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铁未销
——新刊来裕恂撰《中国文学史》序

在中国，兼及学堂科目、著述体例、知识系统的“文学史”，肇始于1903年——这一点，因有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为证，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此前，中国人讲的是“文章流别”，此后，则积极投身“文学史”事业。一百年间，国人兢兢业业，多有撰述，如何评价，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0年以前国人所撰“文学史”，今天仍值得与其认真对话的，大概只有王国维（1877—1927）的《宋元戏曲考》、刘师培（1884—1919）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以及谢无量（1884—1964）的《中国妇女文学史》了。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着眼于“学术史”，则又是一番风景。这也是我热心谈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教师林传甲（1877—1922）、朱希祖（1878—1944）、吴梅（1884—1939），以及东吴大学教习黄摩西（1866—1913）等人著述的缘故^[1]。这些撰写并刊行于清末民初的“文学史”，作为曾被正式使用的大学教材，让我们得以进入并深入探究那个时代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

约略与此同时，任教浙江海宁中学堂的浙江萧山人来裕恂（字雨生，号匏园，1873—1962），也开始了编纂“文学史”的工作。清末民初，不仅大学堂，中学堂也可开设文学史课程。1903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课程除讲授文义、文法和作文外，“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2]既然同期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已在“历代文章流别”后面加一括号，注明“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3]，中学堂里的“中国文学”课，自然也可讲成“文学史”。进入民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第一章“学科及程度”规定：“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1913年3月，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国文一科第四学年的教学内容包括：“讲读、作文、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4]因应这一潮流，商务印书馆积极行动起来，1914年刊行为中学国文科编纂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1915年出版列为“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的《中国文学史》（张之纯）。至于晚清，则未见同类著述。在这一意义上，眼下这部“新刊旧书”《中国文学史》^[5]，倒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

近乎“出土文物”的《中国文学史》，是来裕恂撰于清末民初的中学教材。作者1904年自日本归国，第二年起任教海宁中学堂，因课程需要，开始编撰讲义。目前仍保存完好的稿本，前有《绪言》，署“宣统元年二月萧山来裕恂叙于海宁州中学堂”。书稿多有涂改处，其中“国朝”一律改为“清代”，当系民初所为。这些删改无伤大雅，全书的基本格局，仍属于晚清——具体说来，就是1909年的誊正本。而此前三年（光绪三十二年），作者在商务印书馆刊行了其生前唯一公开出版的著作《汉文典》。二书面貌迥异，但学术思路多有重叠处，将其对照阅读，大有可观。

既然是为中学堂编写的“文学史”，必定不同于学者的专门著述，不可能特立独行，也不允许艰深晦涩，而只能是“兼收并蓄”——说白点，就是更多地借鉴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如此说来，与其从“学术性”角度，对其高标准、严要求，倒不如承认，此乃“通俗读物”，更多地体现一时代的学术风貌。于此入手，实可触摸那个时代读书人对于“文学史”的想象。

早期的文学史著述，有若干共同点，如厚古薄今、粗枝大叶、叙述多而分析少，“文学史”而兼“诗文选本”（如来著讲汉代韵文时抄录《古诗十九首》，讲汉魏文章时夹入曹操《短歌行》、曹植《洛神赋》、王粲《登楼赋》）等，那既体现了当年学界的水平，也是为了适合教学需要。比起大学堂来，中学堂里讲述的文学史，无疑更为简略。但所有这些，都不是“问题”；需要深入探究的，是作为晚清学人，来裕恂先生的学术立场以及编纂策略。

谈论来裕恂的学思历程，最好拉上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斗士兼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在《〈汉文典注释〉说明》中，来新夏提及《匏园诗集》卷十五之《为苏报案章炳麟、邹容下狱，乃醵以周之，延徐紫峰为被告律师翻译，赴会审公堂旁听，归而放歌》，目的是强调其先祖“同情革命”。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裕恂与章太炎的“同门之谊”。

同入杭州诂经精舍，比章太炎小五岁的来裕恂，竟“捷足先登”俞樾门墙。若来新夏先生的记述无误，则章、来二君应有两年同窗的经历。所谓“少攻经史诸子，年十八，肄业于杭州西湖诂经精舍”，加上“光绪十八年，先祖方二十岁，就一面于杭州崇文、紫阳二书院以窗课博膏火资，一面还设帐授徒为稻粱之谋”^[6]，意味着来裕恂确曾与章太炎同学。读《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谢本师》等，我们确知，章太炎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肄业诂经精舍”、“事德清俞先生，言稽查古之学”的^[7]。至于日后二人都曾游学日本，则是擦肩而过。光绪二十九年（1903），来裕恂“因受新思潮影响，乃典衣举债，东渡扶桑，入弘文书院师范科，并考察日本各类学校的教育情况。次年应聘主横滨中华学校教务。同年归里”^[8]。而此时，太炎先生正因《苏报》案身陷囹圄。等到1906年章氏出狱，前往东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9]，来氏则已在海宁州中学堂任教。如此说来，二人虽系同门，很可能并没有多少深入的交往。

或许，深刻影响来裕恂学术思想形成的，反而是1904年之应聘主持横滨中华学校教务。所谓“宗国沉沦痛已深，侨民幸尚仰儒林；四千里外逢青眼，海上成连且学琴”（《郭外峰邀任横滨中华学堂教务》），此举不仅让“具热心”的作者得以“贡微尘”^[10]，更重要的是，也使其更多了解了梁启超的著述。在海外，日本横滨的华侨教育发达甚早，先有大同学校，1901年后复有中华学校、华侨学校、志成中学；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数校合而为一，延续至今，便成了“百年老校”横滨中华学院^[11]。同是华侨教育，来裕恂主持教务的中华学校与梁启超积极参与的大同学校，并非楚河汉界，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更何况，梁在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乃当年国人接受西学的重要途径。仔细辨析，来裕恂所撰《汉文典》及《中国文学史》中，也隐约可见梁启超的声影。

从1905年的《〈国粹学报〉序》（黄节）、《古学复兴论》（邓实），到1906年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日后被命名为“国粹学派”的晚清诸学人，既有“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也”的现实刺激，又有通过复兴周秦学派来“扬祖国之耿光”的意图，更有将语言文字作为文明复兴根基的愿望：“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12]由“文字”而“文章”而“文学”而“文明”，如此救国途径，在来裕恂那里，得到很好的呼应。最明显的，莫过于《汉文典》卷首的这段话：

爰不揣祷昧，以泰东西各国文典之体，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疆而正之，缕而晰之，示国民以程途，使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无不读书之人。由此以保存国粹，倘亦古人之所不予弃也。^[13]

为了论证“有文斯有国，有国斯有文”的道理，在《汉文典》第四卷“文论”中，有如下一段妙语：

地球各国学校，皆列国文一科。始也，借以启蒙普通知识，继则进而为专门之学，果何为郑重若斯哉？以文之盛衰，系乎国之存亡，故知保存其文，即能保存其国。^[14]

而在《中国文学史》的《绪言》中，来裕恂亦指认：“欲焕我国华，保我国粹，是在文学。”在来先生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道理很简单：“则以泰西之政治，随学术而变迁，而中国之学术，随政治为旋转故也。”因此，当务之急，是专心学术，而不是侈谈政治。如果说来裕恂借国文保存国粹之观念，与同门章太炎高度契合，其上述关于政治与学术之辨析，则明显得益于梁启超^[15]。

既然像“远而希腊，近而欧美”那样，“皆能以学术之力转移政治”，在中华文明史上，“仅先秦时一现光影”，这就难怪，作者在《中国文学史》中，对于先秦学术给予极大关注。在第二篇第八章“先秦文学之评议”中，作者称：“凡一国文学之昌明，恒视其国民思想之发达。中国国民之思想，于先秦时最优胜，故此时代之文学，大有可观。试述其优长者四端。”这四“优长”分别是：“国家思想之发达”、“生计问题之昌明”、“世界主义之光大”、“家数之繁多”。至于先秦学术之缺陷，作者认为，“一在论理之学缺乏”、“二在物理学之不讲”、“三在门户之见太深”、“四在保守之念太重”、“五在家法之说太严”。不管是说“优长”还是辨“缺点”，都不是纯粹的史学研究，而是在呼应当世学人对于“古学复兴”的提倡。有趣的是，以上论述，并非来裕恂的创见，同样汲取自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6]。与今日著述之讲求“学术规范”不同，晚清学人喜欢“转引”与“抄录”。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学界的“最新成果”，属于教材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来著《中国文学史》之多有借鉴，实在是情有可原。

晚清的国粹学派，绝非一味守旧，相反，他们特别强调“中外交通”对于文化创新的重要性。所谓“古学复兴”，本身便是套用欧洲“文艺复兴”的思路^[17]。如此趣味，使得来著《中国文学史》特别看重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若第四篇第七章“南朝之儒学及梵学”，提及：“南朝文学之盛，惟梁武之世。然梵学亦开于此时。要之，梵文之译，始于晋；而采用印度学术，则始于梁之韵学。六朝时代，为印度哲学输入之始。中国声韵之学，全仿梵文，究中国文字之学者，不可不知也。”第五篇第七章“唐之佛学”，将玄奘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为“佛教中之文学”，全文抄录，郑重推荐给读者。第七篇第七章“欧洲学术之输入”，谈论元代虽然“中国文学”不兴，但“欧洲学术”开始输入：“蒙古为游牧之民，文学等于草昧，值东欧罗马之文明未淹、工艺正盛之时，故欧洲之学术，如天算等，有输入者。”至于第九篇第十一章“近今之文学”，从京师同文馆以及广东的广方言馆、天津的武备学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福建的船政学堂说起，因其“皆以考究欧洲之科学为目的”，而中国文学将因此而“开前古未有之景象”。编撰“中国文学史”而引入“佛学”，在情理之中；至于谈论元朝时“欧洲学术之输入”，以及从京师同文馆等入手，来辨析近代文学之走向，均是别开生面。

作者关注“中外交通”对于“文学史”的贡献，但限于学识与体例，未能深入展开。除了第一篇谈及“诸子以前之文学”时，有“各国文学之通例，必先韵文而后散文”；其余部分，绝少显示作者的西学修养。在《中国文学史》的《绪言》中，作者提到了哥白尼之天文学、亚丹斯密之理财学、卢骚天赋人权之学说、伯伦知理之国家学、倍根之格物学、笛卡儿之穷理学、蒙德斯鸠之政法学、富兰克令之电学、瓦特之汽机学，以及约翰弥勒之论理学、达尔文之进化论、斯宾塞之群学、边沁之功利主义等，虽表明作者对刚刚传入的“新学”饶有兴趣，但都是一句带过。《匏园诗集》卷十八《赴沪为〈汉文典〉出版》有云：“学希许郑文班马，法准欧苏义韩柳。”《汉文典》如此，《中国文学史》也不例外。作者到过日本，但进的是语言学校，属于那个时代十分流行的“游学”，而非正规的专业训练。故讲西学非其所长，只是增加了论说的时代感，同时带进一种比较的眼光。作者真正的学术功底，还是在诂经精舍打下的。

来裕恂撰《中国文学史》，其《绪言》称：“盖文学者，国民特性之所在，而一国之政教风俗，胥视之为盛衰。”因为“文学”与整个社会风气，乃至语学、美术学、哲学、政治学等，“要有各种关系”，故“观于一代文学之趋势，即可知其社会之趋势焉”。这里有《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文学”一词的理解，并非直接对应西文的Literature。第一篇“中国文学之起源”中各章，如“黄帝之学术”、“尧舜之学术”、“殷之学术”、“周代学术”等，其中“学术”二字，作者后来全都涂改为“文学”。第二篇“诸子时代”各章，若“老子之道”、“孔子之道”、“墨子之道”等，也都改“道”为“文学”。换句话说，在作者心目中，“文学”与“学问”、“道术”之间，不说完全等同，起码也可互换。这样一来，谈“中国文学起源”时，设专章讨论“周代之学制”；辨析“晋代之文学”时，从“晋初，武帝承魏祚，立学校，大学生徒三千人”说起；或者考察“近今之文学”时，以京师同文馆等之崛起为标志，便都显得顺理成章。至于借助《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来编写第六篇第三章“宋儒之学派”和第八篇第二章“明代道学派之纷争”，将文学史和哲学史混为一谈，也是基于上述思路。清末民初，国人所撰“文学史”，大都未在“文”、“学”之间作出严格区划，但像来裕恂这样强调“学制”、注重“学派”的，倒也不多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科边界日渐明晰，史家转而从审美角度来讨论“中国文学”，像来著那样“芜杂”的“文学史”，因此逐渐被淘汰出局。不过，完全套用西方“纯文学”思路，以今律古，同样不无流弊。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本就不是单纯的“审美”。谈论古代中国的诗文，如何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清末民初刊行的文学史（除黄人所著外），大多以“文章”为中心，而极少关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这一点，在京师大学堂教材、林传甲撰《中国文学史》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自称，此书之编撰，除依据《大学堂章程》外，“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8]可在具体论述时，林氏又振振有词地批评笹川书“识见污下”。为何先卑后倨，关键在于，笹川之表彰小说戏曲，让林教习很不以为然：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19]

林教习万万想不到的是，十几年后，他曾任教的这所“最高学府”，竟屈服于那些他深恶痛绝的小说戏曲，不仅没有“戮其人而火其书”，还开设专门课程，鼓励学生体味与研修。

比起林传甲之厉声训斥传统中国的小说戏曲诲淫诲盗，来裕恂撰《中国文学史》之轻描淡写，已经算相当客气。该书第七篇第六章“小说戏曲之发达”，区区两小段，谈及小说时，更只有寥寥数语：

元以前之小说，大都神仙怪异，或巷说街谈，始自周之稗官者流。至宋元而繁矣，《四库总目》分为三派，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至元代，则《水浒传》出自施耐庵。自此至明，小说益盛，有《西游记》、《后水浒》及《三国演义》等书。

至于第九篇第九章“国朝之小说戏曲”，更是简略得不能再简略，连声名显赫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没有露脸的机会。这一点，与梁启超之提倡“新小说”，并非截然对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引入来裕恂所撰《汉文典》，其中关于小说的论述，正可与《中国文学史》互相补正。

《汉文典》包括《文字典》和《文章典》两部分，后者包括“文法”、“文诀”、“文体”、“文论”四卷。第四卷“文论”之第四篇“变迁”，实际上是一篇微型的“文学史”，因其从“伏羲唐虞”之“文学发生时代”，一直讲到“近今”之“文章改良时代”，划“中国文章之变迁”为十四期^[20]。定魏晋为“文章薄弱时代”、南北朝为“文章淫靡时代”，属于传统见解，无法与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之“石破天惊”相提并论^[21]。但此书虽以论“文”为主，偶涉小说戏曲，却有相当通达的见解。若第三卷第三篇第三章“文词类”之谈论“小说”，从“出于稗官”起笔，一直讲到汉魏笔记、唐人传奇，还有明清小说等^[22]。看得出来，作者对于小说戏曲的评价，是在传统的偏见与新学的提倡之间摇摆。一方面称“故章回、杂剧终为儒者之所鄙，此亦乌足以极文章之妙”，似乎是文类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引入外国的眼光，好像是在批评国人之不觉悟：

要之，中国之小说，自昔之作，大约事杂鬼神，情钟男女者为多，故往往为世间之戏具，不流行于上层社会。而移风易俗之道，外国泰半得力于小说者，中国反以此而沮风气。推其原因，则由于读小说者，不知小说之功用，作小说者，不知小说之关系也。^[23]

此等看似自相矛盾的论述，实际上深受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二文的影响^[24]。既批判“旧小说”之诲淫诲盗，又表彰“新小说”之觉世济民，此乃梁启超左右开弓的论述策略。基于此立场，谈论传统中国小说，不横加指责，就算是宽宏大量的了。到了第四卷第三篇第六章，作者方才给予“小说之文”比较正面的评价：

小说之文，每演白话，所记多杂事琐语。其体则章回、传奇，叙事之法，多本传记。惟词曲则注意于音节，辞采雕琢，不遗余力。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文人学士，无不为之歆动。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盖别具一种笔墨者也。^[25]

肯定“每演白话”的“小说之文”，称其“感人之深”、“别具一种笔墨”，这在晚清的文学史著中，已经算是相当开明的了。(www.daowen.com)

一百年前的著述，要挑毛病，那实在太容易了。相反，具同情之了解，将其置于学术史上详加辨析，更为难得，也更有意义。借用唐人杜牧诗句，即所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至于我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借此理解晚清波涛汹涌的西学大潮，以及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中学课堂。因而，不揣冒昧，从国文与国粹、中学与西学、学术与文学、小说与文章四个方面，对即将“新刊”的来著《中国文学史》略作“推敲”。

（2007年12月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初刊《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收入《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8月）

【注释】

[1]参见拙编《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之《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等。

[2]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08—50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3]《奏定大学堂章程》，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96页。

[4]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27页、535页。

[5]来裕恂诸多著述，除《汉文典》外，大都是稿本。最近十年，由于长孙来新夏的积极推动，原先只有家印本（1924年）的《匏园诗集》，199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萧山县志稿》1991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刊行；《杭州玉皇山志》有杭州图书馆石印本（1985年）、《中国文学史》有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2005年）。

[6]参见来新夏《〈汉文典注释〉说明》，载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

[7]参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4页，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谢本师》，《民报》第九号，1906年11月15日。

[8]参见来新夏《〈汉文典注释〉说明》。

[9]参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14页。

[10]《横滨中华学院百周年院庆纪念特刊》（横滨中华学院，2000年）所收《来新夏来函》，附有“前横滨中华学堂教务主任来裕恂”诗十二首（第207—208页），包括上引之《郭外峰邀任横滨中华学堂教务》。

[11]参见杜国辉《创立百周年纪念特刊发刊词》及《横滨中华学院沿革表》，见《横滨中华学院百周年院庆纪念特刊》第10页、第63页，横滨中华学院，2000年。

[12]参见黄节《〈国粹学报〉序》，《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1905年10月；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1906年7月。

[13]来裕恂：《〈汉文典〉序》，载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第2页。

[14]参见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第374—375页。

[1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开篇就是：“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参见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6]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四节之“（甲）与希腊学派比较”，梁启超列举先秦学派之所长与所短，比来裕恂所论多一长（“影响之广远”）一短（“无抵抗别择之风”）。参见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42—50页。

[17]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332—3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8]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书前“识语”，见《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十四篇第十六章，见《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210页。

[20]参见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第399—417页。

[21]参见拙文《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见《中国文化》第15、16期，1997年12月，或《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330—403页。

[22]称“白话小说，则原于宋”、“逮至明代，作者亦好为之”，大体说的过去；但将《聊斋志异》说成是“演义体”，称“偶谈”、“杂记”、“丛录”、“琐语”等“要皆统于说部”，起码是不够妥帖。

[23]参见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第351—353页。

[24]参见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21—22页、第33—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5]来裕恂著、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第398页。