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集刊编后记（三则）

《文学史》第一辑编后记

以文会友，乃读书人本色。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内地、港台和海外学者很难平心静气地会友谈天，砥砺学术。这种局面如今已经开始被打破，可真正的理解与沟通并非易事。借一块宝地，聚四方学人，就某一学术问题深入探讨，这一愿望由来已久。不争学统，也不搞竞赛，只不过希望多听到一种声音，多了解一点世界。“文学史”是我们的研究课题，可这种“学术对话”的意义当不限于此。

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并非排斥“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而是强调将文学现象放在“史”的位置上考察。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而不取个别文本的独立分析。至于文学史理论以及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的反思，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具体栏目的设计，只是因地制宜；不过希望体现一种融合中与外、古与今、文与史、论与证的学术追求。

文学史研究本身就带有学院派的色彩，再加上本书的作者大多任教于大学；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力求严肃认真地思考，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大都是平正通达的研究，言必有据，据必可稽。强调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无非是想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学术风气；但愿能免“不贤识小”之讥。

我们的杯子很小，我们的胃口也不大，只不过想联络若干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还愿意读书做学问的同道，相濡以沫，并用适当的方式体现我们的存在。

1992年7月于蔚秀园

（《文学史》第一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文学史》第二辑编后记

值此“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呼声日高之际，这一辑《文学史》集刊用一半篇幅推出台湾学者的著述，颇为“合乎潮流”。不过，所谓的“文化交流”不该流为一种“姿态”。学者作为个体，凭良心和学识发言；至于编者，也只考虑论文的学术质量。学者之间需要对话，而对话的前提是尊重对方的学术选择、理解对方的学术道路，彻底摒弃“一统天下”或“争雄斗霸”的企图。但愿不同地区学者之间的对话成为“家常便饭”，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也不值得搭架子。如此平实的对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既然是“对话”，希望有个可以交锋的中心话题，不至于老是各说各的。无意制造争论，只是在大致接近的课题中，更容易发现各家学术立场的差异。因此，每辑《文学史》集刊，围绕一个中心话题来展开，这样有利于读者的关注与介入。选择中国古代的“诗词曲”作为第一个中心话题，则是因其容易找到共同话语，但又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不同文章之间的缝隙，颇为耐人寻味。或许这正是时贤所追求的“开放空间”：在此无始无终、可进可退、非正非邪的对话状态中，首先感受到的是自由思考的乐趣，而不是具体结论的对错。

设立“试写文学史”专栏，目的是将理论探讨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文学史撰述远非“史识与史料的结合”一句话所能涵盖，涉及不少棘手的问题。不同的文学史著述，有不同的学术思路、理论设计、叙述策略以至操作程序，是非功过需要仔细辨析。不作惊世骇俗的翻案文章，只想选取同人中正在撰写的文学史片段，加以认真的批评。之所以采取如此“低姿态”，是因为意识到文化建设的艰难，对古人、对今人均抱“理解之同情”。希望这不至于成为“平庸”或“乡愿”的托词。

1993年仲夏之夜(www.daowen.com)

（《文学史》第二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文学史》第三辑编后记

学者论学，乃分内事，没什么好吹嘘的。

文章水平自然有高有低，但在作者、在编者，都总算是尽了心，也尽了力。

三年前，当我们几位凑到一起商量办集刊时，确有几分悲壮情怀。意识到商品经济大潮将对学术研究造成巨大冲击，对策不外两条：一是向政府或基金会申请资助，一是学者自谋出路。很希望能像30年代的文入学者那样，“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

明知以今日学术市场之狭小，以及知识者的贫困，要做到这一点近乎天方夜谭，还是不愿就此罢休。几位穷书生就这么不识时务，居然想凑小钱“办大事”。幸亏有北大出版社的支持，集刊总算出了两辑，而且自认不算太坏。

当初新闻界的朋友希望“广而告之”，说是听起来挺动人的，准能募集到经费。婉言谢绝了朋友的建议，一是唯恐变成“作秀”，此事纯属个人兴趣，真是“一说便俗”；二来更怕政府或企业因此心安理得地拱手出让支持学术的义务。当然，也想试试自己的心志和能力。在我们看来，不管在朝在野、钱多钱少，为文化建设出力是理所当然的——学者也不例外。

遗憾的是，随着印刷成本的大幅度上涨，我们的“心志”明显超出“能力”，无法再独立承担相关费用，只好退而求其次：申请资助。

在感谢为这一辑《文学史》提供出版费用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同时，更想对此前在道义上和金钱上帮助过我们的各位朋友表示歉意：没能坚持当初的理想，毕竟是一种失败，尽管集刊还在出版。

1994年深秋于京西

（《文学史》第三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