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小说与旅游叙事

西西是香港著名的小说家，出版过长篇小说《我城》、《哀悼乳房》，短篇小说集《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胡子有脸》等。刚刚公布的第四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西西再次榜上有名。西西得文学奖，本是家常便饭；之所以值得一提，因这一回得的是“文学评论奖”。

小说家而得评论奖，在分工日渐精细的今日，毕竟不多见。我有幸目睹评奖的全过程，可以负责任地说，评委会的决定，并非只是考虑西西“反串”的勇气，或慑于其作为小说家的名望。对于她与何福仁合撰之《时间的话题——对话集》，评委们也有不少批评，但都欣赏其思考的深入，以及著述态度的认真。

真是“假作真来真亦假”，小说家的做事，历来风云变幻，莫测高深。开始是“创作经验”，一转眼竟成了“小说史论”。当然，这里所说的“一转眼”，略嫌夸张。实际上，从开始对话，到书稿完工，相隔十三年。

《时间的话题》正文共十一篇，谈球赛、谈战争、谈摄影、谈飞行、谈海盗、谈僵尸，如此漫无边际的聊天，着眼点却都是小说创作。附录三篇，反而是此书最早发表的文字，以西西的小说为话题，偶尔也有引申发挥。借用何福仁的《后语》，最初的工作状态是：

当西西谈到自己创作时的背景，对我们阅读她的作品，有参考的价值；当她谈到其他人的小说和诗，她则是从小说家、诗人的角度谈自己的体会。有时是对谈，我也说得不少；有时近乎独白，我只是旁听。

很快地，离题的发挥越来越多，乃至于喧宾夺主，只好另起炉灶。于是，便有了这部对话体的小说史论。

话题转移到对于20世纪西方小说的鉴赏与解读，对话依然不太平等——西西仍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小说家西西不擅言谈，诗人何福仁却长于倾听；主要论点虽多由前者表述，而后者的提引、强调、补充与修订，仍功不可没。

西西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与阿城截然相反，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所论多为都市生活，以及20世纪西方小说。对于西方小说的解读，西西明显受时下“新潮学说”的影响。此等对话集，固然可以事后修饰，可论题的推进，还是有赖于“现场气氛”。倘若古典今典，随手拈来，且大都恰到好处，便不像是临急抱佛脚。姑且以狂欢节与戏谑小说的讨论为例：

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就像文论家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狂欢节是“复调小说”的来源，是过去民间的一种文化生活。在狂欢节举行期间，雅和俗接通了，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可以打成一片。球场替代了广场，而球赛成为大家的焦点，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各有自己拥护的对象，有的相同，有的敌对，无论贫富、国籍，都融入这种亲密的世界感受里，分取其中的喜怒哀乐。这种场合，照例有人插科打诨，有人胡言乱语，有人自言自语，以至粗鄙恶俗，这些都可以从摆脱日常规范的角度来理解。狂欢式生活是一种脱离常规的生活。……狂欢式的小说就是一种脱离常规的小说，它的情节在戏谑与认真、严肃与讽刺、真与假之间，而无所不包。最伟大的狂欢式小说是《堂·吉诃德》。（第3—4页）

正如西西所说的，“戏谑小说在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是一条很重要、不容抹杀的线索”，从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还有流浪汉文学，一直到斯特恩、狄德罗、斯威夫特，“讽刺”与“戏谑”，始终是作家的主要武器。同样欣赏“戏谑”的文论家巴赫金与小说家昆德拉，为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判断截然相反，问题提得很有深度，只是作者的答案稍嫌简单化了些。至于谈戏谑小说而“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本是很有意义的命题，可惜作者只是一笔带过，大概是为了“藏拙”。

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小说一直在挑战世界要我们相信的东西”，不想“严肃”（“从未严肃地看待世界”），恰好是“真正的小说”的特质（第9页）。对于世界的完整性，戏谑小说的策略是正面挑战，而旅游叙事则倾向于迂回出击。不过，并非所有的旅行以及关于旅行的叙事，都能促使当事人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于那些手持镜子上路的旅行者来说，看到的，永远只是自己的“倩影”。(www.daowen.com)

本杰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引述德国谚语：旅途的人总有东西要说。远方来客或旅行归来，需要讲述新鲜的见闻，这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问题在于，“远游”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不应只是经验的积累，更应包括眼光的调整与理念的更新。尤其是，涉及文化冲突的“东游”与“西游”，更不应该只是“传播福音”或“夺宝奇遇”。

用英雄旅程（heroic voyage）来概括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游历，所看到的，必定只有“征服”，而不可能包含“启悟”——游历归来，文化观念及审美趣味“一尘不染”，这本身便大有问题。此等带着镜子上路，永远只看到自己的“旅行者”，要不自恋成癖，要不便是佛斯特所说的“扁平型人物”。令人欣慰的是，还有打破这个叙事框架的《格列佛游记》：“主人公回家后眼界完全不同了，他连家里的气味也受不了。”（第28页）倘若不局限于小说艺术，这种充满偏见的“旅游叙事”，该受的指责可就更多了：

西方人的旅游叙事（travel narrative）不见得统统跟帝国主义什么的有关，不要凡事从阴谋论的立场看问题，不过如果有一种艺术建立在误解、歧视、自以为是之上，就必须澄清、分辨。（第27页）

其实，晚清以降众多的“海外游记”，以及近年大行其时的“发迹变泰”小说，也都该从这个角度认真检讨一番。对于人生，对于艺术，“旅行”都是一件大事，都值得“大做文章”。

“戏谑小说”与“旅行叙事”，只是《时间的话题》中比较成熟的两则。其余的，若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博尔赫斯的“歧异之妙”、卡尔维诺的“时间零”，以及关于飞行的想象、恐怖故事的类型等，西西与何福仁也都有精彩的阐发。

这点很不容易。须知，二位都不是专家学者，其著述也并非出于连续演讲的需要。围绕着某一话题，不断地读书、思考、对话，十几年间，人与文均“在谈话里长成”（《后语》）。在如此讲求效益的工商社会，成名作家还能沉下心来读书，实在难得。引一句书中的话，既可见西西的眼界与野心，也与诸位成名、未成名的小说家共勉：

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作者，是在托尔斯泰、福楼拜，是在卡夫卡、卡尔维诺、加西亚·马奎斯、巴加斯·略萨等许多人的背景下写作，如果有所谓前提、基础，这些小说家就是了。你不可能无视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每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出现，就修订、扩阔这个传统。（第116页）

这个熟悉传统，并将修订传统的“优秀的小说家”，既可能是某位如雷贯耳的先贤，也可能是你自己。

1997年11月17日于西三旗

（初刊1998年1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

（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香港：素叶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