爱。（第160—161页）

贾宝玉原是一般不加区分地对女孩子怀着同情的，但经过切肤之痛的斗争以后，就进而对她们思想性格的实质有了认识，因而在对她们怀着同情之中，又能有分明的取舍和爱憎了。（第167页）

他只是对这些处于悲苦地位遭受压迫蹂躏的女子怀着莫可奈何的关怀和怜惜；他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到处发挥这种不能自制的感伤的温情。（第174页）

孤立地看，以上三说，均算不上石破天惊的伟论；可放在文中，听作者娓娓而谈，还是颇受感动。吴文不以逻辑推演见长，也无法抽象出若干定理，因作者基本上不做版本考据，也不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直接与贾宝玉对话，且边走边谈，览尽一路风光。我想，当初学界之所以一片叫好声，很可能是读腻了只会引经据典而没有自己独立判断的八股文章，因而对这种轻松自如的评说大有好感。

吴文的最大长处，在于其不装腔作势，也不倚赖权威，就凭自己的艺术感觉，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那么多“臭规矩”。文中提及宝玉帮香菱收拾石榴红罗裙并略示温存，令香菱感激莫名，吴先生加了这么一句评语：(www.daowen.com)

这是因为贾宝玉替她设身处地，想的深切入微。（第173页）

这话可以略为变通：读者之所以欣赏吴文，也是因为作者替曹雪芹“设身处地，想的深切入微”。

正是这一点，使得小说家出身的吴教授，分析起小说来，容易做到丝丝入扣。不只评说《红楼梦》，其他的小说论，也都有此特色。《说稗集》有一则题为《林冲的转变》的短文，主要分析《水浒传》第十回《风雪山神庙》，提及林冲买酒归来，见草料场已倒塌，除了忧虑何处安身，更担心火盆内的火没有压灭。吴先生追问，为什么要写得如此琐细？那是因为此细节很能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看来他处此境地，仍然想好好过平安日子，没有丝毫反叛的意思。”而此处的平缓与琐碎，恰好与紧接着诛杀仇人之急风骤雨形成鲜明对照。如此控制叙述的节奏，更见小说家之用心：目的是突出“逼上梁山”主题。这毕竟是一则赏析文章，虽也精彩，却不会影响世人对于林冲形象的理解。用这种眼光来解读唐人李朝威的《柳毅传》，效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小说史家之谈论《柳毅传》，或突出龙女之爱情，或谴责钱塘君的暴烈，在吴先生看来，这都是“主题先行”，无视小说家的笔墨技巧。聊天时，吴先生提醒：“笔墨跟谁走，这才是关键所在。”既然镜头对准的是柳生，你就必须往这方面体味。柳毅之所以拒绝钱塘君做媒，不只是不满其骄横，更表示侠义气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此其一；言必信，行必果，此其二；另外，还得加上一条：救人不应该接受报答。帮助一个弱女子，那是侠义行为；可将其娶回家，证明有“私心杂念”，不算真正的侠客。李朝威之标榜顶天立地大丈夫的理想境界，直接指向热衷于走公主路线的时尚——以上转述吴先生见解，自信大致不差，因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回家后便记录下来。曾怂恿吴先生就此撰文，可惜落空。

吴先生对自家正在撰写的小说史很有信心，理由是：“现在好多研究文章老在外边转，进不去，没抓住特点，那是因为不懂艺术。”听过吴先生讲课，或拜读其文章者，大都会认可此说，赞赏其对作品“体贴入微”的本领。

可单有体贴，其实是无法构成一部像样的小说史的。这也是吴先生非要把“导论”写好不可的原因。意识到若无理论修养，只凭体会，很容易变成一盘散珠——光彩夺目但胡乱滚动。我有幸多次聆听先生谈论中国小说史的写作思路，大致不脱文学与现实、神似与形似、民族斗争、民主精神等，可以说，“大理论”非其所长。

撰写小说史，除了艺术感觉，还需要理论修养和史学功夫。像鲁迅先生的考据功夫、类型理论建构以及突出世态人心的文学史观，吴先生其实并不具备。假如扬长避短，多写几篇精彩的作品论，在先生是从容发挥，对学界也大有裨益。可惜的是，就像许多长期任教大学的老教授一样，吴先生对完整的“文学史”（小说史）叙述过于迷恋，故将其定为晚年冲刺的目标。在我看来，这并非最佳选择。

1998年8月7日于石河子

（初刊1998年10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

（吴组缃：《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