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后记

原本设想为本书撰写一长篇“前言”或“导论”，临到落笔时，发现许多话前两年在新加坡演讲时已提及，再说就有点重复了。干脆偷懒，将演讲稿作为“代序”，放在书前。这样一来，“后记”就轻松多了，可以说些自己感兴趣的“闲话”。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由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笔者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本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

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体会其中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个体学者与时代氛围的关系；众多努力中，尤其注重从“教育”角度切入。论及前辈“学者”，世人多看重其传世之作；可据此判定“教授”的功业，则不无偏颇。引入早就随风飘逝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在“课堂”与“校园文化”、“社会思潮”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是希望进一步落实大学“教书育人”的功能。在我看来，只有兼及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方能在“知识”与“技能”之外，体现“文学教育”之“情怀”。

过去谈学科建设，对“学问”背后的政治权力注意不够；现在则反过来，受福柯影响，满眼看过去，“知识”全都变成了“权力”。这同样也是一种遮蔽。在中文系所有课程中，很难找到比“中国现代文学”跟意识形态建构关系更为紧密的了。可即便如此，这一课程的建立与拓展，也并非只是从属于政治，仍有其学理上的依据。笔者力图深入若干学科领域，探究意识形态与学术传统之间的纠葛与张力。

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既可爱又可疑的学问。正因此，本书既总结百年来中国人从事“文学史”研究及教学的经验，又质疑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指出20世纪的中国人，选择“文学史”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途径，有得也有失。辨析得失的同时，更希望探究可能的出路。

若论写作时间，本书最早完成的是第六章（1993年）。并非十七年间的笔墨全都集中于此，但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持续与此课题展开深入对话。先是追随王瑶先生叩问“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入手处是胡适、鲁迅等学者研究（1988年起）；接下来是在北大开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讨论小说史、散文史等学科领域的进展（1996年起），最后是将“大学史”与“文学史”相互参照，思考“‘文学’如何‘教育’”（1998年起）。可到了著作问世，则是后来者居上。全书共十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专业领域如何拓展。

第一至第四章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其中最有心得的，是对于“课堂”的发掘与表彰。如何在大学里讲授“文学”，古今中外，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追摹的，只有前人的足迹。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凭借老学生的“追忆”，得到部分重现。已经成为著名教授的老学生们，之所以津津有味地讲述早就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除了借此构建学术谱系，更是在与当下的学术界或教育界对话。作为后来者，我们因前辈的“追怀”而获得真切的“历史感”，同时，也获得某种“方向感”。

第五、第六章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之所以选择黄人和鲁迅（笔者还有若干文学史家的专论，不想收入），除了二人的学术贡献，更因其工作隐含着巨大的张力，在前者是“大辞典”和“文学史”，在后者则是“杂文”与“学术”。大学教育讲究知识的体系化，文学史又是其中重要一环，论述方式很容易凝固；黄人和鲁迅的努力，为我们敞开了一片新天地。(www.daowen.com)

第七至第十章牵涉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属于典型的学术史思考。当初计划闳阔，为何只剩下寥寥四章？一是整个学界进展神速，不时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二是深感自家学力有限，如古典诗歌研究，讲课时多有涉及，但不敢落笔为文；三是课堂讲授与学术著述的巨大差异。

“中国文学研究百年”这门课，我在北大讲了四轮（1996年、2000年、2002年、2009年），另外，还在台湾大学（2002年秋季学期）演述过。每次讲授的内容，随研究深入而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演进，课堂讲授还是不同于专业著述。本书七、八、十这三章，更多保留讲课的风格；至于第九章，则是作为论文来经营的。讲课可以粗枝大叶，论文必须细针密缝；讲课较多引介学界成果，论文力图完善自家立场；讲课不无表演的成分，讲究现场效果，论文则面对整个中外学界，注重分寸感。本书之所以特别注重“文学课堂”，与笔者在课堂上反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对这一“讲授方式”的利弊得失有深切体会，不无关系。

其实，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大学何为》等书中，多少也有所涉及，只是不若本书这么集中而已。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本书写作时间这么长？

作为大学教师，我必须为追随多年的研究生开设各种新课，引领他们尽早进入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学术领域。如此左冲右突，四面开花，对训练学生或许不错，对自家著述则不无伤害。明知过度分散精力乃兵家大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可最终还是推出不少“半成品”。这一点，笔者颇为懊恼。写作时间拖得太长（中间穿插别的著述），容易患“审美疲劳症”；而为了每篇文章的完整，各章之间又互有重叠。如此一来，各章水准不一，立场也略有移动，跟早年撰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状态很不一样。

当然，写作时间长也有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研究的深入，有些原先想不清楚的问题，日后豁然开朗。比如谈小说史我比较有把握，戏剧史则非所长；可前者写得太快，近乎急就章，后者从容淡定，效果反而好多了。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的写作经过。八年前，我在《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上发表一则短文《“文学”如何“教育”》，得到某种响应。2007年起，以“此情可待成追忆”为题，我曾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大学生、研究生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课堂”。2009年秋冬，我将两条线索合一，成为今天论文的基本格局，并先后在“深圳读书节”以及（台湾）东华大学、复旦大学做主题演讲。查阅写作日记，此文2007年5月10日初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2009年11月至2010年1月二稿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2010年2月至3月三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2010年7月24日至8月6日定稿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正因如此回旋往复，长期琢磨，使得此文自觉比较惬意。

本书的主体部分，乃最近几年撰写完成的。但也有若干章节，在我以前各书出现过。除了对旧作略加修订，再就是决定，收入《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收入《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的《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以及收录《新教育与新文学》和《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的《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此后不再刊行。

本书各章，最初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以下各学术刊物上：《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初刊《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初刊《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2010年第1期；《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初刊《现代中国》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初刊《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初刊《学人》第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初刊《现代中国》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初刊《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初刊《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初刊（香港）《人文中国》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

对于刊发拙文的各种专业刊物，以及提供讲台的诸多学术会议，还有各位同行的批评与鼓励，我深表谢意。此外，我还想向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那些修过我专题课的研究生们致谢，正是他/她们的掌声、嘘声以及精彩提问，帮助我不断深入思考。日本神户大学中岛长文教授将我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译成日文，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米列娜教授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将我的《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译成英文，让我深感荣幸。最后说一声，没有先师王瑶先生二十多年前的提醒，我或许不会进入这一领域；而没有第一读者夏晓虹教授的认真审阅，我的专业论述很可能留下不少遗憾。

2010年10月31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作为学科的文学史》，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