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边界与魅力
——在“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当今中国，“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话题，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不仅仅是教育学（史）家，普通民众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也都可能越俎代庖，就此话题侃侃而谈。私心揣度，今人之谈教育，既是历史研究，也含现实关怀。这就难怪坚守学术立场、又希望介入社会变革的北大学者，会出而大谈教育。

不管是曾经搅乱一池春水的中学语文讨论，还是至今仍余波荡漾的大学史研究，北大教授的“不安分”，使得“教育”这一话题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理论资源不尽相同，但今日中国学者之谈教育，大都包含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当代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现状的批评，以及学院中人的自我反省。

所谓教育，不仅仅是“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随着教育体制的日趋完善以及各地大学的不断扩招，拿个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可我们还依稀记得，当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首次登台演讲，强调的便是，不该将读书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上学堂的目的，不是为了拿文凭，此告诫今天依然有效。这句话还可以反过来理解——那些不发文凭的“非学历教育”，其存在以及发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不仅仅是从幼儿园到博士后，在某种意义上，“教育”贯穿整个人的一生。既然知识日新月异，我们也就只能“活到老学到老”了。因此，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今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教育”打交道。当然，我所说的“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还是—个专门学科、一种思想方式、一套文本系统。

本次会议讨论的话题，从晚清北京的女子学校，民初中学语文的教学实践，到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趋势，目光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具体论述中，既关注教育小说的兴起，课程建设的推进，社会教育的风貌，更关注知识团体/文学流派的大学背景，以及学科体制的建立与意识形态的纠葛等。总的研究思路是，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并阐释近代以降的教育问题。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力图通过若干意味深长的个案，沟通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精英与大众，将“教育研究”从过多过细的操作层面解放出来。(www.daowen.com)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在邀请信上写着：“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教育思想的嬗变以及教育制度的转型，至关重要。这一点，教育史家从来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取得很大成绩。可‘教育’不仅仅是教育学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将其纳入更开阔的论述视野。本次会议选择一特定角度，即从文化史、政治史以及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教育问题，涉及启蒙论述、文化政治、权力运作、经典确立、文学想象以及学科规训等一系列问题。”

这样来谈“教育”，视野可能显得开阔，气氛则相对凝重得多。对于我们这些非（教育学）专业的研究者来说，能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

但愿与会诸君，在接下来的正式讨论中，能有出色的表现。谢谢大家。

2005年5月13日

（此文与《关于“经典”》及《现代史视野中的教育与文化》合并为《教育·经典·大众文化》，刊《邯郸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