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后记

将原先允诺的长篇“导论”，改成区区三四千言的“后记”，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出版后，得到不少学界朋友的热情鼓励，可也有相当尖锐的批评。对“初编”的非议，集中起来主要是以下三点：书中各章水平不一，有些章节的论述缺乏深度，没能达到原先设想的目标；既然是“进程”，应侧重综合研究，如今提供的，接近古已有之的学案体；缺少一篇大手笔的“导论”，使得全书无法纲举目张。这些批评，大致我都能接受，尤其是原先说好由主编王瑶先生撰写的“导论”，因先生的过早去世而落空，更是无可弥补的遗憾。

意识到“初编”存在的问题，在筹备“二编”的出版时，我做了若干调整。这回所请作者，不像原先限于本课题组成员，而是广邀各路豪杰，且不论资历深浅，唯贤是举。现在看来，虽有个别章节因写作难度大，效果仍不太理想，但总体水平比“初编”均匀。讨论“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到底以整体把握为好，还是个案研究更适合于深入开掘，尽可见仁见智，既是“二编”，就不可能、也没必要另起炉灶。至于“导论”该如何撰写，才能不负众望，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几次落笔，全都半途而废。已在北大讲过两轮“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按理说，为“二编”撰写“导论”不该有太大困难。可实际上，如何协调“导论”与书中各章的关系，并非轻而易举。

先看看我的讲课提纲，便不难明白此中奥秘。在现代中国知识生产的背景下，讨论“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业的得失，我主要选择了以下十九个专题展开论述：1.学术史上的“文学史”；2.世代与时期；3.文学教育与经典确立；4.学术著述与思想潮流；5.见证历史与参与创新；6.“文史之学”与“文学之史”；7.小说史学的形成；8.俗文学研究的兴起；9.戏剧研究的两种路向；10.批评史的意义；11.抒情诗的世界；12.文章之血脉；13.古今与中外；14.通史与断片；15.感觉与思辨；16.考据与诗情；17.文字与图像；18.民族想象与性别意识；19.拟想读者与述学文体。这一论述框架，兼及理论设计、研究方法与学科史的辨析，本身自成一说，将其置于全书的开篇，显得有点夸张，也有些霸道。如轻描淡写，近乎瞒天过海；若浓妆艳抹，又对书中各章造成压抑，有滥用主编职权之嫌。

思前想后，决定抽身而退，另外处置自家撰述，以保此书体例的统一与结构的完整。这样一来，读者的注意力，当能更集中于周勋初、樊骏、孙玉石等诸位先生的大作，而不必猜想“导论”与书中各章可能存在的缝隙。当然，作为主编，如此处置，也有“取巧”与“藏拙”的意味。

本书的基本思路与写作框架，大体上是“萧规曹随”。但有几点小小的补充或修正，需要提醒读者注意。

“初编”之所以不选刘师培、黄侃等很有学问但治学方法比较传统的学者，当初的说法是，希望凸显“现代中国学者在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以及研究领域的开拓”。这一大的工作目标并没改变，只是由于当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推进，我们对晚清学术变革的趋向有了较多的了解，对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框架略有反省，更强调古今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对峙”。尤其是在辨析北大早期的文学教育与学科建设时，我们日益体会到刘师培和黄侃的意义。前者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与后者的《文心雕龙札记》，因其六朝文章趣味与当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其朴学家思路又与作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故此后几十年中国学者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当初也曾引领风骚的林纾、姚永朴的路子（参见拙文《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体会到刘、黄二君学术思路及方法的“旧中有新”，并将其置于整个学术思潮嬗变中，给予深入的剖析——周勋初之研究黄侃、王枫之谈论刘师培，都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抓住关键，做专深的开掘。(www.daowen.com)

在“初编”的《小引》里，我提及最初的设计不含现代文学研究家，原因是主编王瑶先生不愿“王婆卖瓜”。王先生去世后，有好几位学者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从已发表的论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中选一篇作为“初编”的附录。考虑再三，为了尊重先生的意愿，决定保持原来的框架和章节不变。这回由我主事，“二编”中理所当然地将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王瑶和唐弢列入。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做出贡献的，早期还有胡适、周作人、陈子展、阿英、李何林等，这里只是考虑代表性，以及能否找到合适的研究者。樊骏之谈论唐弢，以及孙玉石之研究王瑶，在我看来，都是最佳人选。既了解研究对象的脾性、思路与学术贡献，又能保持史家的独立判断，不为私人感情所左右，这点很不容易。

还是“初编”的思路，这不是一部学者传记集，虽立足于个案分析，着眼的却是学术思潮的变迁。因此，研究者既需要对对象充分了解与尊重，更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若葛晓音之以“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来概括林庚的学术道路，张伯伟之发掘程千帆的“诗学研究方法”，都是高屋建瓴，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比起《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赵敏俐等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董乃斌等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新文学编纂史》（黄修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徐瑞岳主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综合性著述，这种透过具体学者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气魄虽不够宏大，其细腻与深沉，却也别具丰韵。对于术业有专攻的读者来说，如此“体贴入微”，或许更具亲和力。

中国人做学问，历来讲究文史不分；只是随着现代学科的建立，所谓的“专业意识”深入人心，研究者方才倾向于画地为牢。即便同属文学研究，也有“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驾马车之说，更毋论其他。对于兴趣广泛、课题不够专一的学者，学界其实颇有非议。选择顾颉刚、李长之与朱东润作为研究对象，正是为了挑战学界的这一思维定式。顾的民间文学趣味、李的打通古今设想、朱的传记文学写作，即便今天看来，也都富有建设性意义。这里所说的，除了具体的方法借鉴、资料融通、学科拓展，还包括眼光、修养及趣味的养成。

“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这话说来容易，真做起来却很难。与大众传媒近年之流行“酷评”迥异，学界对于本领域的前辈先贤普遍尊崇有加。再加上本书的作者与研究对象间多有亲密的联系，不少更是入门弟子，明知师长有伤疤，一般来说，也都不太愿意重新揭开。作为史学家，当然明白“为尊者讳”并非好主意；可落在自家头上，真要秉笔直书，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读读樊骏论唐弢“艰难的学术跋涉”，以及董乃斌分析刘大杰“学者的困厄”，当能明白学术如何受制于时代，以及学者作为大时代中孤立无援的个体，其“性情与文章”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如此既论“学”，也谈“人”，超越单纯的业绩表彰与著述品鉴，方才当得起“学术史”三字。

词曲方面的研究非我所长，不便说三道四，但我相信王小盾、郭英德、王兆鹏等诸位先生的眼光与学术实力。

其实，原先设计的“二编”，还包括周作人、冯沅君与陆侃如、姜亮夫、钟敬文、王季思、钱仲联六章，因作者未能按时完稿，或交来的文章不尽如人意，出于宁缺毋滥的考虑，继续保持此书的“开放状态”。另外，对中国文学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并深刻影响中国同行的海外汉学家，同样需要纳入我们的视野。所有这些，只好留待日后了。

（2002年2月18日于京北西三旗，《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